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晓星
“知乎”上有个帖子，《金庸写他的武侠小说的时候，是用粤语，海宁话还是普通话写的？有没有具体的证据？》，下面的回复说粤语、吴语的都有。说吴语的多些，证据也多，比如《天龙八部》里给阿紫的长命锁上刻的“湖边竹，盈盈绿，报平安，多喜乐”，竹、绿、乐用吴语念基本押韵，《倚天屠龙记》里《九阳真经》的经文“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恶、足押韵，类似的例子还不少。
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说金庸家乡海宁流传着蝴蝶是梁山伯、祝英台化身的传说，他在《连城诀》里把这个传说挪到湘西去写，但我们不能肯定湘西是不是流传着同样的说法，与这一现象有点类似。作为浙江海宁人，金庸小说里这些吴方言的投射，倒也很正常。但说全部小说都是用吴方言写的，那就是以偏概全了。金庸小说如果不是用比较规范与成熟的现代白话文来写（当然很精心而刻意地摒弃了一些现代色彩比较强的词），哪能流传那么广。看看用吴语写成的《海上花列传》吧，无论鲁迅、胡适、刘半农、张爱玲他们怎么推崇，侯孝贤怎么拍电影，读的人就是不多。
吴语对金庸的意义，还可以得到一个反证：在香港生活久了，金庸也会把粤语用在小说里，有时候是不自觉地受到了影响，有时候是有意迎合读者。后来他修订作品，提到要替换掉现代色彩较浓的词汇，也提到要修改一些粤语的表达习惯，却似乎没说要改掉一些吴语特有的表达。他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小说里除了粤语还有吴语，这大概只能用吴语已经融化在他的血脉里，无法自我剔除来解释了。
上面说的都是金庸的书面语，但因为从吴语的押韵出发，让书面语也有了声音，正是口语和书面语彼此渗透的好例子。即使不与金庸亲密接触，从他的书面语里写出了吴语，也可以猜到他平日里常用的口语是什么，甚至还可以窥见他的内心在思考时用的语言是什么。
金庸三十岁左右时，在香港《大公报》上用笔名“姚嘉衣”开“影谈”专栏，1954年1月9日那一期题为《演员的国语·打渔杀家》，正好可以让七十年后的我们对金庸的国语水平有一个认知，同时也是对吴语在他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有一个认知。这一期，他回应一位读者“陆子纹”来信提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就是“要我告诉他怎样学好国语”。金庸说：
第一个问题他完全找错了对象，我的“国语”（假使能称得上“国语”的话）是有名的蹩脚。昨天和几位朋友谈天，谈到了刚与长城签订合同的李嫱。我说，“……那天我和她跳舞，我对她说上海话，她总是说国语。”一位朋友说，“她大概不会说上海话。”……陈太太说，“姚先生，我还没有听见你说过国语。”一位向来不牙擦的小姐忽然牙擦起来：“他的国语就是这副样子，最多不过稍为再‘国’一点点。”说着用手指比了一比。
那天长城的除夕晚会，后来有中联公司的一批朋友们来玩，吴楚帆、刘芳、李最风、容小意、秦剑、李铁、吴回等几位都来了。我去请刚认识的梅绮小姐跳舞，跟她一谈，发觉这位粤语片演员的国语比我好得多，好到简直可以拍国语片的地步。所以我这里答复陆子纹先生：广东人要学好国语虽然不容易，但决非不可能，问题是要努力，要找一个好先生。
金庸的国语不佳，不见得多么奇怪。在他的中小学时代，国语教学还没有普及，老师上课，很可能用的是本地方言。国语的基本训练他必定是有的，然而平时用的机会未必多。抗战期间万里流徙，在湘西、重庆都生活过一段时间，以他的学习天赋和适应能力，语言上都不会有问题，偶尔用国语，足以应付。抗战胜利后回家乡，在杭州不多久便去上海，上海与嘉兴同是吴方言区，他融入得极其顺当。一九四九年之后，香港的其中一部分人来自上海，尤其是在文化界，上海人尤其多。所以，金庸那一口上海话，在香港文化圈内基本通行无阻。
可以想象，最初几年里，金庸以及许许多多南下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在香港长期生活的打算，也没有学习粤语的强烈需求。直到他们意识到可能要长久地在香港生活下去了，自己的生活与发展离不开这片土地了，才开始有意识地去学习粤语。可以说，金庸前半生是吴语世界，后半生是粤语世界，国语（或曰普通话）夹在其中，更多地体现在他的小说写作里。大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与内地的接触越来越密切，普通话口语表达才越来越多，越来越熟练。等到九十年代起他时不时在电视上露面，普通话已经基本圆转无碍，无非就是带一些江南人的口音罢了。若那位“向来不牙擦”而“忽然牙擦”的小姐听到，多半会说：“他的国语竟然‘国’了很多！”
（作者系金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