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传世名画，嘉兴人朱彝尊（1629—1709），为何相隔31年，两次题跋？这是一幅怎样的画，这般风雅至极的美事，又有着怎样的机缘巧合？
这是一幅怎样的画？
这幅传世名画就是《伏生授经图》，它的盛名来自创作者——唐代大诗人王维。
北宋徽宗时代的《宣和画谱》，最早著录唐代大诗人王维曾作伏生像。盛极一时的诗名之下，王维也被后世奉为“文人画鼻祖”，只是今日所见王维传世作品多为山水画，人物不过是其中的点景小品罢了，所以这卷人物画尤为独特。
伏生授经实乃一则儒家经典故事。伏生是秦汉之际的经学大师，尤精《尚书》。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尚书》藏于墙壁夹层。秦末，他流亡异乡，汉初返回故里，所藏《尚书》已损失大半，只余20多篇。汉文帝听说伏生事迹，欲召见他，但年逾九十的伏生，难以赴京，汉文帝派太常使掌故晁错上门求教。伏生因年老口齿不清，由女儿羲娥代为转述，晁错笔录，整理成传世的今文《尚书》。
“伏生授经”主题绘画，隋朝展子虔，唐代吴道子、王维，元代戴淳，明代杜堇、唐寅，清代罗聘、沙馥，直至近现代名家，均有涉猎。
这幅王维传作，一老者白发清癯，凭书案，盘腿坐于圆形蒲团之上，批薄纱、戴头巾，右手持卷、左手指点，似乎正在向对面的学生传授经文。不同于其他画家将故事中的其他人一并入画，此画只作老者一人，十分少见。
《伏生》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千百年来，它历经流转，被不同时代、身份各异的收藏家视若珍宝，经历一次次重新装裱，变得越来越长，仿佛一部不断续写着传奇的史书，收藏者、拜观者、钤印者、题跋者的热忱与执着，被融进了这绵延生长的卷轴之中。其中有南宋吴说等人的观署、清初大藏家宋荦的跋文、清代名臣刘墉以及嘉道年间谢宝树的两跋，特别是清初嘉兴诗词名家朱彝尊的两段长跋，分别以隶书和行书写成。
朱彝尊并非画卷的拥有者，为何两次题跋，这两段时隔31年的跋文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机缘巧合？
初遇“伏生”
康熙九年（1670）十月，秋风寂寥、北雁南归，游幕京师的嘉兴人朱彝尊如往常一样，步入前吏部右侍郎孙承泽坐落于西山樱桃沟的宅邸，受其邀请至府上鉴赏古物，同行的还有两位同乡谭吉璁和李良年。
孙承泽，字耳北，号北海，又号退谷、退谷老人、退翁等，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耆宿。他在明崇祯年间官至刑科给事中，但乱世纷繁，后归顺李自成，清军入关后，又降清。这样的“二臣”虽出仕清廷，却得不到信任，频繁调迁，不得重用，政绩平平。顺治十年（1654），他心灰意冷，致仕退隐，结束了一生三主的宦海浮沉。
或许他从未想到，最终让他留名史册的并非庙堂功业，而是晚年的雅好秘玩。
退居深宅之后，孙承泽以“退”字为名号、斋号，远离世事纷扰，醉心于学海艺林，购藏了大批奇珍异宝。
清初《书画记》中，徽人吴其贞记录了一则逸事。顺治十七年（1660），他到京师装潢名匠王济之在苏州的住处，过眼古书画名作98件，均是从浙江嘉兴收购而来的。吴其贞、王济之这样的古董掮客，游走于明清易代之际的运河南北两端，为北方新贵藏家批量物色江南没落旧家的珍藏。孙承泽、梁清标皆是重要买家。
嘉兴人朱彝尊出身书香门第，家道中落。清初，他参与抗清，失败后漂泊游历，四处谋生，所到之处南至岭南，北达山西大同、京师、山东等地。
游幕之余，他广结文友、搜集金石、唱和诗词，享有相当的文名。他酷好碑帖，又擅作隶书，更精于词学，于绘画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京期间，他常叩访孙侍郎。有一回，众人在孙府亲见嘉兴籍元代工艺名匠朱碧山精雕细琢的杰作——银槎杯。身在异地，睹物思乡，他和李良年皆即席作诗以咏此世间珍奇。
