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流年》：极致叙事下的向死而生

　　■陶奕宸

　　《日光流年》是一本令人不忍卒读的文学作品。笔者断断续续将它读完，被其悲壮与希望交杂的底色和西西弗斯式的命运抗争所震撼。难以想象，阎连科在不到四十岁的年纪便创作出了这样的作品。

　　何以说这部作品中悲壮与希望交杂？一方面，从创作语言和人物命运看，《日光流年》的底色无疑是悲壮的。书中，作者通过新异的语言和意象揭示了三姓村人黯淡的人生：血色的饥荒、伤口的蛆虫、互以为食的村人与乌鸦……面对着“血红骨白”的生活，三姓村的四任村长带领着村民开展了四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以期向短寿的命运抗争：杜拐子寄希望于生育，司马笑笑带领村人种、吃油菜，蓝百岁选择把土翻到地下几尺，司马蓝则十年如一日挖凿灵隐渠。三姓村人虽非处在桃花源（从寿命看恰恰是“地狱源”），但都过着近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生活，在三姓村人眼中，外界仿佛与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关，眼前唯有村长们带领下的四场“延寿运动”。

　　然而，在付出了男人卖皮、女人卖肉的巨大代价后，四任村长的计划无一不以失败告终。阎连科将整个故事抛掷到一个可谓极限的生存环境之中（村人因喉堵症都活不到四十岁），这样的极致叙事无疑加强了整个小说的叙事张力，使得小说宿命般的悲剧意味更加浓厚。

　　但从另一方面看，本书的叙述结构又赋予了整个故事以希望。全书以“砰的一声，司马蓝要死了”开篇，一步步回到了司马蓝的降生，体现出“向死而生”的精神旨归。王一川教授将这种新颖的叙事结构称作“索源体”，意即带领着读者一步步复归故事的源头。

　　从效果看，这样的设计确实冲淡了故事的悲凉色彩，由悲剧的结局回溯到充满希望的初始。随着嫩草变回初芽、壮牛长回牛犊、日光从西复东，小说的时间线被不断地往前拉扯，终于回到了“司马蓝就在这如茶水般的子宫里，银针落地样微脆微亮地笑了笑”，在这场不断向前回溯的“探险”中，读者的视线随着作者的笔触一同回到故事的起点，目睹了四场“延寿运动”的兴衰，也见证了司马蓝与蓝四十兼具悲剧性与宿命感的爱恋。

　　相比起由希望到绝望的线性叙事悲剧，《日光流年》中从绝望复归希望的叙事或许更具冲击力与意蕴。这样的设计，营造了一场无止无休的、永远充满着希望的极致悲剧：与其说是悲剧的命运催生了三姓村人的抗争，毋宁说悲剧与抗争本就是交织而生。

　　正如阎连科自己所说，关于《日光流年》，“我写的，实际是一种勇气，面对生活的勇气。”我想，在极致悲剧中仍能生发出抗争的勇气，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主义，或许才是作者真正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人生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