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昂 文 沈吕锋 刻
浜，未见于《说文解字》，却在江南水乡的唇齿间流淌千年，特指如毛细血管般密布的小河汊，虽无江河奔涌之势，亦无湖海浩瀚之态，但如毛细血管般密布着江南大地。
若将海喻为吞吐天地的壮阔史诗，浜就是绣在江南锦缎上的银丝暗纹。江河赋予嘉兴开放的胸襟，河浜孕育了精耕细作的智慧，如马家浜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密纹。
1959年初春，嘉兴城南马家浜的考古探测，出土了稻谷等实物，说明当时已普遍种植籼、粳两种稻。这些带着远古基因的稻谷揭示江南先民早在7000年前就在河浜纵横的泽国中，构建起农耕体系。
马家浜人用骨耜疏浚河浜，在沼泽中开辟出“饭稻羹鱼”的生存范式，为江南精耕农业埋下最初的基因。
南河浜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另一段被河浜封存的史诗。它距今5100至6000年，上承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是崧泽文化的代表，见证嘉禾大地数千年的历史变迁。南河浜遗址出土文物为研究嘉兴地区崧泽文化分布与演变提供大量珍贵资料，特别是崧泽文化人工营造祭坛的发掘和确认，找到了良渚文化这类礼仪形制的渊源。
周家浜、庄桥坟等遗址的发现则揭示嘉兴一带良渚文化先民生活生产的遗存。尤其是庄桥坟遗址，是自1936年良渚文化被发现以来所发掘的最大规模的良渚文化墓地之一，出土的大型石犁更是良渚时期犁耕农业的实证。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良渚古城“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而嘉兴不仅是良渚文化重要分布地，还是马家浜文化命名地，古文化遗址遍布城乡。
从马家浜到南河浜再到周家浜，一个个“浜”字头的遗址与周边众多史前文明遗址共同构成文化矩阵，完整展现环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
从马家浜人利用沼泽湿地种植水稻，到崧泽人在聚落中挖掘竹箍苇壁井，再到良渚古城建成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太湖流域先民们的水资源管理技术呈阶梯式发展，用朴素的智慧逐步改善着生存环境。
这种水陆交织的生存智慧，在江南水乡最典型的水网单元浜中得到了生动体现。人们逐水而居，村民出行靠船，把延伸至村内的河道称之为浜，至今还有很多以浜为名的地名。除了交通，浜也是淘米洗菜、洗衣刷盆等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之一，而通向农田的浜渠既是运输农作物的水道，也是灌溉庄稼的重要水源。
蜿蜒的浜渠，在润泽田畴的同时，也滋养着江南的社会肌理，史前文明的水文化基因在江南大地上生根发芽，与后世的水利实践相呼应。伍子胥在嘉兴凿河浜以通粮道，明崇祯《嘉兴县志》载，“伍子塘……相传子胥驻兵胥山时所凿”。
河浜水系还塑造了嘉兴人的集体性格。嘉禾治水，不以堵为能，而以疏为要。这种顺应自然的智慧，在今日依然清晰可见，马家浜遗址公园将考古探方转化为生态绿地。
今日嘉兴，古浜新生。马家浜文化博物馆的墙面颜色取自遗址出土陶器，还原出一处具有原生态质感的远古文明展示“容器”。
当暮色染红南河浜的水面，涟漪中荡漾的不只是粼粼波光。承载文明密码的“浜”字，既是地理坐标，更如毛细血管一般滋润着江南大地。江南文化的璀璨，正是在河浜水的绵长中，在与自然永续的对话中。
陈苏 文 苏文治 刻
船，《说文》称“舟也”，有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字形。清代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小曰舟，大曰船”，从“舟”到“船”的变化，正是人类生产科技的升级。
