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临大海的嘉兴，海风中都带着海上贸易的自由气息。
地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之处，有澉浦、乍浦、青龙这样古老的港口，有杨发、杨梓、杨枢这样数代相传的航海世家，马可·波罗曾踏访此地，《红楼梦》曾在此出海……
海外交流、往来贸易，嘉兴历史悠久。
嘉兴与海的故事“人文嘉禾”已在前文《连接更远的世界——嘉兴古代出海故事会》中详述。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河灿烂，若出其里。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嘉兴，流淌着包蕴万千的血脉。
在“诗赋外交”中浅吟低唱看风云，在“外交强国”的梦想中左冲右突，尽力斡旋；“书籍之路”中，漂洋渡海播撒文化的种子，文化互鉴中，和合南北贯东西。
5月21日，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今天，我们来讲讲古代中外交流中的那些嘉兴人和事。
“莫笑沿流同泛滥，也应随处谩咨询”，这是一位海盐籍使臣在出使朝鲜时留下的诗句。
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毛怜卫女真首领浪孛儿罕等人被朝鲜王诱杀，二者争战不断。作为宗主国，明朝派遣礼科给事中张宁、锦衣卫都指挥武忠为正、副使出使朝鲜，解决双方争端。
张宁，字靖之，数代定居海盐。张、武二人入朝不久，便和平解决这次争端。回国前，张宁谢绝朝鲜王馈赠的礼物，留下“却金亭”的故事。朝鲜王还派遣陪臣随张宁等人面谢大明皇帝，诚心归附。
张宁在朝期间，与朝鲜文臣赓酬唱和，成就中朝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化日明尧殿，薰风入舜琴。东渐文教洽，四海尽怀音。”远使他国，张宁充满“文化自信”，他的作品中，宣传中华声教的情绪溢于笔端，与朝鲜文臣的相交知己之谊，怀念故土的思乡之情，充盈着字里行间。
回国后，他辑录《奉使录》，收录出使朝鲜的诗文和相关资料，而朝鲜政府也将张宁与朝鲜文臣的诗词唱和刻印成《庚辰皇华集》。
“皇皇者华，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怀靡及。”《庚辰皇华集》取自《诗经·小雅》，收录张宁诗35首，另有《豫让论》《题听雪轩诗后》《名说》《谒箕子文》等作品流传后世，记载了中朝外交细节，也写就一段“诗赋外交”的传奇。
在明代，使臣出使朝鲜，中朝双方唱和的诗文汇辑刊行，都冠名为《皇华集》。
张宁出使朝鲜百余年后，万历十年（1582），另一位嘉兴人黄洪宪与副使王敬民踏上出使朝鲜的征途，目的是为了颁布“皇子诞生诏”。此次“诗赋外交”有《壬午皇华集》存世，收录黄洪宪记事、写景、抒情、怀古等诗作56首。
其实，“诗赋外交”可上溯至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当时，“赋诗言志”是各国诸侯、大夫们“微言相感”、外交应对的基本功。不会赋诗就意味着教养的缺乏，没有“出使专对”的资格。
传至后世，“诗赋外交”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中国独特的外交艺术。在中国外交史上，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的诗词唱和，是“诗赋外交”的典范。
唐代与新罗（注：唐代朝鲜半岛上的国家之一）交往密切，许多新罗使臣及留学生来到长安，与中国文人结下深厚友情，送别赠答是常见的吟诗作赋的题材。《全唐诗》收录很多赠别新罗友人诗，也有送别唐使臣出使新罗诗。
“……指景寻灵草，排云听洞箫。封侯万里外，未肯后班超。”唐代嘉兴诗人顾况《送从兄使新罗》，就记录了从兄顾愔在唐代宗大历三年（768），作为副使出使新罗的事情。顾愔此行是为了吊祭新罗前王景德王宪英，册立嗣王惠恭王为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册立嗣王之母金氏为太妃，《唐书》《全唐文》《三国史记》等皆有记载。顾愔归国后，撰写的《新罗国记》是中国第一部新罗使行录。
