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年前，嘉兴人朱彝尊在仕途与读书之间，选择了万卷书，“夺我七品官，写我万卷书”；
百年后，另一位嘉兴人吴骞说，“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
再百余年后，嘉兴人张元济说，“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城市文风鼎盛，“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嘉兴人藏书，溯其源，发轫于宋，延续于元，繁荣于明，鼎盛于清，余绪影响于民国，泽被当世。
据陈心蓉《嘉兴藏书史》，明代嘉兴有藏书家118人，18人藏书万卷，清代藏书家357人。《中国藏书家考略》收录的历代480余名藏书家中，仅清代嘉兴就入录62人。
藏书成了文化世家传延家学的重要媒介，他们重视藏书的传承和利用，将其作为重要的家族资产代代相传。
于是，藏书世家璀璨生辉。诗书传家、藏学相成如查氏、陈氏、项氏、钱氏等；书香润泽、藏研相济如朱氏、胡氏、汪氏、钱氏等；传衍数代、藏刻相连如项氏、蒋氏、吴氏、张氏等。
又是一年世界读书日，嘉兴书香满盈。在清晨的春风里，午后的阳光下，夜晚的灯火中，让我们品一杯香茗，步履轻缓地走进清幽的书香，仰望历史的星空，轻声细语地说一说那些藏书世家的辉煌和传奇。
诗书传家，科举昌茂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在科举入仕的大环境中，藏书、读书、出仕，成了中国世家大族产生、延续、兴盛的重要模式。
因读书而藏书，又因浓厚的读书氛围，家族学霸迭出，嘉兴成为科举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藏书世家科甲联第，项氏五世进士、三世五进士；海宁查氏“一朝十进士，兄弟三翰林”，海宁陈氏“一门三宰相，六部五尚书”等。
嘉兴项氏是明代收藏界巍峨高山，项元汴的天籁阁就坐落在峰顶，包罗着半部中国书画史。
在藏书界，项元汴毋庸置疑也是巨擘。他重各朝旧本、精本，收藏的宋元旧本之多之精独步天下，《天禄琳琅书目》记载的200多种明以前的珍籍，项氏收藏多达37种。明代藏书家王世贞的尔雅楼以收藏宋版书闻名，但与项元汴相比“不及墨林远矣”，上海图书馆镇馆之宝孤本宋版《东观馀论》为项元汴旧藏。
项家并非一枝独秀，他的两位哥哥项元淇、项笃寿与其并称藏书三昆仑，闻名于世。长兄项元淇博学嗜古，万历《嘉兴府志》称他“于书无所不窥”。
项笃寿是二哥，与从商的项元汴不同，走的是科举正途。嘉靖四十一年（1562）中进士，官至兵部郎中，后因和张居正意见相左，被贬辞官。项笃寿万卷楼是明代著名藏书楼，藏书八万余卷。
虽藏书名声不如弟弟，但项笃寿刻书远超弟弟。他的万卷堂和儿子项德棻的宛委堂刻书在当时不仅名气大，更是品质保证，现存20多种万卷堂刻书都是难得的精品。
项笃寿有二子三孙，不仅继承了他的学霸基因，四人中进士，也延续了藏书血脉，都是藏书家，特别是次子项德棻，是嘉靖年间著名刻书家。
百余年后，海宁查氏也出现了相知相惜的三兄弟。查慎行与弟弟查嗣瑮、查嗣庭都是康熙年间进士，同为翰林院编修，常诗词唱和，进行学术交流，都是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
查慎行受学于黄宗羲，清代著名诗人，康熙帝亲赐“敬业堂”匾。赵翼、纪晓岚认为他的诗可与陆游并驾齐驱。
查慎行读书如饥似渴，分秒必争，告诫子孙：“学未竟，日西入。明追今，终勿及。慢游者日失一日，敬业者不速而疾。”
他有得树楼、初白庵、窳轩等藏书处，特别是得树楼藏书万卷，和查嗣瑮的查浦书屋、查嗣庭的双遂堂组成庞大的家族图书馆。他们通过藏书培养子女的阅读兴趣，营造家族浓厚的文化氛围，也将藏以致用的思想传承给后人。子孙也多为学者、藏书家，如查慎行之子查克建、之孙查岐昌、曾孙查芬等都是清代著名藏书家。
更难能可贵的是，藏书丰富家族文化。家族女性多出身藏书世家，富有学养，如查慎行母亲钟韫有《长肃楼集》《梅花楼诗存》，妻子是藏书家陆嘉淑之女，妹妹查惜是清代女诗人，嫁给海宁藏书名家马思赞，两人为藏书同好，吴骞将之比为赵明诚、李清照，“为一代藏书佳话”。
海宁查氏耕读起家，秉持“读书为本”的家训，是传承数百年的文化望族。围绕查慎行与明末江南文坛名士、藏书家查继佐，形成家族诗歌创作群体。
查氏也是科举世家。明代有进士28人，查秉彝、查志立、查允元祖孙三代进士，查秉彝教育子孙“不可不学，以延读书种子”。清代有进士16人，仅康熙一朝，十人中进士，特别是查慎行兄弟三人相继授翰林院编修，有“一朝十进士，兄弟三翰林”之称。康熙题“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对联，赐匾“嘉瑞堂”。
