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只碗，没有什么比较的必要，一只幸运地跟随搬迁而遗存下来，另一只则在村庄消失之前就消失了。
■李夏豪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尽量避免使用“故乡”这个词来描述我曾居住过的地方：其一我不过二十余岁，谈起故乡总显得我故作深沉、心有老态；其二则更为重要，那个我自小居住过的地方，我并未离它多远，回过头，转过身，那片地还是在那儿，离我直线距离恐怕不到五百米，只要我朝着那个方向望，都不消上高楼，平探即可与它视线相遇。
但毕竟搬迁多年，心里头总称它为“故”，在现在的家中已经很难找到老物件，除了碗柜深处我曾见过的一只碗，釉水着实一般，碗沿包了一圈青线，有几块明显的污渍，并非什么古董沁土之美，仅仅是那个时候洗碗不用什么洗洁精，因而长年累月的油腻结成的色块。内碗底刻了一个李字，歪歪扭扭，刻字的人没有文化，用的也不是什么专业的刻刀。我还记得，似乎是一种钢质或者铁质的笔，通身闪着银光，尖头朝下，用力，便可以刻出你想要的文字。
这样的字自然不好意思称之为款，有过农村集体生活经验的人都会明白，那是为了在出借家中的碗时不会混淆，没有谁家会备那么多空碗以作酒席之用，只好整村地借，合起来才够用。因而我小时候吃酒的时候，运气好能用到自家的饭碗，长辈会透过菜色的底部，指给我看，那是我们家的碗。不过我所在的那个村子，半数人家都姓李，不晓得他们怎么区分碗底的不同李字，又或许只有我家刻的是李，难不成我家竟能垄断李字的专刻权，这些是我至今想不明白的事。
这是家里的碗，另一只是野外的碗。
村子的中部有一座村庙，从建筑的形制来看，是整个村里最老的建筑，别的住宅都在随着各家的奋斗而不断翻新，只有它毫无变化，凭着每年收取的一点点费用存在着。说实在的，我分不清哪些日子是需要来上香的，只知道奶奶喊我，便跟着去。我是很乐意的，在那里，玩火是一件被允许的事。大人烧的东西极其复杂，据他们讲，不同的纸张、不同的形状，烧过去可以派不同的用场。小孩子不懂这些，我们烧的是一块钱一刀的黄纸，每次去都能获得一块钱的恩典，围在一起，看着属于我们自己的火光升起来。
当然，不过瘾，但再讨钱便要挨骂，于是我们跑出去，远离那些不属于我们的火焰。在庙的西南边是一户人家的猪棚，猪棚的墙外是一片不大不小的竹林，刚好能遮住墙面。在竹林和墙面之间，有一条小道，我们钻进去，里头有一块竹子长得稀薄的空处，对孩子来讲，简直是天然的密室。我们蹲坐在那里，隔着稀疏的竹林，看着庙里的大人跪拜，看他们烧火，在供奉的婆婆像下面闲聊，很有趣味。
在这片空地，我们挖出一只碗。
仅剩三分之一，只能通过身体蜿蜒的曲线确认它的确是一只碗，抹去身上的黄泥，捧在手里，不记得是哪个伙伴的提议：把它当作烧火桶吧。于是，我们各自跑回家，搜罗纸张，在灶头间拿打火机。回到原处，我们就对着那座村庙，重新燃起火来，说是烧火，实际上只有一点火苗，我们努力控制着它，使它燃得不大不小，既不会太显眼被发现，也不至于熄灭。火苗烧纸的声音是很轻微的，需要屏住呼吸，仔细聆听。在墙内，不断传来猪的叫声，高处的窗户，飘出猪腥味，如今很难想象，一群村里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模仿着庙里的大人们，自得其乐。
我把这只碎碗几次拿回家，不是被家长发现而遭训斥就是被伙伴发现，声称我的行为是一种背叛。没人能有资格拥有那只碎碗。实际上，这种无聊且天真的想法根本持续不了多久，它的寿命极为短暂，到现在，那座村庙还在，虽然香火不复从前，而碎碗已经不知何时消失，消失于我们的娱乐活动之中，连它的本体在何处也没人在意。
这两只碗，没有什么比较的必要，一只幸运地跟随搬迁而遗存下来，另一只则在村庄消失之前就消失了。在记忆中，在这篇短文里，它们都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关联。
一个年轻人，是不大有资格评价故乡的，尤其是它根本没离开你多远，你只需要一点点勇气和一点点时间，就能重返它，或者，如我所做的，不痛不痒地描述它的一些片段。但是对我而言，它就像那只刻着我姓氏的旧碗，被深藏在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落，也如那只碎碗，甚至连消失的时日也记不清楚了。
而产出了这两只碗的旧村子，回头，视线平探而去，早已是一片墟土。
（作者系青年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