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孝平
回乡下，见邻居家白场上散着一片榨菜，屋檐下立着三口褐色的大缸。邻居阿良正和老婆说着话。我说，你家的榨菜割得真早。阿良嘿嘿一笑，说腌了卖给永江，他开饭店的，大量需要。说着，阿良把晒好的榨菜倒入缸中，穿上黑色的雨鞋，开始吭哧吭哧地踩了。这稀疏的独奏曲，三十年前是嘹亮的大合唱。
榨菜是桐乡农村的支柱产业，尤其我们镇，出了几家榨菜食品厂，可见当地榨菜种植之广泛。中国榨菜，主要有两大产地，重庆的涪陵，浙江的桐乡。当时我们村上家家种榨菜，少则一两万斤，多则六七万斤。
每年3月中旬，地里的榨菜成熟了，一家人就都涌到了地里。父亲割榨菜，我帮忙捧榨菜，其他人削榨菜叶。装袋后，父亲把榨菜放到板车上运回家。
晚上，昏暗的白炽灯下，榨菜像小山一样堆满了屋。一家六口人，坐在小凳上，戴着白手套（其实已经变得乌黑），拿着小刀，认真削着榨菜皮。那时，新鲜榨菜要经过腌制才出售，榨菜根部的皮很硬，腌了后咬不动，所以要削皮。
削榨菜皮是很枯寂的活，虽然坐着，也挺累。左手去拿榨菜，右手捏着小刀削着，左手不停转动榨菜。整个身体都要不停倾斜。有的皮很硬，榨菜的头又极尖，就很难削。削好的榨菜放在箩筐里，由父亲搬到外面，倒在两米多深的水泥窖里。每个人都紧紧盯着自己眼前，用力削着。榨菜不断滚到脚边，“山头”松动谁都不说话，唯一的响声是从西侧墙角的那台西湖牌黑白电视机中发出的。
我还小，但也有任务。削完一箩筐，我松了一口气，跑过去蹲下，不停转动开关，给电视机换台。站起时，望着东面的石灰墙，上面闪动着一个个高大的黑影。
曾祖母瞎了一只眼睛，夜里的灯光又这么暗，父亲叫她去睡觉。她喃喃地说，多削一个也好。瘦小的她，用力捏着肥大的榨菜，干瘪的手上，骨头都快冒出来了。很多次，榨菜从她的手中滑下，滚到漆黑的角落。曾祖母慢慢站起来，抬起褶皱的眼皮扫了一下，自言自语：“滚哪去了，滚哪去了。”我跑到角落，找到沾了灰的榨菜，像打弹珠一样，滚到她的身旁。曾祖母用手摸到了，捏了捏，露出几颗黄牙，说：“就是伊（它），就是伊（它）。”
“小山”重不下三千斤，直到晚上十点后，才变成了平地。我们五个人在屋里削榨菜皮，父亲一个人在屋外腌榨菜。他往水泥窖里倒几筐榨菜，穿上黑色的雨鞋踩紧实，撒一圈雪白的粗盐，再撒一层深红的辣粉。榨菜一层层叠高，身高不到一米七的父亲也越来越高。然后，盖上几层厚实的薄膜，四个角上用砖头压紧，防止漏气腐烂。
三个水泥窖，三四万斤鲜榨菜倒进去，这是全家十来天汗水的成果。隔段时间后，榨菜出水了，父亲掀开薄膜，把榨菜翻出，将水舀干，再把榨菜倒进去，撒盐和辣粉，再盖紧。
来年开春，买榨菜的小贩来村坊上转悠，问谁家卖榨菜。父亲喊住小贩，带他看榨菜。三个人在水泥窖旁谈论着，落下几个烟头。第二天，小贩的水泥船悠悠地停靠在屋后的小河岸边。父亲和母亲站到水泥窖中，把榨菜挖到箩筐里，姑父和本家的一个爷爷帮忙挑到岸边。两个小贩，一个过秤，一个记分量。报好重量后，把榨菜倒进水泥船。父亲安排我坐在小贩旁边，也拿个本子记重量，锻炼我计算能力，也为了多个人核对清楚，防止小贩算错。
水泥船上的咸榨菜愈堆愈高，父亲嘴角和脸上的笑越来越宽。水泥窖里只剩些发灰的咸水后，太阳爬到了正当中。
小贩把一叠崭新的钞票递给父亲，父亲憨厚地笑，连数两遍，交给母亲保管。一斤咸榨菜卖两三毛钱，这三窖能卖四五千块钱。母亲早已备下一桌丰盛的酒菜，招待小贩和帮忙的客人。大家敞开吃喝，聊榨菜行情。
吃完，阳光正浓，各自散去。父亲走到岸边，望着装满咸榨菜的水泥船缓缓驶离，抽着烟。回来后，父亲对母亲说：“今年再多种些榨菜。”母亲当然明白，明年我读书要升上一级，曾祖母的皱纹也会又深一些。
小小的榨菜，冬天栽种，清明节前收割。桐乡农村，一代又一代农民种榨菜、腌榨菜。榨菜，是经济作物，是传统产业。割榨菜、腌榨菜是曾祖母的记忆，是父亲母亲的当下，是我的未来。
（作者为嘉兴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