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如松
上世界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向日葵都有着发自内心的憧憬与亲近。
那时候，年画上经常会出现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桥栏杆上的浮雕就是向日葵图案。美术课上，老师教我画向日葵，先画一个大大圆圆的葵盘，中间用纵横交错的直线隔出许许多多方格，再用黄蜡笔涂满颜色，周围缀上状如军装上口袋盖似的一片片叶子，下面再画一根相对较粗的秆子，左右添上几张叶子，一株向日葵就大功告成了。而到每学期结束，在好不容易挣到的奖状上，除了五角星和红旗，作为基座的花纹也是由向日葵簇拥而成的。
那时候，向日葵在我心目中既是神圣的，也是艳丽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着不小的落差。在孩提时代，母亲每年都会在屋角边的空地上种一排向日葵。虽然有阳光雨露的哺育，但也许是土地贫瘠的缘故，向日葵并没有想象中那样茁壮成长。很多幼苗被一种我们叫它洋夹的昆虫咬断，幸免下来的向日葵长过我们头顶的时候，开始长出葵盘。葵盘起初像一朵菊花，渐渐长大了，一粒粒葵花籽也就清晰起来，每粒葵花籽的顶端好像开着一朵小花似的，但过些时日就会慢慢变黑，然后自然脱落。
母亲告诉我，向日葵从早到晚始终朝着太阳，它会慢慢地转动。这么神奇的结论，好奇的我当然要验证一下。我好多次盯着向日葵端详，但时间过去许久，向日葵还是纹丝不动，这不免使我产生失望和怀疑。
初秋时节，葵盘的色泽逐渐变黑，它低下了头，这就意味向日葵可以收获了。母亲用桑剪将葵盘剪下来，有的马上可以掰瓜籽，有的还需要晒几个太阳才行。掰瓜籽是个技术活，最好戴上手套，否则手指将会被瓜籽戳得生疼。收获到的葵花籽，母亲都要藏到春节前夕才拿出来炒，有的炒成原味，有的加上盐水，炒成咸味，用于招待客人。新年时节迎客，除了捧上一碗热腾腾的冻米茶，再就是抓几把香瓜籽和盐津豆。男人们喝酒，也主要是嗑瓜籽当小菜，真正的菜蔬反倒成了“看菜”。
千禧年之后，有一次我有机会到西北旅行。在青海西宁，我看到有居民坐在家门口捧着一个葵盘，掰着葵花籽直接送到嘴里，咯吱一声，瓜籽壳又回到手上，重新插入葵盘。吃完了瓜籽的葵盘完璧归赵，与高手吃完大闸蟹后仍然完好如初一样。那次旅行，我还到了银川镇北堡影视城，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中写到的那一大片向日葵，真的出现在景区的大门之外。葵花朵朵向着太阳，引来络绎不绝的游客驻足留影。
今年暑假，我有机会来到了荷兰，虽然不是看郁金香的时节，但梵高的那幅《向日葵》在召唤着我。早先虽然在美术书、印刷品、装饰画上看过无数次，但当我真正站在梵高博物馆里的真迹面前，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我感到它在向我传递一种强大的生命活力！望着眼前这幅向日葵，它无关画的透视，也无关画的色彩，因为我感受到了艺术的无与伦比的魅力。
写到这里，我正好看到一位文友发了一个朋友圈，说马家浜文化博物馆前盛开着大片向日葵。真好，这个双休日可以挤出时间去欣赏我心中的向日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