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宏
“医学杂志《柳叶刀》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大约有1.73亿人患有各类精神疾病，其中91.4%的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Y书记将一份报告递给我，着实让我大吃一惊。
看着我难以置信的神情，Y书记接着说道：“叔本华说过，‘每个人内心都藏着一头野兽’。这头野兽是人的原始本能，一旦受到刺激，就可能演变为攻击性行为或破坏性行为。精神病患者就是那种受到刺激的‘烈马’，它挣脱缰绳，缺乏约束，有时候还会自残或对周围人群造成伤害。而我们所做的，就是让这些‘脱缰的野马’平静下来，训练他们回归自然。”
我饶有兴趣地问道：“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Y书记想了想，说出了两个字：“精神。”
看我还在琢磨含义时，他补充道：“我们有着一群不为人知、以精神心理疾病治疗与护理为职业的医生和护士。他们，每天与‘精神’进行着对话。”
对话一：“用朋友关系来稀释护患关系。”
对话者：D，男，1987年出生，护士长
在普通医院，男护士不太多见，但是在D所在科室，男护士的比例却在50%以上。
“我是卫校毕业来康慈医院工作的第一批男护士。正如你想象的那样，我的亲戚朋友特别是我父亲，表示竭力反对。但我的老师在我毕业前跟我说，‘很多人不愿意去，或许正是你可以有很好发展前景的地方。’可以说，起初我是毅然决然，甚至有着美好憧憬。但等到深入接触病人之后，我的想法有了颠覆性改变。我甚至问自己：难道我要一辈子从事这份工作？”
没想到，他一口气做了18年。
我禁不住问：“是什么认知彻底改变你的看法？”
D想了想道：“一个理念。就是要用朋友关系的处理方式来构建和稀释护患关系。”
我说：“这个说法倒很新鲜。”
D说：“有一位病人，他患精神分裂症已经有10多年。文化程度不高，却很好学。入院以后，他甚至还跟我要医学方面的书看，他说要了解自己的病，了解怎么治疗，让我很惊讶。还有一件事。有一段时间我自己锻炼身体，就鼓励他跟着我锻炼。我跟他说，一个人有了健康体魄，有了愉悦心情，才能达到身心健康。他非常配合，现在他每天坚持健身，做仰卧起坐、俯卧撑，甚至倒立行走。他还跟我探讨过武术训练。有一阵子，社会上风靡平板支撑，他也赶时髦，坚持每天训练，现在都可以达到运动员水平了。他还常常问我，现在这个项目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多少，他说他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笑了，说：“你成了他的贴身私教。”
D也笑了，说：“还不止这些。他现在开始跟我探讨出院以后该做什么工作。他说，他一定要把头上那顶‘精神病患者’的帽子摘掉。我说，刚开始目标不要定得太高，至少凭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我给他的建议，他都会很认真地记下来。总之，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憧憬，积极乐观。”
“是啊，如果不是你用这种朋友式的方法关心他、开导他，跟他推心置腹地聊天，解决他最关心的现实问题，我想他恢复起来也不会这么顺利。”
D笑道：“护患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实对于我们护理行业的人来说，从‘心’出发，解决他们根本性的问题，才可能控制他们的病情，并且引导他们朝着越来越好的轨道发展。”
对话二：“我帮助他们，其实也是在帮助我自己。”
对话者：Q，女，1978年出生，责任护士
当我问Q工作以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时，她脱口而出：“痛并快乐着。”
“痛既有身体的伤痛，也有精神上的苦痛。身体上的痛大家都能理解，我们时不时会遭受处于急性期患者的拳击或耳光，但精神上的苦痛就不一样了，因为每个精神疾病患者的症状不一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琢磨针对什么病人该用什么办法，有时候下了班回家想，有时候上班开车路上想。解决不了问题，病人没有良好改善，我心里就很着急，真的很烧脑。”
“比如？”
Q说：“比如我护理过一位病人，进来时只是14岁的小女孩。她在学校里成绩非常好，但送来的时候五花大绑，眼神里充满仇视的目光。她的脸很脏，好像很长时间没有洗过，头发也很乱，指甲也很长时间没有剪。刚开始几天，她对医院任何一名工作人员都不理睬。我每天都去问候，问她有什么要求，能给她什么帮助，她也不理不睬。那天，她忽然要我帮她解开保护带，我则要她把脸洗一下。她坚持很久，最后终于同意。这以后，她对我的态度就慢慢有了改变。只要有别的医生或护士要她做什么事，她就一句话，‘你去跟Q护士说’。”
“说明她已经信任你了。”
“是的。她后来只愿意跟我一个人说话。她说她之所以辍学，完全是因为班主任老师大庭广众之下一句嘲讽的话深深刺痛了她。又说，母亲严厉得近乎苛刻，父亲又只知道凶她、打她，她觉得生活中没有一丝快乐。有一次她过生日，她父亲特意买了蛋糕来，她理也不理。那天我去得晚，其他护士告诉我小姑娘一直在等我。当我出现时，她兴奋得把蛋糕拿出来。其实平时我很少吃，但那天我当着她的面全部吃完。我发现她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
“当你的努力得到回报时，这应该就是你说的‘快乐’。”
“还远不止这些。小女孩出院后，经常跟我联系，有时候我们也一起去散步。她母亲说，在家里她总是安静不说话，但是每次跟我出去，都是蹦蹦跳跳回家的。她说，‘Q是我的医生、护士姐姐，也是我的妈妈。’”
