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金根
江南水乡的嘉兴，渔猎历史源远流长。远古时期，嘉兴先民已划着或摇着独木舟用渔网捕鱼了。马家浜遗址出土了完整的木桨和形体硕大的木橹和骨镞、石镞、骨鱼镖、陶网坠等渔猎工具及水生动物的遗骸。可以推测，春暖花开时，夏日炎炎时，秋高气爽时，甚至是大雪纷飞时，我们的先民驾着原始的小船，在马家浜周边的河湖港汊内撒网渔猎，满载而归。
鱼不单是嘉兴古人重要的食物来源，还成就了一个个奇异的传说故事。1982年版《嘉兴市地名志》中说：成书年代在南北朝（420—589）的《搜神后记》中已有嘉兴陡门鱼腹藏刀的故事。《搜神后记》卷二记载：“钱塘杜子恭有秘术，尝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当即相还耳。’既而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船中，破鱼腹得瓜刀。”
意思是：钱塘县有个人叫杜子恭，学有方士奇术。他曾经向别人借了一把瓜刀，瓜刀的主人前来索要，杜子恭说：“很快就会归还给你。”当瓜刀的主人船行至嘉兴县，一条鱼突然跃入船中。瓜刀的主人剖开鱼肚，从鱼肚子里拿到了那把瓜刀。
故事中的嘉兴县，即在嘉兴县的陡门。陡门，是古代运河的一个水利设施，起平抑运河上下游的作用，那儿的水流湍急，鱼儿逆流而上时，凭着习性有时会跃出水面，船过鱼巧而落舱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的生活经历中就有过这样的经历。炎热的夏天晚上，我们几个小年轻摇着小船到莳公荡里用力扰动河水，用竹篙拍打河面，受惊的鱼会突然跃出水面，有的就会跃入船中。
南宋的时候，诗人陆游去夔州任通判，途经嘉兴，在他的《入蜀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三日。黎明，至长河堰，亦小市也，鱼蟹甚富。”这里的“长河堰”就是现在的长安镇。那时的长安虽只是个“小市”，但“鱼蟹甚富”。我们能从这记载中窥知，宋朝时期长安一带，河中鱼蟹多，捕鱼捉蟹人也多。
在过合路的时候他又记道：“过合路，居人繁夥，卖鲊者尤众。”合路，相当于现在王江泾北至盛泽一带，那里也是鱼多、捕者多，自己吃不完就晒成鱼干。一个“众”字写出了合路街市的热闹与摆摊叫卖鱼干者之多。至吴江宿八尺，他又记“小舟叩舷卖鱼，颇贱”。从陆游的记载中，我们真切地感知到当时嘉兴是名副其实的“鱼乡”。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人们为了从河中将不同的河鲜捕捞上来，发明了种种渔猎工具，有网形的，如扳罾、塘罾、丝网、棺材网，有钩形的，如钓钩、滚钩、麦弓，有笼形的，如弯笼、篾笼、蟹笼，有栅形的，如蟹簖、鱼簖等。同时也发明了各种猎取方法，有钓的，有网的，有笼的，有罩的，有扳的，有赶的，有打的，甚至直接摸的。
在长期与鱼的较量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对鱼的认知，“三月三，荡里婆婆上岸滩”“阵雨来前鱼泛池”“菜花鳗鲡正当时”“桃花流水鳜鱼肥”等等。鱼与余谐音，故被人们寓于美好，过年时的“年年有鱼”，那是人们对新一年丰衣足食朴素生活的期盼。
除了在自然河道捕捞，有人在河道中筑簖，围河养鱼；还有人将一个个小型沼泽、一片片浅水滩涂，筑堤成坝开挖成一方方池塘，进行人工养殖，逐渐形成埂上栽桑、池中养鱼的“桑基鱼塘”。位于秀洲区油车港镇南官荡东北岸的桃墩，内荡养殖历史悠久，明朝起已有沈氏先辈将南官荡东岸滩涂陆续开挖成池塘。据《中国实业志》记载：“解放前嘉兴的池塘养鱼集中于桃墩、鳗鲤港、鱼池汇及南门外的南湖附近等地，密集于此的鱼池共有百余。”记载中的桃墩、鳗鲤港、鱼池汇都在油车港境内。
20世纪80年代初，水乡嘉兴掀起了开发商品鱼基地的热潮，南官荡、南陶家荡、梅家荡等商品鱼基地相继建成。梅家荡商品鱼基地至今仍在运营，出产的青鱼遐迩闻名。
现代人，生活好了，休闲垂钓成了一种时尚。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观游鱼》诗正合此境：
绕池闲步看鱼游，
正值儿童弄钓舟。
一种爱鱼心各异，
我来施食尔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