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飞
张九成与宋高宗赵构的交集从绍兴二年他参加殿试开始。殿试上宋高宗力排众议钦点张九成为状元，随后，张九成入朝为官，开始走上仕途。而短短六年时间，张九成就从镇东军签判起步做到礼部侍郎权兼刑部侍郎，进入朝廷大员行列，并经宋高宗多次邀请，担任经筵侍讲之职，进讲《春秋》，阐述治国理政之道。
从初入仕途到进入权力核心，又因议和意见不一而被贬南安十四年，再到重启知温州，直到归乡病逝，在与皇帝赵构相识相处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张九成正色立朝，以“刚大之心”赢得众人的敬仰、钦佩，追随者众多，而作为皇帝的赵构对这样一位大臣也是赞许有加，屡下圣诏，予以褒奖、肯定。从两人的相处中，我们既看到一个从小即立圣人之志的士大夫爱国爱民、赤胆忠心、节操如后凋之松柏的刚正形象，也看到偏居一隅的赵构既想图中兴大业广纳英才而重用但又疑虑重重、畏首畏尾的复杂心态。
张九成与赵构之间的故事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
殿试夺魁：皇帝的赏识
张九成正式参加科举考试入围时，已经是超过40岁的年纪了，感觉上有点大器晚成。但事实上，他自小便被称为“奇童子”，八岁便通“六经”大旨，无论是处乡校，还是在府学，其“终日闭阁”“敛膝危坐”“对置大编”，刻苦学习，没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同学们看到他“若与神明为伍”，甚是敬佩，纷纷把他当师长一样看待。然而张九成所成长的年代，正是宋金争战之时，朝廷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社会动荡不安。对于当时以王安石新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张九成从内心里面并不认同，因此屡试不中。
经历靖康之难，宋室南迁，政局不稳。为图中兴，宋高宗把科举取士作为振兴朝纲的重要举措，考试内容也一改以往惯例，提倡士人对时务提出见解和对策。这个时候，宋高宗渴望通过科举来发现人才的愿望是迫切与真诚的。而张九成殿试的策论，恰恰正好符合这位皇帝的内心。
在这一篇著名的《状元策》中，张九成针对与金国的战事、官吏的腐败、国库的亏空以及民生的艰难等热点问题，条分缕析，针对性提出了很多大胆而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他劝宋高宗要“以刚心为大，无遽以惊忧自扰”，主张亲贤者，远小人，广开言路，行屯田之法，设精锐之军，节财保民，卧薪尝胆，力图中兴，“臣观金人有必亡之势，而中国有必兴之理”。全文文气畅达，言辞恳切，态度坚定，论述分析入情入理，让高宗皇帝大为感动，当即决定擢取第一。
有意思的是，皇帝的这一决定却遭到了大臣吕颐浩的质疑，他认为凌景夏的文章文采更佳，应该擢为第一。面对这样的质疑，宋高宗和张九成两个人后来的态度与选择，堪称一段佳话。
先说张九成，这个一直主张“以圣言为法”“为学必先立规模”的知识分子，展现出了知行合一的真士大夫胸襟，在殿试唱名之际，他叩头乞求宋高宗奖赏陈之茂，请求把状元的名号给这位来自无锡同样优秀的学子。在面对状元这样一个对于读书人来说梦寐以求的荣誉时，张九成表现得十分淡然、坦然，这不是说一个谦虚就能解释的，这是他一心所追求的志向——学做圣人的现实表现：看淡名利，注重实修。张九成在他的文章与讲课中多次强调，“君子之学岂在取一第、效一官而已，饮食起居皆宰相事业也。”而这一点，在他今后的人生历程中表现得更加清晰而坚定。
再说赵构，面对大臣的不同提议，他没有当下作出决定，而是把这几个人的卷子都拿来，进行了认真审阅，这一份认真谨慎态度的背后，我想是对真正人才的珍惜与渴望。在认真审阅过卷子后，宋高宗的决策是坚定而有主张的，他说：“凡士人当须自其初进别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如张九成对，上自朕躬，下逮百职，言之无所回避，擢在首选，其谁曰不宜？”这意思是说，张九成的廷对是忠佞分辨清楚，而且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官，张九成无一回避，根本没有什么顾忌，这一份气量与胆识，足以让人敬佩。这样的人当状元，谁敢说不应该呢？“其谁曰不宜？”的反问里，是一位皇帝对一名学子的高度赞赏，更可看出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态。