“她已经把你视为最值得信赖的人。所以，你的快乐远大于你的苦痛。”
“是的，我给了他们帮助，他们也给了我帮助；我帮助他们，其实也是在帮助我自己。”
对话三：“躯体疾病治疗是精神疾病治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对话者：G，女，1980年出生，主任医师
“看起来你一米六都不到，做精神疾病治疗医生不害怕吗？”一见到这位来自黑龙江的G医生，我就忍不住问道。
“怎么不怕？我刚来第一个礼拜就被打，还差一点没命了呢。”
“那这么多年来，你靠什么方法‘对付’这些病人？”
她想了想说：“精神疾病患者往往有着多种躯体疾病，如果只注重单一的精神疾病治疗，往往事倍功半。”G说，人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身心始终统一在一起。“所以，精神病患者进院的时候，我们除了常规的精神科检查之外，还必须首先对病人的躯体状况进行全身检查，发现可能存在的身体机能问题。躯体问题找到了、疾病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才能对症下药，心理治疗及非药物MECT（无抽搐电休克）治疗手段才能更好地帮助到患者，使患者获益更大，做到全病程的管理。”
“这应该就是‘追根溯源’吧？”
“是的。前几年我接收过一位病人，进来时神情呆滞，认知功能下降，记性差、步态不稳、共济失调、阵发性情绪暴躁及伴有冲动行为，奇怪的是每天下午傍晚的时候脸色绯红，另外还具有明显的攻击性。据家属反映，病人经常在厨房、客厅大小便。一位有知识有文化的读书人，居然发生这样的事，对家属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通过磁共振检查，我们发现他的头颅MR弥散相大脑皮层呈花边征，初步判断他属于神经元核内包涵体病。但因为这种病例国内才一千多例，我们不敢妄下结论，建议送上海、杭州专科医院就诊，最后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经过脚踝皮肤活检，专家证实我们的判断，确诊为这种病例。对于这个病人和家属来说，我们确诊病因非常重要，为接下来治疗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对症下药也有了充分的科学依据。”
G说还有一位病人，送进来的时候脾气暴躁，但身体又很虚弱。据家属说，他已经很长时间不吃饭，要么只吃西瓜，一天可以吃4个；或者只吃红薯，连续吃一周。我们对他进行精神科检查评估及一系列身体辅助检查，发现多项身体指标异常。为了尽快弄清楚发病原因，又进行核磁共振检查。检查发现，他脑萎缩程度非常严重。“通过提供他基本的生命需要、营养支持、控制感染，联合促智药，以及对其他不正常指标进行一系列针对性药物治疗，他逐步恢复了身体机能。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精神上的康复和护理。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现在他已经能够做到基本生活自理，吃饭也正常。白天可以静心看书报，傍晚还可以下楼散步。”
G是一名“全科”医生，进入康慈之前，在综合性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我深以为治疗精神病不能‘就病治病’，而要从人的系统性、完整性去探究治疗思路，躯体疾病治疗是精神疾病治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躯体疾病治疗与精神疾病治疗有机结合起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治疗，才能塑造一个完整的人。”
对话四：“在生命面前，其他都不重要。”
对话者：W，女，1991年出生，责任护士
W长着一张标准的鹅蛋脸，清新秀美，看起来就像刚参加工作的小女孩。
“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份工作来做。”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有些不解。
“除了日常护理之外，我大部分时间是和病人在活动室相处。每天活动的内容有手工、唱歌、舞蹈，还有小游戏、走路、做操、锻炼等等。以前，我每天回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花时间准备第二天的活动项目，就跟老师备课一样，我要查阅很多资料，完成一项活动的准备工作常常要到凌晨一二点钟。有时候不能让自己满意，就会烦躁、压抑、灰心丧气，甚至不想干。可是只要想起那些病人，想起他们在我动了小手术刚上班时主动帮我端茶杯，我从座椅上吃力地站起来时他们过来扶我，想起他们对我点点滴滴的好，我就觉得，我的任何努力和为他们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你对工作这样尽心尽力，病人认可、同事喜欢，怎么会不把它当成工作来做？”
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就问了另一个问题：“近15年的工作经历，你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她想了想道：“在生命面前，其他都不重要。进康慈之前，我曾经在自己镇上中心卫生院工作过，亲眼目睹三个小男孩由于溺水等原因，送到医院时还有生命体征，医院也进行及时抢救，后来应病人家属强烈要求，在送往市医院途中却没有了呼吸。每次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如刀绞一般难受。”说完这些，W眼中噙满泪花，然后用袖角轻轻按了按眼角。
