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许金艳
1918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穆旦出生在天津北马路恒德里老宅。这一年是马年。按现在的公历计算，这一天是四月五日，正好是清明节。
《穆旦传：新生的野力》的作者邹汉明在书里如此写道。
今年4月5日，是这位被视为中国现代诗歌第一人的第107个诞辰。嘉兴诗人、学者邹汉明用17年时间完成的这部传记，于今年3月中旬，在穆旦故乡海宁举行首发式。
首发式上，代表出版方致辞的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陆志宙发出这样的感叹：“1941年，穆旦在《赞美》中写道：‘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今天，我们也可以说：一位诗人已经归来。”
在首发式举行地海宁书城一楼，一个台子上整整齐齐摆放着十余本有关穆旦的书籍，包括今年3月出版的《幻想底尽头：穆旦传》，作者是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易彬。
短短时间，两部穆旦传出版，让更多人的目光停留在这位诗人和翻译家身上。
穆旦是谁，何以如此值得纪念？
穆旦是谁？在《穆旦传：新生的野力》的后记，邹汉明也如此发问。
3月头上，嘉兴文艺之家举行的新书座谈会上，邹汉明说起一位嘉兴女士曾告诉他，她从小就知道穆旦，是因为学校的墙上挂着很多嘉兴名人的照片，其中就有穆旦。
邹汉明最初认识穆旦的方式，也和这位女士差不多，“我可能是从海宁的某些宣传手册上知道他的。”穆旦更像是一个名人符号，存在故乡人的脑海里。
十余年不断挖掘材料，寻访穆旦亲友，探寻他生平的过程中，邹汉明和穆旦似乎“成了可以促膝谈心的、隔代的朋友”，他用一本传记不仅回答了“穆旦是谁”这个话题，也叙写了他前半生的事迹，那个带着体温的有血有肉的诗人、翻译家回来了。
穆旦是谁？他既是中国新诗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也是缅甸战场的远征军翻译官；他既是第一批在世界文学语境之下写作的中国诗人，也是普希金、雪莱诗魂的东方摆渡人。穆旦是一位在战场上险些死去的战士，也是一个为生计苦恼、59岁便离开人世的文化劳动者，一个有点内向却真诚的理想主义者。
穆旦原名查良铮，海宁袁花是他的祖籍地，他出自中国一个很出名的家族“海宁查氏”。明清两代，查家是海宁的望族，出过不少中国文化史上卓有建树的人物。
穆旦这一支，大抵在海宁查氏第十九世查光泰（1829—1894）时迁居天津。穆旦和金庸（查良镛）同属“良”字辈，终其一生，他没有踏上祖居之地，邹汉明遍查他的资料，也只知道，穆旦曾坐过火车路经海宁。
但穆旦在人生各种需要填写的表格上，籍贯一栏，他都认真地填上“浙江海宁”，故乡的山水、文化与历史，早已融入穆旦的诗行与生命。正如他在《阻滞的路》中所写：“然而我只想回到那已失迷的故乡，因为我曾是和你们一样的，孩子。”
穆旦夫人周与良回忆过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诗人、汉学家秋吉久纪夫为出版穆旦诗集的日文版访问她，日方需挑选作者的一张照片用于诗集。秋吉久纪夫一眼挑中了微笑的那一张。
很多人都对穆旦年轻时这张笑着的照片过目不忘，照片中的他英气勃发，热情开朗。但真实生活中的穆旦，却是一个情感内敛甚至有些严肃的人。
这些毛细管一样的细节都被邹汉明写进《穆旦传》。
作为诗人与诗歌研究者，邹汉明对《穆旦传》的写作，蔓延了17年，堪称一次精神的远征。
2003年，他开始查阅并整理大量未刊档案，他走访海宁、天津、北京、南京等地，实地探寻穆旦的生活轨迹，采访郑敏、杨苡等亲历者、见证者。在多年积累基础上，他建构起多重记忆网络中的穆旦生活场景，同时，他结合自身对穆旦诗歌的细致解读，阐释其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先驱的艺术成就和思想深度，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位杰出的诗人。
“我希望通过一本书把他写活，回到他生根的祖先安居的地方。”
穆旦的诗、翻译以及传奇人生都应该让家乡人有更多的了解
记者：从开始采访的2003年起，至2020年写完，前后17年。我们读这本传记，能读到你对穆旦诗歌的熟悉，开始接触穆旦的作品是在什么场景下？
邹汉明：穆旦一生创作的诗歌并不多，拢共不到160首。我第一次读《穆旦诗全集》，用去了三天时间才读完。我想说，那是很仔细的一次阅读，因为如果快速浏览的话，一天也就足够了。但是，很奇怪，读完了，还想继续读下去，因为诗歌中有很多东西还不能参透。再读下去，发觉这个诗集不是变薄而是增厚了。这种阅读体验并不多见。换言之，穆旦的诗歌带给我非同寻常的阅读体验。因为读得入心，后来也还常读，自然会熟悉它的语调、措辞方式、入诗方式甚至诗人写作时的思维方式。
我阅读的这部《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是那年年底北京的一位师长寄给我的。我那时在桐乡的一个乡村中学教书。一直在研读翻译过来的外国现代派作品和学习写作现代诗。在此之前，我不记得曾读过穆旦的诗。