而这份赞赏不仅仅止于帝皇，更在当时的士人中掀起巨大的波澜，这份《状元策》也被广为流传，时人乐道，交口称赞。身为张九成老师的杨时更是赞他“廷对自更科以来未之有，非刚大之气不为得丧回屈不能为也”。
张九成也因此一战封神，夺魁而归，一时成为天下学人的榜样！
勤政为民：臣子的价值坚守
状元及第后，张九成进入仕途，出任的第一个官职是左宣教郎，签判镇东军公事。
张九成是一个儒者，熟读经典，深谙圣贤之道，尤其对孟子“民为贵”的民本思想深有研究。张九成更是一个务实的人，主张“道在日用”“惟实是务”，在他历任的各个岗位上，都努力践行着为政之道，心中想着的只有天道公理和百姓疾苦。上任之初，他就在屋内墙壁上写下“此身苟一日之闲，百姓罹无涯之苦”的警句，以此来激励自己勤勉为政，一心为民。
在签判任上，他每日认真处理公事，明辨是非，大量的积案都得到了解决。当时浙东诸郡凡是有不能决断的案子都请求交给张九成来明辨决断，认为他“明敏无蔽，平反为多”，很多人因此而免于牢狱之灾。在担任刑部侍郎时，他明断轻刑，当时刑部官吏滥用死刑，他明察秋毫，有很多罪行较轻者免于死刑，同时也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
在知邵州的时候，恰逢邵阳仓库虚乏，僚属请求追讨民众拖欠的苛捐杂税以补充财用，却被张九成断然否决了，他说：“守不良，纵未能施惠斯民，独奈何困民以自丰耶？”于是宽舒民赋，赈济灾民，收服蛮酋，人民大为感动，当年的赋税反而比往年缴纳得更早。
在主管温州期间，针对当时税赋繁重、官吏豪夺、民生困顿的现状，他罢柑宴、治水患、行教化，大力整治官吏，减轻税赋，削减名目繁多的收费，免酒禁而行丧葬之礼，百姓生活得以稍见宽裕。当他因病离职的时候，永嘉的百姓挽车遮道，挥泪告别。
张九成为政是有自己的主张和规模的，心中的价值追寻就是一心为民，把百姓的福祉放在第一位，这从他进入仕途写的对联中就可以非常清晰地感知到，而这份对百姓的忠诚后面，其实也是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张九成认为“人主左右不可无贤士大夫”，仁德的君主，需要贤明的臣子予以辅佐，才能保障国家政令的畅通。“臣子用心要当，曲尽其巧，观人君意用所在而转之，所好偏奇，即就其所好，引之使归于当道而不自知，可也。”作为臣子当以大舜为法“尽臣道者舜”，如果不以舜之所以事尧，就是不敬其君。
因此，在婺州发生犯法卖盐一案时，株连甚广，浙西提刑官张宗臣要逮捕平民数十人的时候，张九成认为按照案情实际受罚者不过数人，坚持要恤刑为上，不应追及无辜。张宗臣说这个是宰相秦桧的意思，我是执行宰相的命令。张九成凛然说：“九成但知有圣旨，不知有宰相。主上屡下恤刑之诏，惟恐无辜被系。公身为部使者，不能上体圣意，而观望宰相耶？”这是一段今天读来都肃然起敬的话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张九成对国家正义的维护，为此，甚至不惜得罪权臣宰相，凛凛然不可侵，“刚大之气”跃然纸上！
经筵侍讲：理想照进现实
虽然屡次因坚守自己的价值而得罪时臣，仕途也是坎坷崎岖，但是张九成的名声却在一桩桩一件件事迹中愈加响亮。当其弃官回乡时，求学者不远千里而来，一时学者云集，从者日众。绍兴五年（1135）南省奏名第一的樊茂实、殿试夺魁的汪应辰，都是他的学生。这引起了宋高宗的好奇，在召见时忍不住问：“朕妙选多士，而魁殿省者皆卿门人，深用嘉叹。卿以何术致然？”张九成的回答直接明了，观点清晰，价值感拉满：“明经所以立身行己而致君泽民，倘以是为取青紫之资，则得失乱其中，荣辱夺其外”“臣不佞，不复以利禄之说耸诱其徒，惟知讲明经术，景行前修，庶几尽忠孝耳”。致君泽民的目标追求，景行前修的实践方法，这就是张九成的“独家秘方”，身为皇帝的赵构听后，连连称赞，“嘉叹久之”。张九成的人品与学识因此在朝野也是名声大噪！
绍兴八年（1138），张九成任礼部侍郎，宋高宗多次邀请他担任经筵侍讲，他几次推脱，宋高宗再次邀请，说：“朕知卿明大义久矣，复何辞？”“再辞不获”，张九成正式成为皇帝的老师，进讲《春秋》，现存的《迩英春秋进讲》，收录在《横浦先生文集》卷十二中。成为帝师，作为一个追求圣人之心、传播圣贤之道的儒者来说，可谓是实现了教化君主的愿望，理想终于照进现实。这也是张九成为官经历中的高光时刻。