船，《释名》又称，循也，循水而行也，有因势利导之意。
从近千年前东坡先生“鸳鸯湖边月如水，孤舟夜傍鸳鸯起”，到四百年前吴梅村“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再到半个世纪前，董必武手书“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
船之于嘉兴，之于江南，有着不可替代的多维意蕴，承载着嘉兴乃至江南文化的多元意象。
东南沿海的百越人是中国先民中乘舟弄潮的先驱之一，中国最早的独木舟出土于浙江的跨湖桥遗址。嘉兴人使用船可追溯到马家浜人，最早见于文献的是《越绝书》对吴国战船的记载。
水乡先民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于长水塘、子胥塘、百尺渎，特别是隋唐京杭运河的开发，嘉兴运河水系逐渐形成，船成了当时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大船载着嘉兴城，通江达海，南北通衢，链接四方。人们泛舟于湖，荡舟于河浜塘浦，城与水相依相生。
咿呀的摇橹声、欸乃的歌声伴着水乡的人，生活生产与船紧紧相连。
清项映薇《古禾杂识》提到嘉兴诸类船只，“船之大者曰沙飞、曰芗船，次者曰鳗鲤头、曰头稍棚，至小者曰活活游”，还有鸭嘴、淌板、尖头等船。
江南人船行于城乡之间，渔歌唱晚、荡舟采菱、涉江采莲，有船菜可品尝，有船拳以强身，高竿船、水路京班、踏白船、龙舟竞渡、网船会等既是休闲社交，也是祭祀祈愿，更留下丰富的民俗文化传统。
“舟帆辐辏，昼夜喧沓”，漕运往来于江河；“舟车财货丰阜”，弘舸巨舰，千艘万艘交贸往还。
随着江南商业经济的繁荣，明朝中叶形成书画鉴藏与流通的胜景。特别是嘉靖之后，冯梦祯、项元汴、李日华等嘉兴文人在江南乃至全国都是书画鉴藏界的“顶流”，嘉兴成了全国书画流通重镇。
水网四通八达的江南，往来穿梭着浪漫而风雅的书画船。
据杨自强《运河与晚明江南书画流通——以嘉兴为研究中心》介绍，于当时的文人而言，船就像如今的私人游艇，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身份、地位和文化趣味的象征，船成为移动的书房，或雅称为“舫斋”。所以，当时的书画鉴赏和交易往往在船上进行。
“满船载月归时趣，泛宅浮家避世狂”，人生如诗，岁月入画。
在嘉兴，文人书画船可上追宋末书画大家赵孟坚。这位宋太祖之后，颇有几分浪漫，驾船畅游，带着书画珍藏，“一舟横陈，仅留一席为偃息之地”，泊蓼汀苇岸，看夕阳、赋晓月，“抚摩吟讽，至忘寝食”，将生活过成了诗。
嘉兴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书画船是晚明李日华的雪舫。他曾泛舟远游苏、杭、湖、松、锡、常等地，更远至安徽的齐云、白岳等地，他在《萍居记》中说，“周回六百余里，平波如镜，曲流如带，无不可涉入。是故有沿溯之乐，而无掀播之忧……”
当时稍有财力的文人，大都有船，常举行书画船雅集，吟诗作画，鉴赏书画。明代嘉兴书画家姚绶常在船上写字作画，“舟中赖此能消日，半匹溪藤意趣多”。
嘉兴人日日与船相伴，水乡的文脉中，也被注入舟船文化的基因。舟船与水乡文人墨客们的出行、游历、社交及心理活动相互缠绕，逐渐成为文学艺术的特有意象。
无论是张尧同《嘉禾百咏》“短棹经行处，风披藻荇香”的水乡之蕴，还是朱彝尊《鸳鸯湖棹歌》“樯燕樯乌绕楫师，树头树底挽船丝”的几许乡愁；无论是吴镇《渔父图》长卷中“醉倚渔舟独钓鳌”的渔隐之乐，还是姚绶乘“沧江虹月舟，游泛吴越间”的书画交游……舟船在文人墨客的诗词意境、书画写意中，牵引出览景、行旅、送别、思乡、渔隐等多重情感。
运河的晨雾里，循水而行的舟船，氤氲着江南的古老文气；钱江的潮声中，远航归来的巨轮，驶入历史与未来碰撞的潮汐；南湖的烟雨中，守望初心的红船，传承着百年的精神……
嘉兴的船始终破浪前行，那些浸透汗水的船板、染尽丹青的船舷、镌刻初心的船桨，终将在时代的江海中汇聚成永不沉没的文明方舟……