记者：17年追寻，以一部传记引诗魂回家。为什么是穆旦？具体来说，穆旦哪里特别打动你，让你开始有了为他写传的念想？
邹汉明：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曾问过自己。按理，我接触徐志摩和戴望舒都比穆旦早，但唯有穆旦让我欲罢不能，且愿意持续地为这位诗人付出长久的热情。细究原因，我想，应该是穆旦诗歌的强度对我这个诗歌的作者和消费者造成的灵魂冲击。说到底，是穆旦的诗歌文本折服了我。
提及为他写传，有一点是必须说到的，穆旦尽管出生在天津，但他所有的履历表上填到籍贯，都写着“浙江海宁”。所以，在我的印象中，穆旦与徐志摩一样，都是我们家乡的诗人，这也多了一份亲近的理由。徐志摩在海宁已经够热闹了，穆旦却没有。穆旦差不多就是当地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我认为这不应该。穆旦的诗、翻译以及传奇人生都应该让家乡人有更多的了解。
在我稍稍知悉他的经历之后，同为诗歌的写作者，就有了同类间的惺惺相惜，这种共情，也埋下了为他作一部传记的念头。
记者：你说，在不断挖掘材料，寻访穆旦亲友，探寻他生平的过程中，你和穆旦似乎“成了可以促膝谈心的、隔代的朋友”。在十余年查找、寻访的过程中，你对穆旦的认识是不是也在变化中，又是如何变化的？
邹汉明：阅读诗人的诗歌，追寻诗歌的来处书写他的一生，本来就是一种深入灵魂的长期对话和陪伴。我没有夸大这种状况。诗人西川说过一句俏皮话：诗人应该在幽灵中寻找读者。我想说，诗人也需要在诗歌史记录在册的幽灵中寻找值得倾心交谈的朋友。
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初次见面跟后来进一步了解完全不同的情况时有发生。穆旦同样如此。最初我在他早年的照片中看到他笑得那么灿烂，毫不设防，认为他是外向型的性格。但深入了解他之后，发觉他其实相当内向。这个认识是颠覆性的。
记者：在你开始找穆旦生平资料时，发现穆旦留下来的资料太少了，见证人也不多了，在资料存在如此匮乏的情况下，在进行具体的写作之前，是什么说服你可以开始动笔？
邹汉明：2018年，穆旦百年诞辰。我心血来潮地把一篇旧作发在了一个小公号上，有非常优秀的编辑看到，来问我是否有继续推进下去的打算。随后还签了出版合同（后因客观原因未能下厂印刷而签给了译林出版社），这成为直接催生这部书的一个契机。
之前，我除了一直在写诗，还写过诗歌评论、地方文史以及散文随笔，数十年的文学写作训练，我对自己运用语言的能力以及对穆旦这个人物有了新的认识。而这时候穆旦的一生也基本上在我心里成形了。最重要的是，近年关于穆旦以及西南联大的史料也在不断地发掘出来。具体来说，《联大长征》一类书的出版，为写作穆旦的“三千里步行”（第八章）有了细节的保障。尽管那次影响深远的步行，穆旦本人没有留下日记，但旅行团其他成员留下了日记，因为资料丰富，这一章我感觉就写得特别饱满。
希望读者从此能够记得这个“非常穆旦”的短语
记者：进行穆旦资料搜集的同时，你也进行了不少人物采访。能不能给读者举几个例子，特别是在寻找穆旦的故人中，让你至今印象很深刻的细节。
邹汉明：2004年，我第一次去南开大学采访，我来到东村，偶然走进了辜燮高、董泽云夫妇的家。很巧，董泽云女士退休前就是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员工，跟穆旦是多年的同事，她那天跟我讲到，有一次她看到查先生走进办公室，嘴巴不时在动，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在嚼口香糖。董泽云说完，呵呵笑了起来。旁边的辜先生补说了一句：老查是留美的，他有这个习惯。
南开大学中国古典小说戏剧研究专家、95岁的宁宗一先生也给我讲述过一个感人的细节，1955年某天他送穆旦回家，宁先生走在前面，习惯性地一推东村70号他家的房门，迎面看到家里的茶几上早已为查先生预备好的水果和牛奶。夫人周与良急急起身迎过来。原来周先生一直在家里等待丈夫归来。压制时期，周先生不离不弃，给了诗人心灵极大的安慰。宁先生亲口讲述的这一幕，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好的传记是由好的细节构成的。然而，这样的细节还是太少了。
记者：作为一个战场中走出来的诗人，人们会认为穆旦的人生很具有传奇性，在你看来，他远征军的经历又是如何影响他的诗歌？
邹汉明：二十世纪，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除了穆旦，我还没有看到另一位诗人身处抗日战争的第一线直面跟日本军队作战。可以说，穆旦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自己的传奇，在滚滚铁流中成就了一首行动的大诗。
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翻越野人山，穆旦九死一生，从地狱张开的血盆大口中捡回一条命。这个经历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两首与此有关的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和《隐现》随即被创作出来。两诗均堪称巨作。其中《隐现》（初版本）的篇幅更大，写作上更具野心，实属不可多得。穆旦远征军的经历影响到他的性格，从根本上也影响到了他的生死观。
