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怡
1917年6月底，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前往上海威海卫路沈曾植住处，找老师请益学识。可这天又不一样，王国维被沈曾植家人告知：“他前几日出门去江苏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王国维大为诧异，他与沈曾植在上海相识两年以来，几乎没有一天不联系。书信往来以外，隔几日，他就要去沈曾植的住所请教音韵学。沈曾植如有其他雅集活动，也必会告知王国维，不让他跑空。
王国维回家百思不得其解，当他看到报纸登载的消息后，第一时间给半世至交、两年后的儿女亲家、晚年却反目成仇的罗振玉去信，说出他的推测：“报载对山于初九日抵京，有沈某、王某同行，而不言其名，则乙老实与对山同行矣”。“对山”即康有为，“乙老”是沈曾植别号“乙盫”代称，王国维根据报载内容，知道沈曾植去了北京，参与张勋主持的“丁巳复辟”。
王国维与沈曾植相识，缘于两人共同的朋友罗振玉的介绍。罗振玉告诉王国维：“乙老善人，公在沪可谈者，此一人而已。”1916年，王国维从日本回国，定居上海，住处离沈曾植居所不远，“在沪半载余，惟过乙老谈”。其实哪止相识起的半年，可以说直至沈曾植去世，七年来王国维在上海几乎就只与沈曾植交往。
沈曾植与这位同乡后生诗书唱和，辗转沪上名士雅集，更多的则是两人对坐论学。王国维名作《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就是向沈曾植请教和讨论小学、音韵的成果，王国维研究西北及蒙元史地，也是受沈曾植直接教诲。
不过，这段亦师亦友的关系，也并非完全没有隔阂。沈曾植曾因王国维判断他收藏的汉刻“全系赝刻”而大发其火，导致王国维有点不敢去沈曾植家，“此后威海卫路虽不能不往，将视为畏途矣”。而王国维也曾向罗振玉吐槽说沈曾植的诗实在是“晦涩难解”。
作为“同光体”诗人领袖，沈曾植对他人认为自己诗作晦涩难懂不以为忤。他的诗作之所以深奥难懂，除了坚持“诗人之意，岂尽人而知”的创作理念，更多的是因为他喜欢借佛典入诗。沈曾植的佛学造诣，被佛教学者欧阳竟无尊为师长，在佛学研究中一遇到问题，就会“赴沪谒沈畅究其义”。
1910年，沈曾植辞官归乡。整个农历九月，他在南京与欧阳竟无的老师、著名佛学家杨文会畅谈佛理，并携手做了一件大事——创立佛学研究会。这直接拉开中国佛教复兴的序幕，在佛学这个框架内，建立起包括文献学、逻辑学、历史学等近现代研究体系，深刻影响晚清至民国的知识界、思想界。
杨文会最喜欢的学生谭嗣同，那时已就义罹难12年。与谭嗣同一起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在流亡海外多年，于1913年回国。他接受沈曾植的建议，定居上海，在与遗老们的往来中，暂时安于“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中。四年后的1917年6月26日，沈曾植与康有为一起瞒过众亲友，接受张勋秘邀，急急出发北上。只是这个梦碎得太快，短短十来天时间，复辟事件“昙花泡影，恍如一梦”。
康沈相识已近30年，当年康有为刚到北京，年轻气盛相当高调。在边疆史地学研究上已颇有学术声望的沈曾植没有惯着他，不客气地敲打说：“你再读20年书，才有资格与我论学。”康有为佩服沈曾植的学问，表示服气，“不敢作跋扈态”，他写成《上清帝第一书》，主动要求沈曾植过目并修改。
1895年，沈曾植赞助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以维新改良为己任，开社会风气之先，期望推动朝廷变法自强。
为保障强学会事宜能顺利展开，沈曾植多次主动拜访翁同龢。这一年的《翁同龢日记》不止一处有“沈子培来，抵暮去”“沈子培来长谈，意在开学堂、设银行也”。
此前，他俩之间的交往，多以书画雅集为主。翁同龢常带沈曾植一起欣赏历代碑帖、前人书画，说这是“第一乐事”。翁同龢是沈曾植会试考官，沈曾植在他面前一向以门生自居，以至于翁同龢在日记中说沈曾植“此人博雅，有深识，有远识，惜稍呆气”。翁同龢欣赏这位门生，愿意带他进入京城的精英文化圈，也让沈曾植受益匪浅。
当年北京城文化圈的核心，是“晚清四大日记之首”《越缦堂日记》的作者，绍兴人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第三十四册《荀学斋日记》记下“沈刑部曾植来（嘉兴人，故工部侍郎维鐈之孙，字子培）”，这一年是1880年，31岁的沈曾植与年过半百的李慈铭同中进士。此后，沈曾植开始频繁出现在其日记中。
两人交往的14年里，几乎天天在一起，或宴饮娱乐“作书致沈子培，约明日饮”，或讨论学术“得沈子培书，以江氏小学书八种送阅”，或赠赏碑拓“作书致沈子培，赠以新疆新出《刘平国碑》拓本一通”，或诗画唱和“作书并诗致沈子培”，或闲话家常“子培言，其母夫人久患嗽”……这一段醇厚密集的忘年友谊，一直持续到1894年李慈铭过世。出于对友情的珍重和对沈曾植的信任，李慈铭在去世前把累积了40年的70余册日记，全部交由沈曾植整理。
在日记记载的夏有消夏、冬有消寒的文人集聚中，还有一个频繁出现的名字：袁昶。他与沈曾植、李慈铭一起，被京中文化圈誉为“浙中儒林，鼎足而三”。
1881年深秋，桐庐人袁昶第一次拜访沈曾植，两人一见如故。袁昶十分佩服沈曾植的诗功和学问，说自己“勿如远矣”。他跟沈曾植一样，喜欢以佛语入诗。在他俩讲学论诗的交往中，最喜欢的就是一起游伽蓝院访僧、登藏经阁阅经，袁昶说几日不见“多闻”“辨通”的沈曾植，就觉“胸襟柴塞矣”。
1900年，袁昶在庚子事变中因上疏力谏被杀。这一年，沈曾植正在南方各地奔走，与张之洞、盛宣怀、刘坤一等商议“东南互保”，王蘧常在《沈寐叟年谱》中说他“乘舆重返，公之力为多”。昔日常聚的好友袁昶、许景澄等被害消息传来，沈曾植为之心碎，长叹“京事可痛”。
外界指责老师沈曾植“京畿匪乱……反与外人互保”之语，书法家王蘧常剖析辩解“诸公之保东南……实所以保中国也”。
只是沈曾植的政治理念，毕竟还是以维护帝制为主。他另一位昔日好友张謇已向立宪共和、实业救国转变。张謇曾经形容沈曾植“嘉兴沈子培真朴雅渊懿，是为吾师”，这段持续十多年的友情，因两人政治立场不同，开始渐行渐远。1922年，沈曾植去世，张謇“近溯前尘，不胜怆痛”。
沈曾植朋友圈交游广泛，远不限于上述所陈。他的学养与诗才，令每一位认识他的人，不管年龄与地位的差距，都喜欢与他深交。张之洞称他为“凤麟”，沈曾植世交陈三立说“寐叟于学无所不窥，道篆梵笈，并皆究习”，陈三立儿子陈寅恪形容这位世伯是“近世通儒”，王国维的挽联：“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这是对他们共同的朋友沈曾植最好的总结。
潘振节设色沈曾植牧牛图轴
沈曾植听松图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