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江
“死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对它的书写别具意义。当人类的死亡被作为历史现象进行考察时，注定它被置于各种领域之下：历史的、人文的、医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这本译著《人类死亡史：从瘟疫到癌症》，严谨的叙述中不乏历史的厚重与现实的权衡，“生存”与“死亡”作为相对的存在，合成默契的张力，“人类”的视角通达全书。
在本著作中，那些威胁或曾深刻威胁过人类的瘟疫（疾病），被不动声色地以历史事件的形式客观呈现出来。著者通过冷静的叙述，记录了它们的存衍历史、造成的灾难，以及人类在与“死亡威胁”抗争中的应对之措，既有个体微观的特写，也有整体宏观的展现。
1347年，锡耶纳作为意大利中部的城邦，富庶繁荣。然而1348年初，历经两个月逆流而上的鼠疫在传播至佛罗伦萨后，一路向南抵达锡耶纳，所到之处大量人群致疾死去，“大规模的死亡让葬礼无法举行”“药物或任何防卫措施都毫无作用”。瘟疫如同浩劫，在5个月之内即让这座城市和近郊四分之三人口死亡。书中引用的史料描述了当时社会崩溃的景象：“那些幸存者就像发了狂，基本失去了感情。高墙大院之类的豪宅大多遭到抛弃。”“许多土地和村庄遭到荒弃，到处都阒无人烟。”200多年后的1592年末，鼠疫在伦敦再次暴发，导致17000多人撒手尘寰。当局为追踪疫情采取对策，对死亡原因进行调查，出现了所谓的“死亡记录表”。
作为一部历史科学著作，著者叙述这样的情景显然并不仅为重现历史。事实上，对此类“记录表”之质疑，引起的另一种思考与叙述，或是更重要的撰著意图——1662年，约翰·格朗特对“记录表”进行深入研究，发明了“生命表”，以人口的性别、年龄、地点、职业等指标分析疾病分布成因、与健康相关的状态，对公共健康决策产生推动作用。
书中列举的呈现为“灾难事件”的传染疾病，被置于特定社会环境下进行叙述，揭示了它们的产生“背景”。这在第二章的部分标题可知：“挤奶女工的手““分娩”“致命的动物”等。比如，叙述贫穷环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书中描述：“斑疹伤寒在极端贫贱困苦的情况下”反易“肆虐”，“营养不良、人口拥挤、缺乏良好的卫生条件”等致其迅速传播。在医疗科学尚无科学应对的情况下，“改变人们生活的悲惨状况”不失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死亡”作为宏大主题，作用于其之因素繁多。书中不仅论述了自然因素的病因，亦不乏对当下饮食规律、遗传因素、特殊疾病加以考量，揭示其历史趋势与对人类健康的风险。比如，关于当下人们普遍关注的肥胖现象，该书在医学的揭示中融入现代社会学意义的分析：“肥胖蔓延”是人类的“自然本能、行为和身体不适应现代世界的后果”。人类从古至今的生活环境导致“适应不良”现象中，出现诸如“喜糖”“喜盐”的“基因”。而在“遗传影响”中，在进行诸如细胞、基因、染色体之类细致的医学分析前，列举了美国民歌手伍迪的病例。20世纪40年代末，伍迪经常在演唱会的舞台上跌倒、忘记歌词，警方还因他步履踉跄、口齿不清，怀疑他醉酒逮捕了他。最后在医疗机构的诊断下，他被诊断遗传了他母亲的亨廷顿氏病——一种遗传性神经系统疾病。对自身病症的痛苦，伍迪作了细致描述：脸部“变形”、胳膊“到处晃荡”、手腕“虚弱”、手“乱舞”，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控制的”。
作为一本融合历史与医学的著作，本书的审度在叙述与论证中显得自然而不突兀。书中专门辟出章节，对自然因素（被动）致死之外的“自主选择”——战争、族群冲突、酗酒、因药致瘾等导致的死亡作了论述，亦不忘探究成因。对成瘾者，著者引述：曾经的“逆境体验”增加成瘾“风险”，以所谓的“自我治疗”释放痛苦。
需要理性对待的是，本译著基于著者的所处环境与研究范本作述，或存一定的局限，不过客观上，它无疑拓展了对人类死亡现象的社会学视域与思考空间。正如书末“致谢”所述：“人类解决自身许多重大问题的进步”“经常缘于良好的法律、政治、工程、统计、经济”“这个世界是许多彼此不同的力量”“互动的产物”。作为叙述人类“死亡风暴”与如何抵御它们的著作，本书亦是一部人类社会的进步史，它让我们理解并思考“人何以为人”这一与“死亡”同样永恒的主题。
《人类死亡史：从瘟疫到癌症》
〔英〕安德鲁·多伊格 著 项 冶 译
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