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江
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前后，我读了这本2024新书《拉贝与中国》中文版，深受感触。
这是一部带有鲜明日记风格的历史著作，平实叙述的文风，严谨朴素的笔调，客观多维的史料，全方位呈现一个特殊人物在重大历史时期下经历的特殊事件，以及因此演绎的诸般凝重图景：抗战时期日军南京暴行；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与其他国际友人竭尽所能保护25万中国平民；以第一手资料还原历史的约翰·拉贝日记与其他相关文献；对人物精神境界的社会评价与历史延续……
编著者是约翰·拉贝的后人，托马斯·拉贝。为出版此书，他“广泛搜集与祖父有关的资料和信息”，“历经10年”编撰而成，既是希望“借此抒怀”，也希望人们“致力于世界友好与和平”。
1937年“卢沟桥事变”，被作为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亲历了1937~1938年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约翰·拉贝，与其他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国际人士一道，在南京设立“安全保护区”，被世人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为保护中国平民，拉贝在他南京的住宅建立了防空洞。本书以大量篇幅，引录了拉贝在战火中记录的拯救难民的情景。在1937年12月12日的日记中，拉贝写道：战火纷飞中，“院内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缘”，在防空洞无法容身的情况下，面对更多难民的涌入，拉贝“将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的空地以及房屋的旮旯里”。1937年12月22日，拉贝的日记里记录难民“不断增加”的情景：办公室和院子里“全是睡觉的人”，所有人都被“熊熊火光映照得血红”。尽管庇护了这些难民，拉贝在1937年12月24日的记录里，还是描述了彼时的心情：“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的他，“仍然感到极端的难受”。
本书作为史料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约翰·拉贝以亲历者视角的记述，还在于列举了与拉贝一起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南京国际红十字会成员等人的情况，并分别附上拉贝日记对这些人物的相应记录。显然，编著者意在“充分展示每个人在1937~1938年”“在南京开展的各种有利于平民的人道主义行动的作用和重要性”。
1937年12月，日军进攻南京时，明妮·魏特琳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起保护平民，在金陵女子学院这处仅能容两三百人的地点，“安置并保护了多达10000名妇女”。因为无法摆脱“那些恐怖的情景”，离开南京一年后，魏特琳自杀了。拉贝在1938年2月15日的日记里表达了对魏特琳的感受：“我对她怀有特殊的敬意”。
这些记录，既是对侵略暴行的揭露，亦是人性光辉的烛照。而本书与一般日记编著本不同之处在于，以其他文史研究者的视角、后人的评说，对拉贝进行了客观评述。在开篇部分，编著者以个人年谱的体例，对拉贝作了小传，并以此展开对他童年、家庭、行迹的追述。1938年，拉贝不得不回到德国后，曾继续以演讲等形式讲述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其后因种种原因，他们一家的生活陷入困顿。本书记录了中国人民对他的帮助：获悉拉贝一家生活穷困之时，南京市组建了委员会，“募集捐款”并“购买了生活物资”以“接济”他们。从1948年6月起，南京各界人士决定，“每个月寄给拉贝一包食物，帮助他和家人渡过难关”。1997年，约翰·拉贝和其妻的墓碑被立在南京市的公墓，以纪念他“为拯救生命所作的贡献”。这些记录，作为历史资料，无疑丰厚了本书史料价值；作为精神的延续，亦平添了人文的内涵与寓意。书中特别叙述了精神传承或者影响，诸如约翰·拉贝日记的编译与出版，其后人与当年“幸存者”的见面，对他的纪念活动与精神评述，以及相关文艺演绎等等，这些记录与本书起始部分人物小传形成呼应。
从编著者角度来说，一部史书的影响与意义几何，离不开两种条件，一是资料的丰富与客观与否，二是编著者的撰著姿态与价值判断。这本《拉贝与中国》之所以特殊，除了史料的全面客观，还在于作为约翰·拉贝后人的编著者托马斯·拉贝的编著使命感。这在本书“前言”引用的约翰·拉贝的话中或可知：“冬天即将过去，但寒风夹杂着雨水仍不断袭来”“他们饥寒交迫，心中充满对死亡的恐惧，期盼着明天就能离开这里”。这似乎预示了本书震撼人心的原因：把惊骇写得朴素，让不凡回归平凡，以客观记录呈现黑暗中的人性光辉与对和平的追求。
《拉贝与中国》
[德]托马斯·拉贝 著
研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