文化唱和在笔下隽永铭刻，历史风云穿过诗词永载史册，嘉兴人的“诗赋外交”为文化交流留下丰富物证。
【诗赋外交】
明代 张 宁 岁寒三友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
【文人互鉴】
云海荡朝日，春色任天涯。
2020年3月，中国在赠予意大利的防疫物资上，印上这样浪漫而充满希望的诗句。
诗句选自明代嘉兴文人李日华写给意大利朋友利玛窦的《赠大西国高士利玛窦》：
云海荡朝日，乘流弄紫霞。
西来六万里，东泛一孤槎。
浮世常如寄，幽栖即是家。
那堪作归梦，春色任天涯。
这段中欧文化交流的佳话，跨越400年时空。
博物君子李日华，字君实，号竹懒，被董其昌称为晚明文人画四大家之一。他在随笔杂记《紫桃轩杂缀》中记述了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交往。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李日华在南见到利玛窦。当时，他任九江府司理。此时，大多数文人认为西方传教士是异端邪说，李日华却与其一见如故。
他在利玛窦那儿见识到众多西方“异物”，记录了状如鹅卵的沙漏、纸张如美人之肌的书籍等。在利玛窦的讲述中，李日华认识了距中国“西六万里”的“大西国”（注：明代士人将传教士所来之地统称为“大西国”“欧罗巴”“欧海国”等）。
他详细了解“大西国”风土、政治、宗教、天文、地理，那里有犀象虎豹，人们以捕猎为生，也有稻麦菜等农作物，“文字自为一体，不知有儒道释教，国中圣人皆秉教于天主”“国列三主，一理教化，一掌会计，一专听断”。
让他惊讶的是，“大西国”认为天有三十二层，地四面悬空，都可以住人，日大于地，地大于月，而金木水火土五星高低不等，所以运行周期有迟速。
“虔洁尊天主，精微别岁差，昭昭奇器数，元本浩无涯”，李日华为人们描摹了作为宗教家和科学家的利玛窦。在《紫桃轩杂缀》中，他频频引用听来的科学知识，认为利玛窦“其言皆著图立说，亦颇有可采处”。
在晚明西方传教士东进中国的第一个高潮中，李日华可谓是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官员之一。
代数学、系数、根、函数、微分、积分、植物、细胞……这些科学名词，都是海宁人李善兰创译的。他不懂外文，也从未留学，却是近代科技翻译第一人，也是中国近代科学先驱。
15岁时，李善兰已读完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5月，31岁的李善兰在海盐炮台游览时，曾目睹英军和清军在乍浦激战，开始思考为何“装备精良”的清军会兵败如山倒，希望寻找科学救国之路。
他认为欧罗巴各国强盛的原因是制器精妙，其根由在于算学，他希望有朝一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慑，奉朝贡”。
咸丰二年（1852），李善兰进入上海墨海书馆，结识外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等人。他将自己的数学著作给他们看，也从他们那里汲取西方科学知识，开始翻译西方科学著作。
他不懂外文，采用“西译中述”之法，与伟烈亚力合译《几何原本》后九卷以及《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代数学》是中国第一部符号代数学著作，他创译了如系数、根、方、方程式、函数、几何学等许多沿用至今的概念、名词、符号；《代微积拾级》是中国第一本微积分教材，将西方高等数学引入中国。
世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认为其对东方近代数学发展有重要意义，“《代数学》引进了近代代数，《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则引进了解析几何和微积分。”