而在担任帝师的时间里，张九成也是尽心尽力地向宋高宗阐明圣贤之学的核心，他把《春秋》一书作为“性命之文，史外传心之要典”。他劝宋高宗“臣愿陛下正心术以格天心，实宗社无疆之福。”“上耸然曰：诚在朕念虑间，当为卿戒之。”张九成劝宋高宗要正心术，“格非心于未萌之初”，在每一个念虑间都要深察省思，这样才能“仁心著见，此则王道之端倪。推此心以往，则华夏蛮貊，根荄鳞介，举天下万物皆在陛下仁政中，岂非王道乎？”张九成以《春秋》为蓝本，给宋高宗阐明帝王之道，就是行仁政，而行仁政的前提是“格非心”以正心术，他的阐述文意翻澜，“横说竖说，居之不疑”，让高宗皇帝大受教益，“每进讲毕，上奖谕赐留”，每次讲完，都要再留张九成与之问学讨论。
侍讲期间，张九成苦心教化宋高宗，宋高宗也是诚心问学，多有感悟，并表示“朕于张某处所得甚多。”然而鉴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现实，宋高宗最终还是没有成为张九成心中的圣君，没有实现真正中兴的目标，两个人的矛盾在对待议和的问题上开始呈现。
议和之争：君臣间的嫌隙
南宋朝廷从建立之初，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靖康之难的屈辱，一直压在朝廷之上，让人喘不过气，战还是和，文臣、武将都各有主张，并且争论不下。绍兴八年（1138）秋，金朝使者提出议和，朝廷内又起风波。左丞相赵鼎是个坚定的主战派，他对张九成非常赏识，于是就来和他商量。张九成的眼光是非常锐利的，他鉴于北宋的教训，认为金人并不可信，当初盟墨未干，就出兵攻打北宋，所以这次议和也不可以轻信。同时，他也向赵鼎提出了“十项策略”，认为如果能够实施这个“十项策略”，那么议和的主动权就可以掌握在朝廷这边。
然而，朝廷内的斗争瞬息万变，不久赵鼎落职，秦桧当权。为了拉拢张九成，秦桧向他询问议和的看法，张九成就把对赵鼎说的“十项策略”告诉了秦桧，并且对他说：“特不可轻易以苟安耳。”过了几天，秦桧再见张九成，继续拉拢说：“立朝须优游委曲”，被张九成拒绝，并且厉声说：“未有枉己而能直人。”几次拒绝附和议和的主张，让秦桧很是不爽。当然，不爽的不只秦桧，宋高宗也是不爽。事实上，在战与和之间左右摇摆时，宋高宗出于安全的考虑，更多地倾向主和。而碰到张九成这个耿直而又有威望的人，宋高宗起初还是想争取一下的。在秦桧了解了张九成的态度后，宋高宗还是再次亲自询问他对议和的看法，张九成将自己的想法如实汇报，并且说：“虏情多诈，愿陛下审处其宜，议者不究后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深察也。”
张九成在和与战这件事情上，没有完全反对议和，他强调的是要牢牢把握议和的主动权，而不是奴颜婢膝以求一时之安。这显然与秦桧等人的意见相左，当然也不合宋高宗的心意。因此当秦桧以赵鼎一党诬陷张九成的时候，宋高宗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并没有进行阻止。张九成也因此被罢免礼部侍郎之职，经筵侍讲的经历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之后，秦桧再以张九成与宗杲讽刺朝政的缘由，把他贬到了江西大庾南安军，这一走就是十四年。
张九成从此离开高宗皇帝的视野。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正色立朝”又曾受教于他的大臣，宋高宗内心还是十分挂念的，“朕每思不能忘也”。有一天，他问身边的人，最近这个张九成到哪里去了，身边人回答，张九成被贬到南安去了，宋高宗说：“张某清贫，不可无禄。”牵挂之心不经意间还是流露出来了。
作为皇帝，宋高宗是懂张九成的，对于其人品、学问也是称赞有加，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九成就是宋高宗渴望的那种人才，也给予了他施展才华的空间。而张九成作为一个学者，对于南宋朝廷来说是绝对忠诚的，一生践行“致君泽民”的理想，他所希望的就是宋高宗能够像圣君一样，中兴大宋。
这一对君臣，交汇时有过绚丽的火花，如伯乐遇千里马般喜悦；有秉烛夜谈的欢畅，在仁心仁德里遨游；当然留下更多的是世道沧桑的无奈、唏嘘——宝界寺内深深的脚印里，是一代大儒对宇宙苍生的执着追问与探寻！
张九成（1092—1159），字子韶，号无垢居士、横浦居士，谥号文忠。海宁人。宋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南宋绍兴二年（1132）状元。为官勤政廉洁，教学有法，著述颇多，崇尚气节，为南宋绍兴年间儒学名家，被誉为“渡江大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