1670年的这次孙府之约，孙公仅邀请了朱彝尊三人。
孙公小心翼翼地展开手中的卷子。这竟是唐代诗人王维硕果仅存的人物画《伏生授经图》。
因时代久远，丝绢纤维脆弱不堪，卷面斑斑驳驳，多有修补痕迹，近观之下，甚至于哪些是原先的笔迹，哪些又为后人添补，似乎已很难辨别。历经唐、宋、元、明四代，又有多少不知名的画工、裱匠，曾经在这张古老的绢画上留下或细腻、或粗粝的笔触。
画中并无背景，只有一老者白发清癯，细观之下，画心右上角，钤盖有“宣和中秘”朱文长方印一枚。这不正是宋徽宗内府的官印嘛！
的确，作为资深藏家，孙公自然明白“宣和中秘”意味着什么。北宋《宣和画谱》将《伏生》卷归入唐代大诗人王维名下，南宋高宗赵构更是亲笔题签，写下“王维写济南伏生”几个工整小楷，绫与本幅之间，钤盖有朱文乾卦圆印，本幅的左下角“绍兴”朱文连珠印依稀可辨。这不正是宋高宗时代传承下来的“绍兴御府书画式”的完整规格嘛。自此这件人物画卷，就与王维深度绑定。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满是疑惑：眼前这卷久藏深宫的禁中之物，在高宗时莫非已是残卷？建炎南渡之际，它究竟经历了什么？
眼前所见，令已过不惑之年的朱彝尊浮想联翩。他多年前游幕济南时，曾去往章丘长白山叩拜过伏生之墓。墓前祠堂低矮狭小，甚至容纳不下一套座席与几案，寒碜得让人看不下去。难道是因为经学衰落，世上真正了解、看重伏生的人越来越少？回望秦时，伏生身为秦朝博士，却能够幸免于“坑儒”之祸，他的智慧定有常人所不能及之处。至汉朝，伏生不顾年事已高，勤勤恳恳、不辞辛劳地教授学问，最终把学问传授给了晁错，也传授给了百世之后的徒子徒孙。
眼前的伏生，遍刻沧桑的脸庞，形如枯槁的身躯，当是王维对古圣贤的想象之作。
四人一边摩挲着历经岁月洗礼的画卷，一边轻声交流着品鉴心得，偶尔提及画中细节，眼中满是惊叹与敬慕之色。他们沉浸于这跨越时空的交流，仿若已踏入千年前伏生讲学的课堂，又似能看到数百年前王维挥毫落纸的情景。恐怕当年宋高宗也是受到了相同的精神感召之下，才亲自为本卷题字。
孙公捻须沉思许久。儒家经典《尚书》正是由于伏生传书晁错，“为往圣继绝学”，才得以流传至今。这一年，孙公已届七十八，仍然泛舟学海，“犹治《尚书》不辍”。对他而言，收藏《伏生》卷，绝不仅仅是因为这是王维的作品，致敬先贤、传承儒家文化，才是他的精神寄托所在。于是，他建议朱彝尊：何不把今日之感叹与感悟皆写成跋文，既能留存当下所思，也可留待后人赏鉴、评说。
朱彝尊酝酿之后，欣然提笔。
当他完成长跋之后，又小心翼翼地钤上朱文“南洄”“竹垞”和白文“朱彝尊印”三枚名章。这段长达473字的跋文，以他最为擅长的隶书写成，也是《伏生》卷上保留下来最长的尾跋。他偏好隶书，或许与他精于金石考据不无关系。“余性嗜金石文，以其可证国史之谬，而昔贤题咏往往出于载记之外”，金石文字不仅仅具有书法美学上的意义，在他看来更是考证国史的珍贵资料。
画卷的生命线延续、生长着。这一年，他41岁。
与朱彝尊一起同观《伏生》的两位嘉兴文人谭吉璁和李良年，因其名号被朱彝尊写在跋文最后，成为这次重要雅集的见证者。
两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与朱彝尊多有交游往来。
谭吉璁字舟石，号洁园，康熙十八年（1679），他与朱彝尊参加清廷博学鸿词科应试，之后历官延安府同知、山东登州府知府。
李良年原名法远，又名兆潢，字武曾，号秋锦，常与朱彝尊交游唱和。朱彝尊在为李良年撰写的《征士李君行状》中，回忆了早年两人同游京师时的际遇：“偕游西山，题诗于壁。传抄者不绝。一时朝士争欲识吾两人者。”当时，两人名声比肩，有“朱李”之称。“宛平孙侍郎承泽，谢客著书，特与君为忘年友。”可见曾出任礼部右侍郎的孙承泽对两人的重视。1679年，李良年亦进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只可惜未能考中，之后他游幕南北各地，晚年回到家乡梅里（今秀洲区王店镇），筑秋锦山房，教授弟子。