正如拙著引言中所说：“任何时代，活着的艰难，和一颗有深度的伤痕累累的灵魂，都是文字难以尽述的。”
记者：这本书标题，“新生的野力”，也是出自穆旦的诗歌吧，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短语，你希望它传达什么深意？
邹汉明：“新生的野力”出自穆旦写的一首并不出名的诗《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创作于一九三九年，不曾入集，普通读者一般不大会注意。这个副题，严格地说，是我从“新生的野力涌出了祖国的欢笑”一句中截出来的，带着一种生猛的蛮力，如同穆旦的诗。现在既然高调地把它拣选了出来，它当然具有了某种隐喻的作用。希望读者从此能够记得这个“非常穆旦”的短语。
记者：你的《穆旦传》被称为“‘诗史互证’追溯‘玫瑰与铁血’的人生传奇”。人们认为你作为一个诗人，给同为诗人的穆旦写传，更能走入他的内心。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评价？
邹汉明：马拉美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世界的存在就是为了成就一首诗。穆旦的传奇经历，也无非是为了成就这样一首大诗。这首诗，部分已经为我们所目睹。但是，它显现的巨大意义，非诗人其实很难参透。因为说到底，诗是一种带有生命密码的文体，或许只有同为写诗之人，才更容易惺惺相惜，破译其中的密码。诗史互证，首先要从本质上理解诗，不能理解诗，写一个诗人的传记，那不是隔靴搔痒吗？
记者：如果我们再给读者分享一个有关诗人穆旦的人生细节，你更愿意分享哪个？
邹汉明：有一个细节读到它的人大抵都不会忘记。湘黔滇旅行团三千里步行途中，同一小分队的清华同学蔡孝敏看到他一边走路一边背诵英文小词典，背熟一页撕去一页，走到昆明，一本小小的词典已经陆续撕尽。穆旦是一个不世出的语言天才。他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仍然如此苦学，堪为楷模。
记者：关于他的下半生传记《普通的生活》准备的情况如何？
邹汉明：《穆旦传》下部《普通的生活》五年前即已写讫。上下两部其实是一口气写下来的，那年我一连写了整整十一个月，加上这几年的增补，篇幅已近四十万字。下部尚未出版，也有出版的意向。不管怎么说，我想，上下两部终有合二为一的一天的。摘引一行穆旦的诗：“相信终点有爱在等待。”
穆旦被文学史惦记，是因为他经历了一个大时代
记者：对你而言，还有哪些穆旦人生细节存在疑团，是你很想探知的？
邹汉明：在遇到周与良之前，穆旦的情感生活几乎不为人所知。要不是杨苡晚年披露了穆旦的初恋万卫芳（他们在清华即已相恋），我们都不知道他经历过这样的情感挫伤。还有，陈伯良《穆旦传》最先披露了他在重庆航空公司工作时与同事曾淑昭“相好”的关系以及分手的原因。可惜也是一笔带过。对于诗人和他的诗歌创作来说，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内心生活。
穆旦美国归来后，1954年11月，外文系事件发生之后到1958年1月调去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这四年时间除了业余时间在搞翻译，他还在外文系教书吗？似乎不大可能。我听到过他曾在南开行政楼后面的大澡堂门口卖票的事，采访过程中有知情人还跟我讲述过具体的细节，但尚不能确定具体的时间……
记者：出版一个多月以来，我们也关注到媒体对这本书的报道热度，这在不在你的预料内？
邹汉明：说起来，那是借了查先生的光。查先生被冷淡了这么多年，应该有一点安慰的热度。不过，这让我想到小时候向塔鱼浜的小河里扔石子，扔得远才是最终的目的，至于扑通一声眼前溅起的水花好不好看，根本不在一个小屁孩考虑的范围，再说，你看到过一朵水花会吊在空中一个上午吗？一分钟都不可能。
记者：有学者提到，这本书不仅是为一个诗人写传，也是为一个时代立传。在你看来，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回望穆旦的人生，我们还能学到什么？
邹汉明：穆旦被文学史惦记，是因为他经历了一个大时代。他抓住了他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他的诗歌本来就是对一个苦难现实的发言，换句话说，他以带着强烈现实感的诗歌为一个时代立传。为创造了伟大诗歌的诗人作传，不可能不涉及时代。尽管他终其一生，不过是南开园里一个小小的图书编目员，但他年轻的时候也曾走在滚滚铁流的方阵之中，后来还被时代的牛头马面狠狠冲击。所以，他的身上，时代的影子极为凝重。
一个敏感、自尊、内向的诗人，一生翻越两座“野人山”，即使陷在人生的困境里，他创作伟大诗歌的信念也从未放下，总想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也“总想在诗歌上贡献点什么”，抱定一种理想而一以贯之，这理应为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