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升
星期天去乡下吃饭，这是妻召集的一次聚会。父母离开以后，大姐的家就是娘家。
妻说，在姐姐家的房屋拆迁之前，几家人一起聚聚，可能这是最后一次在那里聚会了。
妻身体微恙，聚会那天我们略迟了点。吃饭尚早，姐妹三个在屋里说话，我则在围墙内空旷的场地上来回走动，眼前的两层楼建于二十八年前，虽略显老旧，还是很结实。村坊动迁说了几年，这次动真格了。新农村建设，筑公路，建工厂，还田还林等等，旧的传统观念正遭遇颠覆性挑战，许多村落的消失，让许多人难以释怀。妻姐妹仨，大姐守家，二姐与她出嫁，妻在20世纪80年代初高考不第进城当了工人。妻说，当年离开家，现在是曾经养育我的家要离开我！我说，拆迁改变生活，以后你还可以常回搬迁后的大姐家，还是娘家。妻摇摇头道，不一样。
我在西边一个小竹园边停住脚步，这是岳父几十年前由几枝小竹培育而成，因面积有限，竹园周围有一圈砖块构筑的小沟。小沟边有一口井，井栏石圈。我曾怀疑岳父的工匠精神，他笑曰，是别处一废井处移来的旧物。我常会抚摸斑驳且又光滑的井圈，低头看能照人的清澈井水，复又抬头看竹，很有“今日南风来，吹乱庭前竹”的意境。妻说，为了竹园生长，以前他们从不掘笋。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楼房时，水泥石灰堆放，竹园曾遭破坏，现已恢复的小竹园，命运仍堪忧。
我转到东围墙边的一棵老榆树下，默默端详。枝繁叶茂的榆树根系发达，树皮上有两道勒痕，有一年我用一把铁钳把嵌入它体内的两道铁丝剪下来，树身上又隆起几个疙瘩，像极了一只只眼睛。妻说，她小时候榆树就在了，20世纪70年代打桑条皮，把从桑树上剪下的桑条在它身上抽打，剥下桑树皮卖钱。伤痕累累的它以前还是晾衣服的用具，一根铁丝一头绕在树上，一头在围墙的铁环上，后来楼房竖起，它就失去了晾衣晒被的功能。岁月流逝，它身上的铁丝却越扎越深，树皮几乎遮蔽了铁丝。微风窸窣，我听不懂老榆树的肢体语言，却可以想象它当初的痛苦。
对我而言，农村一切皆新奇。麦子、稻谷、菜籽等曾在脚下这块水泥场上翻晒，那份金黄，那份成熟，那份淡淡的清香。那年我二十几岁，榆树算不上风景，但没有风采的它几十年里依然如故。
榆树下，几年前有一个倒扣的U字型水泥槽，这是农村改造水渠时的产物。一条狗栖身其下，它忠心耿耿，听见陌生的声音就叫，连襟怕它伤人，一根小铁链一头固定在树上，一头将它锁了，它只能在“U字型”里钻进钻出。每次去，它总是半伏地拖着铁链摇头摆尾欢迎我。铁链一锁就是五年，一身油亮的黑毛逐渐稀疏脱落。
一次，我实在不忍，把它脖子上铁链解了，它蹦跳起来，在园子里打滚，跑到我身边蹭来蹭去，我似乎觉察到它眼神中湿润的光。我一走，它又被拴着了。每次去它都能有一次很短的解放，一次我对连襟说，别上链了，它不会咬人。可不上链没几天，它就失踪了。大约两个月后狗回来了，瘦骨嶙峋，身后跟着三只小狗，它带着小狗又钻进“U字型”里。连襟把小狗和它一起抓进蛇皮袋里，开着电动车拉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放了。那天我站在榆树旁问连襟，他说原本就是野狗，放回野地里省心。我直愣愣地看着他，连襟笑嘻嘻忙着递烟，我说你心真狠，他仍在憨笑，仿佛做了件高明的事。
现在，榆树依然，狗的影子却犹在眼前。我对走过来递烟的连襟说，搬迁时，是否把榆树也一起挪走？他朝我尴尬地笑笑，不置可否。我说，你把它卖了？他点点头。
不善言辞的连襟，总是用递烟的方式替代表达。40年前他来此做了上门女婿，现如今脸上横七竖八爬满了皱纹，岁月在他脸上留下抹不去的痕迹。
妻告诉我，1993年以前，这里是四间平房，更早时，这里是三间下雨就漏的破旧平房，后来推倒重建。现在的两层楼房，已经是第三次建设了，岳父岳母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20世纪50年代末，为响应国家号召，岳父带着全家从桐乡来到这个叫任祠堂桥的地方，落户在任家场这个村坊，刚来时借住在队里的一个仓库。那时妻还没出生，一家子除了岳母略懂农事外，岳父啥都不懂。妻告诉我，父亲拿把锄头都不像，干活常被埋怨。原本是桐乡卫生局的职员，让他干农事自然一窍不通。
时光荏苒，那些岁月，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唯有一次次翻建房屋，让生活越来越好。
布满伤痕的榆树与连襟脸上的痕迹一样，充满了沧桑感。落户与离开，所有的一切都是命定。无法释怀的还有曾经的三姑娘，这世上任何物质的东西，都无法替代精神家园的重要性！故土难离，珍惜生命，健康地活着，才是对父母以及血地最好的纪念。
（作者系海盐县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