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有一档非常棒的文化节目，叫《典籍里的中国》。我非常羡慕主持人撒贝宁，能在节目中跨越时空，对话中华典籍中一座座文化的高山：老子、孔子、司马迁、李时珍、王阳明、屈原……五千年的长河，升维为纵横平行的量子世界。
在人对宇宙的认知进入到量子力学的今天，我们的确有了拥有相对超验和高维视角的可能，来做突破传统意义上时空概念的思维操作。
王士杰最新编著《宋元明清正史中的桐乡人》，读起来也有这样的感觉，忽然宋元忽然明清，忽然个体忽然家国，一时间名载青史的桐乡人皆入眼中心中。全书主角138位桐乡人，无论魏晋，不知汉唐，凭着一张“曾出现于二十五史”的入场券，济济一堂于书页间，来陈述宋元明清旧事，来讲述桐乡故事。各路读者不仅读到了桐乡之人、桐乡之地、桐乡之史，且读到了更广阔的宋元明清历史兴替。可见作者选题的发心，是超越桐乡看桐乡，是呈现从桐乡出发的微缩的宋元明清史。
“正史是讲政治的，凡事都从‘朝廷’‘天下’的层面着眼、持论、评判。”时也势也，不同世代不同时势，对人的价值评判存在很大差别。王士杰煞费苦心，按正史有传、附传、提及等标准，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钩沉，毋使一颗珠遗沧海。特别是当正史留载与民间流传有抵牾冲突时，如何用通润之价值观立意成文，留之后世载之青史，就是史家之功力所在。
历史是人的历史，时代的雪花，亦片片落在每个桐乡人的肩头。
赵汝愚，官做得最大的桐乡人。“方孝宗崩，光宗疾，大丧无主，中外汹汹，一时大臣有畏难而去者矣。汝愚独能奋不虑身，定大计于顷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辅宁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谓盛矣。”
其时南宋，半壁江山。皇室天子的更替传位，是一个王朝最顶层的人事变化，赵汝愚经历的孝宗光宗宁宗的更替，其间曲折与纠结险恶，莫不是当时这个偏安政权复杂心态的反映。偏安的朝廷敏感、怯懦，忽而自大在北伐，忽而恐惧而退缩，纠结摇摆于战和之间。赵汝愚身所牵连而被投射的宠辱祸福，正是皇室最高层的冲突与抉择。
再如明朝潘蕃，进任两广总督，不携家眷不以军功录子孙……退休归里，行李萧然。最令人感慨的是，这位尚书回乡后竟“无家可归”，别说没有尚书府第，就是简陋的栖身之所也是向别人租用的。由于居室空间逼仄，潘蕃每与好友相饮，必“露坐花下，醉则任所之”。
明朝官员俸禄微薄，若官员都奉公守法，则生计会非常艰难，朝野上下人人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官员卖官鬻爵，冬要炭敬夏要冰敬，各种薪酬之外的灰色收入潜规则盛行，是整个明朝吏治公开的秘密。而立身清正一尘不染之人，生活则如潘蕃、海瑞一样，可谓官不聊生，基本生活都无法保证。
明清鼎革，崇祯煤山自缢、李自成进京、满清入关……庙堂与江湖、汉族与异族，风起云涌，跌宕起伏，桐乡人吴尔埙、吕留良等，均在旋涡之中。
王士杰以学者的敏感，读到甲申之变中崇德人吴尔埙“贼败南还，谒可法，请从军赎罪”之句，觉察“赎罪”两字显得硌眼，且语焉不详。于是费心考索，得到其“京师陷，降于贼。贼败，南还……”的记录，方知吴尔埙“赎罪”二字因由。
曾降李自成让吴罪己不已，但史笔有情，王士杰感言：吴尔埙在天崩地陷的急迫时局下“身陷贼中”，而能以所欠唯死之心脱身南归，投史可法军中效力，最终以断指明志、殉难成仁表明自己的气节，实属难能可贵。
桐乡人的身影，就这样出现在时代每一份宏大叙事中。
说到史笔有情，在本书中最让人心有戚戚焉的是作者载录下来正史中的“几位女性”一节。能在正史中留下身影的女性，都是符合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节烈贞孝贤寿才”的，作者按史实录，却依然忍不住在笔底流露出情感。如《石门丐妇》一篇，文末写到，“丐妇”一家避灾行乞于邻邑，实迫荒情之凶，未必就是平时所见的“职业乞丐”，而石门市人却以丐视之、贱之、辱之……丐妇陪侍婆婆、丈夫一路行乞，三人失散后，不为食诱，不为财惑，义不受辱，以死抗争，其行可悲也可敬。
君子治史，以深厚学术素养与严谨治学精神为本，文字中的隐约悲悯，也掌握着哀而不怨的分寸。故此书是工具书，亦是文学书！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不变的唯有秋月春风，青山落日。不忘来路，方能明白去处，一国一地皆是如此。所以，要有传承，要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就像看《典籍里的中国》时总是升腾起华夏五千年的骄傲与感动一样，读《宋元明清正史中的桐乡人》，也总是让人自豪，生起责任，要将文化载之青史，传之后人，这是乡梓之情和历史使命感的血脉觉醒！
■闻海鹰
《宋元明清正史中的桐乡人》
王士杰 著
华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