再遇“伏生”
如果说朱彝尊以布衣身份所作的第一段长跋，是壮年的意气挥洒，那么31年后，他致仕归乡，应江苏巡抚宋荦之邀，于苏州宋宅为其所藏名卷题跋时，或许没想到还能再遇《伏生》卷。
宋荦是河南商丘人，字牧仲，号漫堂、西陂等，是清初著名的诗人、画家、政治家。
宋荦与朱彝尊多有往来，在唐代韩滉《五牛图》、五代董源《万木奇峰图》和南宋钱选《黠鼠图》等传世名画上，均留有朱彝尊为宋荦所作题跋。
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月，宋荦从直隶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知名藏家、官至保和殿大学士的梁清标孙辈手中，收得这件王维罕有的人物画卷，视若拱璧。或许，宋荦一见卷上朱兄卅载前长跋，便已决心邀请老友来府上赏鉴，并作二跋。
康熙四十年（1701）二月初八，春寒料峭，园中蜡梅幽香暗浮，屋内，一口熏炉立于堂中，暖烟袅袅，驱散微寒。睹物思人，31年前的某个秋日，他曾与谭、李两位好友同观此卷，而今，另两人已先后作古，自己也告别宦海沉浮，不复当年的雄心壮志，在梅里乡间辟地筑起曝书亭，著书、交游、访碑自娱。
朱彝尊唯一的仕宦经历始自康熙十七年（1678）50岁那年。清廷开博学鸿儒科取仕，他以布衣身份应试，授翰林检讨、《明史》纂修官等职，并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入南书房，达到了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康熙二十三年（1684）元月，他因带小吏入史馆抄书，被降职。康熙三十一年（1692），他绝意仕途，辞官南归。历经人生起伏，此后，他每为书画作跋，总会在落款之际添上“南书房旧史”的名衔。寥寥数字，或许是顺应彼时风尚，在潮流裹挟下的顺势之举，又或许是他心底对往昔那段辉煌岁月难以割舍的追思。
当时，身处苏州宋府的朱彝尊已73岁高龄，回首过往，看遍世间沧桑、尝尽人情冷暖，他仍是那个心有执念的文人。即便外界时有零星质疑声传来，他始终坚信《伏生》卷乃王维真迹无疑。
如同31年前的那个秋日，朱彝尊稍作酝酿，蘸墨舔笔作跋。年迈的他，没有再延用标志性的隶书，而是以一手更显放逸的行书，将心底的执念付诸笔端。
在这段略显轻松的跋文中，他首先回忆康熙九年（1670）京师孙府初遇“伏生”，并作尾跋的情景，简述了此卷的流传，经孙承泽、梁清标、宋荦三位“当代正人”收藏，乃“伏生”之幸，援引元代吴文正的观点，提及理当为伏生铸造金像以表敬意。
重中之重的是，朱彝尊愈发笃定此卷为王维真迹。“右丞真迹难得，传已千年，直与铸金等也”，《伏生》卷纵然存在诸多残缺之处，可毕竟承载着业已延续千年的画史传奇，代代传承的护宝之举，功德堪比铸金像。看来，他心中早已将此卷置于精神信仰的高度。
他引用《中兴馆阁续录》这部在当时鲜有人问津的冷门著录，解释手卷曾被皇家秘藏的情况，以此说明卷后少有宋元题跋的缘由。较之原跋上多愁善感的慨叹，语气更显笃定。
这就将《伏生》作者之疑推至我们的眼前。
卷末清人谢宝树于嘉庆十七年（1812）端午节题写的跋文，为这幅画的作者身份留下更多遐想空间。谢宝树写道：“况得旧帙即不定出右丞，亦属名笔，所托其惜应何如耶？”在他眼中，这件古画即便不是王维真迹，可单凭其能流传至今，历经千载岁月洗礼与沉淀，就足以判定必定出自名家之手。无论创作者究竟是何人，这无疑都是一件艺术瑰宝。
今天，经历此起彼伏的争论，《伏生》卷究竟是否王维亲笔，大致达成主流的共识。而该卷的收藏机构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印的图录，以及一些海外出版物，多认同虽不确定是否王维亲笔，但年代应为唐代。高居翰、王耀庭等艺术史家，均持此观点。朱万章认为，在现代美术史视野中，绝大多数业内人士都是认同此说的。
