《制琴师》： 对启蒙时代的深情回望

　　■陶奕宸

　　中篇小说《制琴师》发表在《野草》杂志2021年第6期，是舟山作家黄立宇的“回归之作”。作为“新小说论坛”的创始人，黄立宇在世纪初的文坛堪称活跃，却因某些原因沉寂十余年，没有新小说发表，颇为一件憾事。在这个前提下，《制琴师》中高超的叙事技法与圆熟的艺术境界，便更显得难能可贵。

　　《制琴师》讲述了一位精通小提琴制作技艺的上海老头来到皋城，深刻影响了“我”和吴丙声等一众小镇文青的故事。对于“我”和吴丙声来说，上海老头身上神秘而又独特的气质极具吸引力，在以“改革”“开放”为关键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无异于天外来客，在平静的皋城搅动起一时的波澜。

　　在小说中，作家以方言入文，进行了语言探索，“侬”“弗”等词在文中俯拾皆是，让人梦回金宇澄的《繁花》。值得关注的是，方言不仅是作家语言策略的体现，还起到了契合小说题旨的效用。上海老头身上的“异质性”，恰恰就通过小提琴和上海方言这两个要素体现出来。一方面，小提琴在皋城没有市场，这是乐器厂员工们的心声：“皋城有几人拉小提琴啊，卖给鬼去啊。”然而，上海老头制作的小提琴却不愁销路，甚至给濒临倒闭的乐器厂“提振了信心”。另一方面，上海方言不仅代表着地域，还象征着身份。上海老头口中的方言既有腔调又富魅力，而无数新奇的故事和新颖的词汇，也以方言的形式跃动而出，在象征层面指向着外来文化对小镇文化的冲击，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形成呼应。正是在上海老头的影响下，吴丙声奋不顾身地爱上了制琴，而“我”则一头扎进了文学的海洋。

　　除了语言形式，《制琴师》的叙事技巧同样值得一提。在小说中，作家游走于上帝视角和第一人称之间，时而采用上帝视角俯视众生，时而又转入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以“我”的见闻感受搭建起故事。通过前者，作家引领读者更客观全面地看清了小说中各个人物的行为与性格；借助后者，作家为小说营造起一个独特的抒情空间——“我的内心开始追随一个人，他的身边早已簇拥着一帮年轻人，我是远远看着他的一个。”

　　从篇幅看，上海老头相关的内容只占了小说的一半，而“我”和吴丙声的故事则是贯穿了全篇。如果说《制琴师》在地域背景上形成了上海、皋城“双城记”的格局，那么它在人物设置上则堪称老头、青年“双人记”。这也不难理解，“制琴师”本来就指向着两个人——既指制琴大师上海老头，又指制琴学徒吴丙声。上海老头在“我”和吴丙声这些小镇青年的生命中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而“我”们这些被启蒙者觉醒的标志也不尽相同。对“我”来说，主动阅读《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这些杂志代表着启蒙的成功；对吴丙声而言，主动学习上海老头的格局和腔调，尝试品味象征着新潮的上海咖啡，便是他真正拥抱启蒙的肇始。至此，我们也得以窥见作家在行文布局上的巧思：吴丙声偷琴学艺，只是在形式上模仿制琴师，而真正有灵魂的小提琴，则需要制琴师主体情感的注入——恰是在吴丙声求取上海咖啡之后，他制作的琴才首次被卖了出去。

　　关于启蒙的问题，鲁迅等新文化运动主将的笔下不乏佳作。时过百年之后，黄立宇将焦点放在八十年代的小镇青年身上，对这一文学与思想的黄金时代投去了深情的回望，亦不失为一种别样的“朝花夕拾”。小说中，在送别上海老头之际，小镇青年们都流露出伤感的情绪，似乎也是在对一个启蒙时代进行告别。离别时分，冯丽莉评价上海老头说：“伊是一个浪漫的人。”在我看来，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这篇小说，适用于作家本人，也适用于那个已然逝去的黄金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