“五年前，我的母亲因为车祸一下子离开了我；两年之后，我父亲也因为患癌症黯然离世。与我生命相伴最久的两个人相继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原本热热闹闹的家庭一下子冷清下来，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说完这些，泪水就从W的脸颊上挂了下来。她用双袖轻轻把泪水擦去，一个劲地跟我说“对不起”。
她突然成了在我采访中唯一落泪的人。
W擦了擦眼泪，说：“我觉得我很不幸。但是，我又是幸运的。在我们医院里，住院最长的达三四十年。这些病人从刚开始有家人陪护，到最后家人一个个离世。和他们朝夕相处中，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们离不开我，他们把我看作他们的女儿、姐妹，他们把医院当成了自己的家。有时候我想，其实我就是他们的亲人。如果我能够在他们身边多一些陪护、多一些问候，为他们养老送终，他们就一定会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温暖，即使他们走的时候，也不会感到有什么遗憾。”
望着W真诚的脸，我终于知道她前面两句话的原意。她之所以没有将工作“当成工作来做”，是因为她已经将工作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每天上班其实就是在生活。她把所有她护理的病人都当作她的亲人，她把职业的责任感视为对亲人的真诚关怀，只希望他们可以好好活着，不再遭受病情折磨和痛苦；她愿意在他们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一直这样陪伴下去。他们离不开她，她更舍不得他们。这也让小小年纪的她，陡然有了对生命的珍视感和敬畏感。
对话五：“病人是在替家庭生病。”
对话者：Z，男，1978年出生，科主任，正高职称
“认知很重要。精神疾病患者出院之后的治疗和护理，家庭对疾病的理解、接受程度，和病人自己对自己疾病的了解程度都很重要。业内有一个广为关注的观点，那就是：病人是在替家庭生病。”
我不解地问：“这句话怎么理解？”
“这就像一只鲜艳欲滴的苹果上坏了一个小口子，家庭成员不能任其‘腐败’，而是要齐心协力想办法把这个毒素慢慢清除掉，促进伤口愈合，以免影响整个苹果的完美。这就是家庭的重任。”Z进一步给我解释，“最好的家庭关系就像等腰三角形，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偏不倚，互相独立自由，但同时又相互连接、支撑和不可分割。记得我曾经治疗过一名患者，他15岁读初三时开始出现幻想症状，总认为同学背后说话就是在议论他、说他坏话，老师的举止总是看不起他的样子。他有时白天一个人自言自语，有时行为有些错乱，晚上不能正常睡眠。加上中考压力，患者送到医院来的时候神情已经恍惚。我们进行针对性治疗一个多月后，他的妄想症状逐渐松动，直至消失。出院后，又通过巩固期、减药维持期的治疗，基本上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状态，并保持病情稳定多年。关键一点，他的父母提前了解精神疾病的相关知识，在他出院之后，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他也严格按照我们医嘱进行服药，定期复诊，治疗从未间断。家里从不口角，相互亲近，有事商量，心平气和。后来这个孩子没有出现复发，现在也已经结婚，还有了两个孩子。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欣慰。”
“如果家庭缺失对患者必要的监督、护理甚至关爱，复发的可能性是不是很大？”
“是的。以前我治疗过一个病人，存在大量幻听症状，也是初中时发病，耳边常有说话的声音，内容指令性幻听，让她割腕，好在抢救及时没有酿成大错。但因为家庭疏于管理，病情时好时坏，有一次她再次出现指令性幻听，让她将家里值钱的东西打包扔到了河里。送医院来的时候，我们对她进行针对性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两个月之后就出院了。后来她虽然也考上了大学，但是维持治疗还是缺乏监督，病情反反复复，还差一点出人命。直到大学毕业，她自以为有所好转，就开始自行减药，家里并没有特别关注，最后因为幻听再次发作，从高楼跳下去了。”说完，Z医生惋惜地摇摇头。
“所以拯救病人，其实就是在拯救家庭。”
“是的。身体其他的器质性疾病大都可以通过仪器检测和数据分析进行判断，但精神疾病是很难用仪器来测量的。而要改变这些人的现状，减缓他们的病情，除了药物治疗这个基础外，还需要联合心理治疗、物理治疗和康复治疗，特别是心理治疗，千万不要忽视认知因素和情感付出。病人对自己病情的认知，家庭对病人病情的了解程度、接受程度，以及家庭成员的情感付出，都是精神疾病治疗的‘良药’。”
贾平凹说过：“心上有个人，才能活下去，不然生活的意义就会越来越低，生活里需要情感的羁绊。恰是因为这些羁绊，才有了念头，人一旦有了念绊，生活就有了奔头。”诚然，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叫做“精神”的人。“精神”的正能量越大，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勇气就越强，我们的内心世界也就愈加充满阳光。在我心目中，医护人员就是一群心怀“精神力量”的人。他们想方设法将那些“精神”缺陷的人从不利的环境中拉出来，治疗、陪护、关爱，修补他们的“精神支柱”，让他们重新回到自己温暖的家庭，还他们正常的生活。
愿我们都在“精神”的陪护和支撑下，幸福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