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惠玉
著名作家余华是我老乡，我们都称他余华老师，也称余老师，倒不是出于礼节尊称，人家现在是正宗的老师身份，与我一样。不过，我是海盐的初中老师，他是首都高校的研究生导师。
我曾两次请余华老师给我签名。
第一次是在1999年9月，我当时是武原中学的一名语文老师，主持着学校的东方潮文学社。为了让文学社的小记者有一段深度的记者经历以作启蒙，我联系了各方后，组队启动了“小记者行动”，其中的一位小女生是文学爱好者，她很快联系到作家余华，兴奋地在会议室进行采访。我跟着她去了会议室，第一次面对面见到余华。二十五年前，他三十多岁，头发未白脸未皱，不“潦草”，担得起帅哥的称呼。不过，这印象不是来自记忆，而是从保留着的我和他当时的合影中还原出来的。我的记忆都留给了紧张、惶恐、尴尬又释然的诸般情绪。
那时的余华，因《活着》声名大噪，新作《许三观卖血记》刚出没几年，大家都在抢购。而我只是一个刚上讲台没几年的老师，农村出来的丫头，所得的启蒙是在村里的破旧教室和几位代课教师那里完成的，未接受过拼音教学，更不知文学为何物，基础天然不足。在这样的场合，自卑局促弥漫于身心，要不是因为学生，我只想逃离。
于是，我选择在稍远处的角落观望学生和余华的交流，他们聊得很欢，学生满脸笑容满目光芒，我被学生影响，忽然生出勇气走上前去，问候了一句：“余华老师好。”我感觉声音是颤的，手脚是抖的，手心满是汗。好在他正给学生的书签名，没顾上握手。然后就听到了他略带沙哑的欢快的两句话，“你好，你好”“你们把学生教得很好呀”。
忽然，所有的局促、所有的紧张都滑落了。聊了几句后，他说：“我也给你签个名吧？”我偏偏没带任何一本书，才去局促，又添尴尬。余华很快从会议室里拿来一本《海盐民俗风情》，签了名递给我。我问能否合个影，他说：“行啊。”于是，我俩拿着他签过名的书，由我的学生小记者给我们拍了照。
照片里，我们朝着镜头灿烂地笑。
第二次一下跳到了2022年11月。此时，我已调到海盐县教育局工作，因为周伟达的联系，和余华有过几次交集，也已经直称他为“余老师”。
在和余老师的聚会中，得以有机会听他讲日常点滴、过去种种，余老师聊天的眼神动作，机敏风趣，与在媒体上露面时一般无二。有一印象深刻的片段是余老师小时候和哥哥华旭偷父亲的香烟。哥哥每偷一次就被发现一次，然后是挨训挨揍，余老师却从来没有被发现过。哥哥很好奇，讨教经验。余老师说，要偷就偷一包啊，你偷几根当然会被发现了。父亲每次藏烟时，都把每包烟里的香烟根数点得清清楚楚，但他不会想着去点一条烟里的包数。我们都说“呃，是这样啊”，然后笑得停不下来，他则又一本正经地接着讲其他故事了。许多事已写入他的作品，或者在各类访谈中讲过。现在透着手机屏幕，看他接受采访，抿着嘴盯着镜头尚未开口，我就想笑了，下一秒不知他会冒出些什么包袱。这样的相聚已然消磨去我人为创设的隔阂。
我有几位外地朋友，是余华的追崇者，我就想帮着请余华签个名。余华来海盐时，我就约了签名事宜。那天是晚上，深秋的风已是很凉，我赶到所约的茶室时，余华和海盐的朋友们聊得正酣，室内暖热。我从大门进去，带进了凉风，他扭头看过来，见了我，我们握手，他请我坐，戏谑里轻松自在。然后挪到僻静处签名，我带来了好几本，每本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称呼和要求，他逐一按要求签写。签到《在细雨中呼喊》时，扉页上已有“余华”的影印，他把名写到了页下方，再从对方姓名处画了一条调皮的弧线，将两者连接，加上个箭头，表示亲笔所写的在此处。
周伟达也给我们拍了照，照片里，是两个埋头认真工作的人。
这便是我请余华老师签名的故事，很常规，没有复杂的波折。但于我，记忆美好。这种美好不在于获得一个煊赫的人的亲笔签名，而是这个煊赫的人带来的普通日常的平和自在，以及这种平和自在带来的温厚的情绪宽解。心理阳光面积超大。
因此，别人问起我对余华的印象，我也就随性而说，自在无拘，没想端着。
这，真的很余华。
（作者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