陈苏 文 胡层华 刻
棹，亦作櫂，本意为长的船桨，也泛指各类船桨，《楚辞·九歌》有“桂棹兮兰枻”的描述。
棹，后指代船只，《宋史·太祖本纪》有“发战棹东下”的记载。
棹，也被用作动词，意为用桨划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或棹孤舟”，棹即为此意。
地处江南腹地的嘉兴，河湖纵横，舟船是嘉兴先民主要交通、生产工具，维系着鱼米之乡的日常生活。水网如织，人们以棹为伴，以水为歌，在河湖中撒网捕鱼，于烟波中荡舟采菱，“蟹舍渔村两岸平，菱花十里棹歌声”；棹声欸乃中，商船、客船穿梭往来，“楼头沽酒楼外泊，半是江淮贩米船”。
无论是渔猎为生还是交通贸易，棹作为划船工具，操作顺应水流，是人与水互动的媒介，这既是江南水乡的生活方式，也体现与水网密布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的江南文化，“天人合一”的生态观。
水乡人枕水而居，两岸跨水为阁，人们以舟为马，“一叶舟穿妆阁底”。归家的人，往来的客，划着棹，顺水穿行，又带着多少诗情与惬意。
“一棹春风一叶舟”，棹是江南文化诗性表达的经典意象，和诗意栖居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棹歌，就是其中最具地域特色的文化意象。
棹歌出自民间，是乘舟鼓枻之时所唱歌谣，据杨自强著《嘉兴文史记忆·嘉兴卷》所述，春秋时著名的《越人歌》就是棹歌的源头。棹歌大多局限于“舟楫之事”，直到清代嘉兴人朱彝尊才打破。
清康熙十三年（1674），客居北京的朱彝尊没法回乡过年。他想起鸳鸯湖畔，渔人捕虾捉蟹时的小茅棚，鸳鸯湖里碧水翠叶，十里菱花，似乎还能听到棹歌声声。于是，他以棹为笔，以湖为纸，以诗寄情，一唱三叹，赋物移情，用如诗的语言，写就《鸳鸯湖棹歌》百首。
一棹分波，棹歌如史，这组诗不是文人案头的孤芳自赏，而是“以诗为史”的地方志，以诗加注的独特形式，全面呈现地方名胜、民情风俗等嘉兴面貌。这曲“有韵的地方志”，被认为“可补方志所未备者”，也让江南不再只是地图上的墨迹，而是欸乃声里的吟唱——舟楫穿梭的市河、采莲女子的红裙、清明时节的社鼓，皆化作平仄声里的余韵，成为历史的注脚，嘉兴的市井烟火在棹歌的韵律中复活。
在序中，朱彝尊自言，怀念家乡。他将对“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艰辛与孤独以及对家乡的思念，都倾注在《鸳鸯湖棹歌》中，开创新诗风。
自此，棹歌成为抒写家乡风土为主的“棹歌体”，也多了归根之义，无数文人墨客的乡愁为棹歌平添了许多缠绵婉转。
棹的意象或许天然就带着乡愁的因子，除了棹歌，“归棹”在诗词与绘画中，也成为江南人思乡爱乡的重要意象。
嘉兴的清晨，被欸乃的棹歌唤醒。运河的薄雾尚未散尽，轻舟荡开涟漪，木桨轻点水面，水墨在宣纸上晕染开一幅长卷。
江南的棹，不只是工具，也是文人笔尖的意象，是水乡文脉的延伸，不仅承载着诗意与乡愁，还是嘉兴文人贤达接续唱和、记录风物的见证。
朱彝尊自言《鸳鸯湖棹歌》受宋代张尧同《嘉禾百咏》启示。以张尧同为代表的两宋诗人以一组组方志诗，揭开嘉兴文人以风土人情为题诗词唱和的传统。朱彝尊更在《鸳鸯湖棹歌》自序中希望乡里同仁能够相互应和。
王店曝书亭中，嘉兴运河两岸，一棹起落，三百年的棹歌风潮从未停歇，无数后来者应和——
在清代，大的唱和有三次，第一次是由朱彝尊亲自发起，参与者以他的亲友圈为主，此后经年，朱彝尊曾侄孙朱麟应以及陆以諴、张燕昌等嘉兴文人接续，延续到现代，嘉兴名流朱大可、吴藕汀、沈茹菘和庄一拂等都有唱和之作。嘉兴至今保存着上百种诗集，数以万计，所以说“棹歌一唱三百年”。
一柄木棹，三分入水，七分入魂，如今的大运河畔，划一叶小舟，朱彝尊的诗句混着潺潺流水，游船中摇橹人哼唱的仍是祖辈相传的调子。
棹影入画，歌声成诗，孩童在短视频中用土话唱着棹歌……代际传递的江南文化DNA，就在棹起棹落的一推一挽间，“一唱三百年”的棹歌平仄和弦悠扬未央。
许金艳 文 戴振国 刻
