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洪海
小辰光，穿新衣是件难事。一年到头，唯有年脚边有这种盼望。做新衣的乡间裁缝到这个时候很吃香，他们也是匠人一种。
乡间裁缝大多在年关前走村串户。大多数村民只有过年时能做上一次衣服，所以都会早早地去裁缝师傅那里排队。为了方便，裁缝做衣服往往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轮的。轮到一个村子，裁缝师傅会让人带信给第一家，去她刚做好的那个村里抬洋机。
做裁缝要拜师学艺，要像木匠、泥水匠一样跟着师傅从头学起。过去，学什么都要学三年。在正儿八经的师傅那里学裁缝并不是件轻松的事，要按部就班地从缝扣眼、绞襻子、钉纽扣学起。到第二年才能够学习绗线、缝衣服。绗一条线看似简单，实则需要极大的耐心，针脚匀不匀，绗得直不直，会直接影响到师傅要不要教你下一步。缝补衣服也是基本功，缝补学扎实就可以继续学习绗棉衣。若这些都过关了，师傅才会将裁剪好的衣服放心地给徒弟。学徒工做到第三年，总算可以正式学裁剪，男式、女式，老人、孩童，等到各式衣裤都会裁剪后，这一年也就过去了，师傅会把时间都算好。
做学徒时除了学裁缝，还要给师傅家干家务，做得不好是要挨训的。汪曾祺的小说《异秉》中讲的那个药房学徒陈相公就经常挨打，有一回挨打后他向远在故乡的母亲哭诉道：“妈妈，我又挨打了！妈妈，不要紧的，再挨两年打，我就能养活你老人家了！”
我们乡间的裁缝师傅（也叫洋机师傅）几乎没有做过三年学徒的，有的只找师傅学上三天，就从“三脚猫”功夫开始自己摸索，做久了便也像“卖油翁”一样熟能生巧，成了师傅。这主要还是因为在那个年代，乡间的村民也实在没有那么高的做衣要求。
来我们村里做衣服的洋机师傅被称为“火炬老太婆”。“火炬老太婆”并不老，三十多岁，长得也不难看。母亲说，那时女裁缝都被称作“老太婆”，没有贬义的意思。“火炬老太婆”的“西湖牌”洋机往往是被村口的陈家兄弟先抬来的，他们家人多，要做的衣服也多，每年起码要做上一个礼拜。等到洋机的“哒哒”声从陈家传出后，其他人家就开始伸长脖子，尤其小孩子更是焦急地等待“老太婆”的光临。每年轮到我们家时，往往已经快要到祭灶神的日子，我们家做的衣服少，一天就能完工。洋机抬到家后，父亲就把门板卸下来摆在两条长凳上，洋机师傅取出剪刀、尺子、粉盒等工具放在上面。先量尺寸，小孩总是抢在前头。“火炬老太婆”的尺子有两种，竹尺和皮尺，她从脖子开始量起，量到肩膀、胸围、身长和袖子……量一下，就用粉饼在布上画一个数字。
洋机师傅开始裁布做衣时，就没小孩子什么事了，不过等到吃饭前，他们一定从外面玩耍回来了，而不像往日那样要母亲叫过三遍才出现。洋机师傅来的日子，父母准备的菜总要丰盛一些，也有难得的肉味。但为了客气，父母总是让师傅先吃，不让孩子上桌，怕他们吃相太难看。“火炬老太婆”很和善，会主动拉着孩子一同吃，她吃菜很省，知道满脸蛔虫斑的我们，肚子里的油水都不足。
那时的洋机师傅按工计钱，“火炬老太婆”在我家做衣服若到晚饭时间还做不完，就会吃好饭开一会儿夜工，不算钱。
在各地的裁缝中，听说宁波的“红帮裁缝”最有名。我的妻子是宁波人，问及丈母娘，她说，过去宁波裁缝是很有名。他们有的自设缝衣铺，让顾客到铺子里，量身制衣；有的也像我们这里一样上门制衣，称为“插短”。还有一些地主人家会常年叫一个裁缝在家中制衣，称为“长工”。除了在本地做裁缝，宁波人还像温州人跑单帮那样到外地去谋生。出门在外，举目无亲，便相互帮助，练成一派，这估计就是“红帮裁缝”名字的来源。
不管是哪里的裁缝，还是有没有拜过师傅的裁缝，若要一直吃这碗饭，都要记住一条行规：绗一条线，就要把这条线绗得细密、笔直和挺括。
（作者为文联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