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杨 茜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专门部署，凸显了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价值追求。在嘉兴，“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早有着生动实践，并与人大有着紧密关系。
“经济发达，又有一定文化教育基础的浙江省嘉兴地区，农村教育工作却落后了。这里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大大超过了全国平均的比例……”那是1983年，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报道《嘉兴地区农村教育为何落后？》引发各方关注。
文盲、半文盲多，中、小学危房多，教育资金投入微薄是报道中着重点出的问题。另一方面，刚刚撤地建市的嘉兴各项工作都在起步，财政资金捉襟见肘。如何破题？市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作出了《关于教育集资问题的决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响应，为嘉兴教育发展打开了全新思路。
教育集资，对于如今的人们来说或许有些陌生，可在上世纪80年代的嘉兴，却是地方教育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份决定明确，从1985年起，在全市范围内对国营、工轻、镇（街道）工交财贸企业征集教育事业费，征集额为缴纳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的百分之三。其中三分之一分别留给市本级和县（区）用于普通教育，三分之二用于市级大、中专学校的建设。
“这是我们在基层深入调研后提出的改革举措。”1983年8月，44岁的范巴陵刚从湖州一企业调入嘉兴市政府担任副市长，分管教育文化和卫生等领域。《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重重地叩打在了她的心上。
实际走访的情况，让范巴陵的内心更加不是滋味。农村学校的教室窗户大多没有玻璃，用个水泥包装袋糊着。教室里都是泥地，冬天太冷，孩子们便经常跺脚取暖，往往会把课桌下跺出一个个坑来。城市学校也好不了多少，课桌都是用了20多年的老桌子，桌面坑坑洼洼很不好写字。
仅靠政府力量，短时间内无力改变全市学校现状。人民教育还是要依靠人民的力量。彼时，嘉兴各地乡镇工业正发展红火。焦虑如何筹钱的范巴陵和有关部门把思路转到了向企业集资上。“市人大常委会：发展教育，开发智力，是振兴我市经济，适应对外开放的重要措施，因此必须搞好教育集资……”这份由嘉兴市政府发出的关于要求审议教育集资规定的报告，不久被呈至市人大常委会。
改革，就是要大胆去做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在市人大常委会的大力支持下，很快，一场面向全市的教育集资热闹开启。
“这些集资来的钱都被用到了校舍维修、购置设备和仪器、提升教师待遇等方面。”虽然已经退休，在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工作20多年的周明依旧清晰记得那热热闹闹的教育集资场景，以及此后的每一次细微变化。
为加强中小学基础教育，1986年3月27日，市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根据市政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修改教育集资办法的决议》，加大了教育集资资金对基础教育的倾斜力度。此次会议上，代表们还在审议时提出了许多比较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比如，教育集资一定要专款专用，并用到最需要的地方；集资款的使用情况，应每年向人大常委会作出汇报；虽然教育集资解决了高专经费和普教经费不足的问题，但安排地方财力时，不能因此减少对教育的投资，要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尽力增加教育经费……
变化总是无处不在。1986年4月28日，国务院发布《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规定从当年7月1日起施行按“三税”税额的百分之一计征教育费附加，列入地方预算外财政收入，按专项资金管理，由教育部门统筹安排，用于改善中小学教学设施和办学条件。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市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作出停止执行《关于教育集资问题的决定》和《关于修改教育集资办法的决议》。
嘉兴教育集资的实行时间不长，影响却是深远的，极大地引发了社会对教育的关注，全民办教育的意识开始苏醒，集体和个人捐资助学的良好风尚也在不断延续着。
1986年9月，海宁表彰一批捐资助学的专业户、企业家、退休教师和干部，涉及的57人一年间共向学校捐赠了81000多元；1989年开始，财力有限的嘉兴郊区（如今的秀洲区）动员全区人民慷慨解囊，所募资金重点用于改造乡镇中小学危房、破旧房，改善当地办学条件，使农村校舍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在捐资助学的道路上，近年来，我市还涌现了台胞陈友仁夫妇、浙江省道德模范许天箴和朱水源、感动中国人物朱丽华等一批捐资助学先进典型，在社会上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