“渔”是一个让人见到就会联想起“鱼”而心生欢喜的字。《说文解字》说，渔的本意是捕鱼。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家喻户晓的《渔歌子》，说的就是江南水乡暮春渔人捕鱼的情形。
形容江南的词语很多，靠近舌尖最近的就有鱼米之乡、饭稻羹鱼，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概括江南人的饮食调性为“饭稻羹鱼”“果隋蠃蛤”。如今，去江南人家赴宴，也必是“无鱼不成宴，有鱼才是席”。
嘉兴境内湖泊纵横交错，漾荡众多，气候温和，特别适宜各种鱼类生存，也孕育出灿烂的渔文化，不仅养育一方人文，也让人们常享渔鱼之乐。
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曾多处发现网坠、鱼骨，从侧面印证自新石器时代起，先民们就已在这片土地上进行渔猎。
捕鱼养鱼是江南的传统产业。金庸先生笔下的“江南七怪”都是嘉兴人，唯一的女性韩小莹就是渔家女。
江南人很早开始研究人工养鱼，据《吴越春秋》记载，范蠡弃官隐世，居住在嘉兴附近的长兴、德清一带，平日喜欢养鱼。养鱼经由德清传入嘉兴桐乡境内，明清时期，人们已总结出不同鱼类的习性并掌握对应的捕鱼和养殖方法。
江南一带出名的还有“桑基鱼塘”，桐乡俞家湾，塘里养鱼、桑叶养蚕、蚕沙喂鱼、塘泥肥桑……400多年来，阡陌桑田和渔歌唱晚一起“联唱”，展示江南农耕文化的传统魅力。
水乡人家，出门见水、临水见鱼，造就人们与生俱来的渔技本能，也催生了以捕鱼为业、水上生活的渔民。
据《嘉兴市志》记载，同治年间，新塍“镇北十里斜港，民多捕鱼为业”；王江泾和南湖许家村一带渔事更盛，呈现“渔家处处舟为业，侵晓家家去打鱼”的盛况。
渔民出没风波里，渔船摇来多少江南故事。如今，嘉兴渔民几乎全部上岸，时代在变，但捕鱼的记忆却是忘不掉的。
水乡人的童年里，几乎都有徒手捉鱼的记忆。悠然自得、淡然娴静地垂竿而钓，是江南水乡常见的画面，张网捕鱼成了“渔”这个字最鲜活的传承。
嘉兴沿海辖区水域地处杭州湾北岸，这里也是赶海与捕鱼的场所，每年春夏，平湖一带的渔民到杭州湾海域捕捞鳗鱼苗。地方志中记载，古代嘉兴每年要向朝廷进贡黄鱼等海产品，明朝时，嘉兴府岁进三百条黄鱼的任务就归平湖乍浦。
嘉善渔民村以积淀已久的渔文化闻名一方，2012年，《嘉善淡水捕捞习俗》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样老底子的渔村，世代捕鱼，家家都会织网、户户都有渔具、人人都能捉鱼。如今，嘉善就有“桃源渔歌乐”非遗主题旅游线路，一端就连着渔民村。
欸乃声声，“江南”渔事，伴随落日长河，人与自然和谐生存发展的渔家生活，千百年来，不知吸引了多少人的心神向往。
江南的渔文化不仅体现在养鱼捕鱼技术上，更在饮食文化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苍茫沙嘴鹭鸶眠，片水无痕浸碧天。最爱芦花经雨后，一蓬烟火饭鱼船。”宋代林逋诗中的船饭，让人向往。江南船菜中，不少鱼鲜，清汤鱼圆、砂锅鱼头豆腐、蛤蜊汆鲫鱼……道道都能让人大快朵颐。
鲈鱼在宋代嘉兴鱼类中想必占据重要地位。隐居嘉兴的朱敦儒就写：“莼菜鲈鱼留我，住鸳鸯湖侧。”
“鱼”是渔文化的重要元素，从捕鱼、养鱼，到食鱼、赏鱼，江南渔文化走过数千年时光，成为美好吉祥的文化意象。不仅“年年有余”年画走进千家万户，歌舞、戏曲、灯彩等艺术也青眼有加。越剧就有不少对渔文化的表现，代表性剧目就叫《追鱼》。
古典园林全盛期的唐代，鱼被广泛养育作为观赏之用，宋代出现杂交培育出的金鱼。据说，嘉兴是最早发现和饲养金鱼的地方，《嘉兴府志》有明确记载。
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游览嘉兴南湖后，放眼江南楼台美景，满怀羡鱼之情，在烟雨楼手书碑刻“鱼乐国”。
最是人生奇崛处，几尾鱼悠悠摆过。想说的、不想说的，都在水波荡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