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译《谈天》，第一次系统介绍近代西方天文学；与艾约瑟合译《重学》，第一次系统介绍牛顿经典力学；与韦廉臣、艾约瑟合译《植物学》，是我国第一部西方植物学著作……
在墨海书馆的七八年间，他翻译出版80余卷西方科学著作，现代著名科学史家钱宝琮赞誉，“其用力之勤劳及其成功之伟大，均不在徐光启李之藻之下。”
李善兰结合西方几何学、理学等原理，写出我国第一部精密科学意义上的弹道学著作《火器真诀》。这正是他希冀“足国强兵”的一次重要践行。
晚清之时，西学东渐，嘉兴文人与时俱进，与西方学者互鉴互通。
蒲华曾绘《海天长啸图》《海天旭日图》，记录光绪七年（1881）的日本之行，其作品名噪日本画坛；参与创立西泠印社的嘉兴人金尔珍收日本书法家苏峰为徒，漫游日本，画作《仿李长蘅溪山晴霭图》被日本收入《支那名画宝鉴》……嘉兴艺术家融入“海上画派”的洪流，横移西洋绘画技巧，融中西土洋为一体。
李善兰
【书籍之路】
我们每一次捧书阅读时，端正清秀、刚劲有力的宋体字就像跳跃的字符，奏出快乐的乐章。
复旦大学教授陈正宏在《苏州刻书史》中说，宋体字在20世纪以前，也是日本和朝鲜、越南汉籍刻本的主要字体之一。
宋体字传入日本，则与明万历年间刊刻的《嘉兴藏》颇有关系。
这部以“嘉兴”命名的大藏经，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汉传佛教最完整的一部典籍。万历年间，袁了凡等嘉兴人与紫柏大师在嘉善商定创刻。刊刻之所从五台山南迁浙江时，发行流通放在嘉兴楞严寺。《嘉兴藏》刻印横跨明清两朝，持续300余年，中后期刻印也以楞严寺为主。
日本铁眼禅师发愿翻刻日文版大藏经。清康熙七年（1668），中国福建隐元禅师东渡弘法时，将带来的一部《嘉兴藏》赠给他。学界一般认为，这就是《嘉兴藏》传入日本之始，铁眼禅师正是借助《嘉兴藏》刊行了黄檗藏（铁眼版）。黄檗寺现藏数万片当年日本僧侣翻刻《嘉兴藏》时留下的佛经版片，据日本学者研究，僧侣们长期刻经写样，连日常生活的书写记录，也变成与《嘉兴藏》一样的宋体字。
日本学者大庭脩谈及江户时代《大藏经》的输入时指出：
嘉兴楞严寺板，表明《藏经》开板地转移到嘉兴，它表明此地已有能力跻身于江南印刷业兴盛之地的行列。由于这一地域的港口商船将其与日本联系到一起，所以嘉兴成为日中文化交流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在嘉兴楞严寺印行方册本《藏经》，它才有可能比较容易地传来我国。
可见，《嘉兴藏》在嘉兴刻印期间，嘉兴刻书业发达，拥有的港口商船也将《嘉兴藏》等中国典籍带去日本。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从中国输入日本成套的《嘉兴藏》有九部，还有众多《嘉兴藏》另本及《续藏》《又续藏》等，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高峰期。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书籍起了重要作用，学者王勇称之为“书籍之路”。他如此描述中华文化行走在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的不同景观：
沙漠，驼队，西方，夕阳西下，背负的是鲜艳的丝绸，这是古代的丝绸之路；大海，船队，东方，旭日东升，运载的是飘香的书籍，这是古代的书籍之路。
除《嘉兴藏》东渡，《红楼梦》出海则讲述着“书籍之路”的另一个传奇。
乾隆五十八年（1793），农历十二月初九，一艘南京商船到达日本长崎港，随船而来的有76种中国书籍，其中《红楼梦》九部十八函。这件事被记录在日本长崎村上家族保存的“差出账”古文书中，这也是迄今《红楼梦》出海最早的确切记载。从此，《红楼梦》流传海外。
这艘商船正是从乍浦出航，与《红楼梦》同船出海的76种书籍中，还有平湖人高士奇的《消夏录》、桐乡人张履祥的《张杨园集》、乍浦人沈筠的《乍浦集咏》等嘉兴的文人之作。
大庭脩发现，从1714年至1855年的百余年里，从乍浦港出海，到达长崎港的中国书籍有6118种57240余册。
