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扶霞前两部“译文纪实”系列作品《鱼翅与花椒》和《寻味东西》，这本《君幸食》在沿袭其风趣轻松的写作风格之外，还包含大量学术研究与人文思考。正如陈晓卿为本书所写的推荐语中提到的：“给中国传统烹饪智慧找到全球性参照和现代性诠释，眼界开阔、考据精深。”

　　下文选自《君幸食》“开宴序”，为节选。

　　似是而非的中国菜：糖醋肉球

　　1994年，我拿到四川大学的留学生奖学金，赴中国旅居。表面上看，我是去成都追求学术深造的，但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对美食和烹饪产生了比其他一切都要浓厚的兴趣。到川大之后，我很快“放弃”了学业，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当地美食轻松闲适的探索中。完成大学学习的一年后，我留在了成都，当地著名的四川高等烹饪专科学校（四川“烹专”）邀我入学——我欣然接受。

　　人生着实有趣，冲动之下看似微小的决定竟能最终塑造生活与命运。我接受中餐厨师培训的最初动机单纯是对烹饪的热爱，同时也想在这座城市多盘桓一段时日，毕竟它对我的吸引力仿佛香饵钓鱼。然而，对于川菜，乃至更广阔范围的中餐的探索，让我深深着迷陷落。如果站在起点处看，的确不太可能，但这项探索最终变成了长久的事业。

　　从早年在成都开始，我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流连于各种厨房、农场、博物馆，阅读了大量书籍，并与上至行业专家、下到业余爱好者的很多中国人聊了美食与烹饪。同样重要的是，我品尝了大量异乎寻常的食材与菜肴，数量之多，超乎我的想象。这才是我真正的教育经历——品尝、品尝、再品尝；品尝不同地区的风味，体验中餐千变万化的排列组合；亲眼见证各种理论、描写、传说和食谱在实践中的应用，用嘴和舌头去获得切实的感受。武术大师和音乐家都是靠真拳实脚的演练学习成就的，专业“食者”亦然。

　　都说“三代才能出一个中餐美食家”。作为一个在二十出头时新入中国的外邦人，我目前还在过自己的第一遍人生；但鄙人何其有幸，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接受了很多人几辈子做梦也不敢想的丰富美食教育。这样的荣幸完全要归功于我那些深情厚谊的中国朋友和老师们，更不用说华夏大地上许许多多的陌生人和偶遇的点头之交，他们不厌其烦地带我品尝美食，与我促膝长谈，最终“改造”了我不开化的粗鄙味觉。

　　当然，初到中国长居时，我对“中国菜”这个概念也不算完全陌生。童年时期，我偶尔能吃上一顿中餐，虽然数量不多，但也令人难忘。和过去两三代的许多西方人一样，我算是吃着中国菜长大的——嗯，那勉强算得上中国菜吧。牛皮纸袋窸窣作响，我们将其打开，倒出里面的金黄色小球，都还冒着热气，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炸得酥脆的面糊包裹着软嫩的猪肉块，还配了个白色的一次性塑料杯，里面装满鲜红色的透明酱汁：糖醋酱。我和妹妹都兴奋得不行了。中餐外卖可是难得的享受，能在平时常吃的妈妈做的家常菜之外换换口味，还有机会玩玩筷子。摞在一起的铝箔碗盘，散发着酱油与姜的香气：这一套菜肴包括了虾仁杂碎、罐头笋炒鸡丁、粗砂砾状的豆芽炒面、面皮松软的卷饼（里面包的仍然是豆芽）、蛋炒饭。味道都很不错呢，但我们最喜欢的莫过于糖醋肉球，这是我们永远的最爱，怎么都吃不够。

　　不止我和妹妹，在1970年代的英国长大的孩子们，很多人与中餐的初相识，就是通过糖醋肉球这道当时在中餐菜单上无处不在的菜。几乎每个城镇都有一家中式外卖店。二战后，新的中国移民潮从香港涌来，他们接管了英国的炸鱼薯条店，先是在利物浦，然后扩展到曼彻斯特等地，利用原有的店面，逐渐在原有菜单上添加中式菜肴，中餐外卖店数量由此激增。1951年，整个英国只有三十六名中餐馆经营者和管理者；到1970年代初，全国估计有一万二千家中式外卖店和三千家堂食中餐馆。

　　《君幸食》

　　[英]扶霞·邓洛普 著 何雨珈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