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晨
阿炎的家和我的家隔着一条大马路。
七八岁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在阿炎家度过，吃过午饭就去了，骑着我的小自行车，里面装满零食。姑奶（阿炎奶奶）见了总要问我带了什么好吃的给阿炎，我知道她家困难，每次都会带些好吃的。阿炎不太在意这些，我拿给她，她就吃了。
见了姑奶，我明知阿炎肯定在房间里看电视，却还是习惯性地问：“阿炎在家吗？”
“在楼上，你上去好了！”
穿过漆黑的堂屋，再飞速跑上没有灯的楼梯，阿炎躺在床上看电视，我说出去玩吧，她也没有惊喜或者不乐意的表情。“走吧”，她总是轻巧地说。
阿炎家门前有两棵橘子树，长得歪七扭八的，中间留有很大空间。中午阳光像斑点一样透进来，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哪个青橘子熟了。旁边的鱼塘，是翡翠绿的，常常放着渔网，鱼小得可以来去自如。鱼塘边上砌有一个水泥洗衣板，最外面是一堵红砖堆放的高墙，造房子剩下的。这都是我们的秘密基地。
我们习惯挂在橘子树上荡秋千。橘子发酸，但阿炎一次能吃两个，我剥开一个吃两瓣就丢了。路过的大人也会随手摘两个，称赞其“鲜”，在南方好像“鲜”是比“甜”更加崇高的赞美。
百无聊赖的下午，我们玩完“警察抓小偷”，接着去公园里找“宝石”，水沟里面泡脚……一切都很闲适。
没多久，阿伯（阿炎的父亲）患了肝癌。我分明看到前几天他们一家三口还在床上打闹玩乐，那天早上阿伯却嘴唇发白，扒拉了几口粥就匆匆到医院去了。住院没几天，阿伯嚷着要吃娘舅做的鱼丸，娘舅听了赶忙买鱼、打鱼泥，可惜鱼丸还没送去，他就猝然走了。
我得知这个消息是爸妈来接我放学回家的时候，爸说阿伯的手脚都肿了，走得很痛苦。“阿炎呢？哭了吗？”妈问爸，至于哭没哭，我已经忘记爸的回答了，我想她就算哭也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况且我从没见过她哭，哪怕在阿伯的葬礼上。
我把刚买的一袋子零食都装好了，依依不舍地看着那瓶我最爱的紫瓶玻璃原味牛奶，最终还是决定把它放进袋子里送给阿炎。
那天是葬礼，我放下零食走到房间里去，阿炎还是这样，低着头，见了亲戚从不开口叫。姑奶泣不成声，跪倒在地上“儿子儿子”地喊着，头发一夜之间黄了。亲戚们边哭边拉着她，“可怜啊可怜……”地抚摸她的后背，小辈们就站在旁边偷偷抹眼泪，哀叹声不断……
阿炎独自走到隔壁房间看电视去了，我没有跟过去。我不知如何开口，也不擅长说些安慰的话语，我们从没相互说过。
我呆呆地在原地等了几分钟，妈推着我出去了。三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天早就暗了，我思绪混乱，只觉得天气转凉了，冷冷的。
这之后一切都悄然变了。阿炎患了很严重的皮肤病，几年都不见好，家里人辗转各地带阿炎看病，都不见效果。
阿炎搬到了后屋，那是个更为阴暗的地方，只有天顶一个小窗，阳光很难照进来。我仍然常去看她，尽管家里人担心我会被传染，总是劝我少去。
读书后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印象里她还是那样内向孤僻。长大后，我们更是形同陌路，见到了也不会打招呼，低着头就逃过去了。奶奶说她在加油站看到阿炎了——她在那里工作。而我，现在还在上学。
我们的生活轨迹渐行渐远，可能再也无法重新认识彼此了。她会快乐吗？她还是一直低着头吗？
希望她好吧，就像她额头中间那颗痣一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