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那么书籍无疑凝聚着更多中华文明的精神创意，“书籍之路”带着中华文明的种子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
佚名 长崎贸易图册 台北故宫博物院
【外交强国】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意大利意图侵占浙江省，向中国租借三门湾，清政府第一次拒绝帝国主义的强租要求。嘉兴籍外交官许景澄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正是他的严词驳斥和北洋水师统领叶祖桂等人的据理力争，清政府才发出强烈的声音。
许景澄作为洋务派政治家，后世学者对他的研究多围绕“七国公使”“晚清海军建设”“帕米尔问题”“中东铁路”等关键词展开。
他是“外交强国”主张的积极支持者，曾自赋名为许国强，自光绪十年（1884）持节使西，多次作为使臣出使俄、德、法、意、奥、荷、比等七国。
他多次上书建言筹备海防。中国海防从铁甲时代到巡洋舰异军突起，直至鱼雷、鱼雷艇风行，他都一一经手。
他协助李鸿章创办中国近现代海军，主持勘验“定远”“镇远”“济远”，订购“经远”“来远”等舰船，购买枪弹，亲自参观各国军港，去船厂考求船制。他著有《外国师船表》，论析英法德等十九国的师船优劣及其特点，对各国军港地理分布、造船厂与兵工厂分布及海军军舰的设计与构造、装甲、火炮、鱼雷等最新情形都做了详致论述。
光绪十七年（1891），沙俄军队以“游猎”为名，进入帕米尔中国地区，许景澄严厉指出沙俄违约越界，迫使其撤军，但不久沙俄又侵占萨雷阔勒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双方军队对峙。在谈判中许景澄毫不退让，相持三年，但因晚清国势衰弱，不得不接受沙俄提出的维持现状、两不进兵的建议。
许景澄代表中国政府照会沙俄外交部，指出“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对于目前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权利”。许景澄还细心著述《帕米尔说》《帕米尔图叙例》，成为后来中俄交涉的依据。
几乎在许景澄与沙俄斡旋帕米尔问题之时，在新疆，另一位嘉兴籍封疆大吏，正在与英俄势力对峙，据理力争，保国安民。
英国趁清朝藩属坎巨提内乱，乘虚而入，吞并坎巨提，伺机向新疆境内深入。光绪十七年（1891）出任新疆巡抚的嘉兴人陶模，知道论兵力，清廷无法与英国抗衡，战乱一起，将民不聊生，“兵衅万不可开……毋以小忿启大衅”，他以外交方式与英国尽力斡旋，同时，强调清廷对于坎巨提的管辖权。他还练兵筹粮，积极布防，严防英军的侵略。在陶模的镇定交涉下，光绪十八年（1892），中英达成协议，中国仍对坎巨提保有宗主权。
沙俄强借中国领土巴尔鲁克山，逾期不还。陶模根据期约和协议法规力争，迫使其归还巴尔鲁克山。
他向皇帝上疏，认为“国强弱视人才”，建议设立算学、艺学等教育课程；废武科考试，变练兵操法；选拔勋旧子弟游学各国，培植工艺等。
“国际强弱，自昔恒有，唯人心不可死”，许景澄上书提出改革兵制，积极邀请沙俄联合法、德胁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这就是著名的“三国还辽”。但他也预见到“俄人怀自便之谋，德人挟责报之意，从此事更多矣”。果不其然，沙俄“借地筑路”，租借旅顺大连，把东北纳入势力范围，德国强租胶州湾……许景澄虽竭力抵制，却不得不一次次违心签约。
如许景澄和陶模一般的有识之士，虽希望“外交强国”，然而在那个强敌环伺的时代，弱国无外交。许景澄回到家乡嘉兴，只能感慨，“时事日非，一身将老，每一念之，凄然泣下……”
许景澄
陶模任两广总督期间，日本人小川真一为其拍摄的相片
如今，蹚过时间淙淙的流水，漫步中西文化交融的街头巷尾，穿行不同文明包容共存的熙熙人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的交流互鉴，正在新时代繁荣着世界文明的百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