但在朱彝尊的时代，由于《宣和画谱》珠玉在前，又有宋高宗“王维写济南伏生”的题签背书，且考虑到此作自宋徽宗时代就一直深藏宫中，明代都穆、张丑、汪砢玉等人均将此画归入王维名下，因此朱彝尊和宋荦内心的笃定，就显得有理有据。甚至到了20世纪，书画鉴定家张珩、日本学者铃木敬等人，仍然认同此观点。当然，还有一些稍显小众的观点，比如有学者考订画中名物，尤其是砚台，判断此画年代上限最多为五代北宋，权作一说。
当画卷进入博物馆的库房、亮相展厅的展柜之际，或许不会再有新的题跋和钤印叠加其上，但在卷外更加广阔的舆论场域中，关于它的讨论却从未停歇，对于画卷来说，这何尝不是另一种生长呢？
嘉兴渊源
纵观全卷，其上另有两大嘉兴元素不容忽视。
其一为项圣谟收藏印“易庵图书”。
《伏生》引首之后的绫上可见两处题识和诸多收藏印，既有官印亦有私印。
项圣谟收藏印“易庵图书”位于画心左下角，全卷只见一处。项圣谟是项元汴六子项德达长子，为项氏家族后人中最为知名的画家。其艺术成就，与儿时家中书画传习的家风熏陶和丰富收藏不无关系。
不过，和《伏生》卷一样，存世的不少钤有项圣谟收藏印的书画上，却不见其祖父藏印。比如，现藏北京故宫的《魏了翁草书提刑提举帖》和吉林省博物馆的《宋人行书诗卷》两卷，均有明代宦官黄易之侄、项元汴之前明代最为著名的私人藏家黄琳诸印，以及项圣谟的这方“易庵图书”。据此，有学者推测，这可能并非项元汴旧藏，而是从黄家或是项元汴以外的收藏家那里得到了这批藏品。
项元汴身后，其家藏逐渐散出，不少为董其昌获得。所幸，他的子孙后代除变卖天籁阁旧藏之外，还是有项圣谟这样继承祖父遗志，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继续着收藏活动的子孙。
其二为出产自海盐金粟寺的宋代名纸——金粟山藏经纸。
在《伏生》起头留白的引首纸卷，有一方夺目的小红文长方印，这是产自嘉兴海盐金粟寺的宋代名纸金粟山藏经纸的身份标签。
《伏生》卷历史久远，本就是残卷，历代多有修补、重装。但引首处的这方朱文长方印“金粟山藏经纸”仍清晰可见，硬朗的泛黄纸张，虽历千年，仍显光滑细腻，全然不似画绢的斑驳破碎，可见造纸工匠的高明。
金粟山坐落于浙江嘉兴海盐县西南，山下有金粟寺，寺内藏有宋代《大藏经》数千件，其每幅纸背上均钤有“金粟山藏经纸”朱文印，并绘朱丝栏行界。该纸造于北宋熙宁至元丰年间（1068—1085），本是专供寺院写经之用，质地厚重硬韧，采用加蜡砑光工艺，帘纹不显，表面平滑精细，久存不朽，极为名贵。
后来，该纸逐渐流入民间，明代文人多有用此纸创作的书画传世，并引以为傲，如现藏北京故宫的王宠《草书李白古风诗卷》、天津博物馆的祝允明行草书《归田赋》、朵云轩的项圣谟《南山松石图》等。至清代，内府藏画多以此纸作引首装潢，如现藏北京故宫的钱选《八花图》卷、赵孟頫、黄公望、徐贲的《快雪时晴书画合璧》卷等，不一而足。
唐代诗人、画家王维传作《伏生授经图》 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参考文献：
[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
王耀庭《传唐王维画〈伏生授经图〉的画里画外》
朱万章《诸本〈伏生授经图〉的传承与流变》
赵晶《明代宫廷书画收藏考略》
[美]史蒂文·欧阳《黄赐和黄琳家族收藏的源流》
王元军《黄琳与其书画藏品中的“关内侯印”》
陆蓓容《艺术史上的朱彝尊》
常建华《康熙朝的翰林轮值南书房》
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2》
朱省斋《艺苑谈往》
[美]高居翰《中国绘画史》
《宋画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