海宁查氏因文而兴，也两度深陷文字狱，查继佐牵扯进“明史案”，查嗣庭因“科场案”获罪，累及族人。但查家读书之风不减。金庸曾说：“家中藏书很多，幼时虽然看不懂，但找书很方便，不仅有古书，还有新书。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来多是下棋、看书。”
如项氏、查氏一般，科举连连告捷的嘉兴藏书世家还有钱氏、陈氏等，他们诗书传家，藏书与科举相辅相成，成就一个个传承数百年的文化世家。
清代潘振镛设色竹垞图
书香润泽，著书立说
一个有闲有书的日子，海盐人胡震亨登上自家好古堂藏书楼，翻阅《唐诗记》，发现号称唐诗收录最全的《唐诗记》，开篇就漏了唐高祖的诗。
年过半百的胡震亨决定自己编一套唐诗集。从56岁到66岁，他花了十年时间，编纂成1033卷的《唐音统签》，以一己之力挽救了唐诗，成为清代曹雪芹祖父曹寅编刻《全唐诗》的底本。
毋庸置疑，在那个图书流通不便的时代，胡震亨能够著作等身，以一己之力编纂《唐音统签》，又编纂刊辑《李诗通》《杜诗通》等，少不得胡氏家族藏书的支撑。
父亲胡彭述大约生活于项元汴时代的海盐武原镇，胡家世代藏书，传至胡彭述已历四代，好古堂藏书多秘册异书，名噪一时。
胡震亨承继先辈藏书，到处搜集秘册僻本、旧典佚事，扩建好古堂，时人称其“博物君子”。他的藏书偏重文集、词学，仅宋元文集就有百余种。他嗜书如命，博闻强记，在《读书杂录》中说，读书时，最怕别人来打扰，妨碍自己读书。嘉兴籍出版家张元济称其“吾邑第一读书种子”。这种爱书、藏书的传统，经胡震亨又传其子孙，其子胡夏客、其孙胡申子都是嗜书如命的学者、藏书家。
嘉兴藏书世家读书、藏书，还将之与自己的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主张藏以致用。
清代嘉兴也出了一位著作等身的大藏书家，藏书八万余卷，编撰中国词学重要选本《词综》《明诗综》等。康熙对其所著《经义考》《易书》赞赏有加，赐匾“研经博物”，如今，秀洲区王店镇还保留其藏书处曝书亭。这就是清代大诗人、浙西词派开创者朱彝尊。
秀水朱氏有藏书的家传。朱彝尊曾祖朱国祚是明万历年间状元，做宰辅光大门楣，也是富有家藏的藏书家，著述等身的学问家。
朱彝尊少时得家传藏书，但生逢乱世，先祖藏书离散于战火中。青年时，同乡项氏后人出售的万卷楼残卷成为他第一批藏书。他辗转流离，足迹遍布河北、山西、云南、两广等地，生活艰难，仍搜访典籍，甚至典当衣物购书。
康熙年间，年近半百的朱彝尊以博学鸿词科应诏入京，踏上仕途，典试江南，被召入南书房供奉。他不仅把大部分俸禄用来买书，还出入京师大藏书楼，借来典籍，日夜抄录。
朱彝尊或是藏书史上少有因抄书而丢官的人。
他奉命编撰《嬴洲道古录》，各地进贡秘书典籍非常多。他利用南书房上班之便，带人去抄录，被弹劾，贬官。时人称为“美贬”，朱彝尊也并不后悔，在书椟上题铭，“夺我七品官，写我万卷书”。
朱彝尊藏书还有“雅赚”之名。清代著名学者钱曾编撰家藏善本书目《读书敏求记》，却秘不示人。朱彝尊请士人名流作陪，宴请钱曾。开宴后，买通其书童，拿出手稿，让预先雇佣的十多个抄手，连夜“拷贝”副本，从此流传。
朱彝尊及其曝书亭名闻朝野，得到皇帝重视，前有康熙赐匾，后有乾隆纂修《四库全书》，特派官员到朱彝尊家访求，其著述在《四库全书》经史子集都有收录。
朱彝尊之子朱昆田、孙子朱稻孙，继承家学，好藏书，查慎行称其祖孙三代皆为诗人，是儒林盛事。清廷编纂《春秋》，总裁官王掞聘朱稻孙为助手，其家藏270余种藏书为编纂提供参考。
藏书、读书、著书，如胡氏、朱氏这般，还有汪氏、钱氏等。
汪文桂、汪森、汪文柏三兄弟被黄宗羲称为“汪氏三子”，都是著名藏书家、学者，汪森更是朱彝尊《词综》的合作者。汪森后人也以好藏书称盛，玄孙汪如藻是《四库全书》总目协勘官，献书271种。
钱氏传承数代，是人才特别昌盛的“清门硕望”，嘉兴“居首之大家”，清代儒臣钱陈群、“秀水诗派”领军人物钱载都是好藏书、善诗词的学者，钱陈群曾孙钱仪吉是经史学家，他与作为朴学家、校勘家的弟弟钱泰吉被称为“钱氏二石”，两人都是藏书家。
藏书世家保护文化遗产，刻书传播，以藏书为治学基础，藏书与研究相济相生，取得学术和藏书双丰收，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赓续文脉。这也是嘉兴重要的藏书风尚。清代嘉兴涌现大批学者型藏书家，如经学家周春，小学家许梿，史学家陈鳣，校勘目录学家鲍廷博、吴骞，理学家吕留良等。
曝书亭 本报资料图片
书衍数代，刊刻流传
对藏书家来说，图书出版不可或缺。
在嘉兴文化厚土上，生长出“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张元济。他执掌、壮大的商务印书馆如今仍是出版巨擘。张元济就出身绵延十一世的藏书世家涉园张氏。
明末清初张奇龄将读书处命名为涉园，晚年隐居海盐城南乌夜村，江苏名士冒辟疆曾南下避祸于他的大白居。
彼时，张奇龄为后人立下家训，“世业耕读”，“匪学何立，匪书何习。继之以勤，圣贤可及”。
张氏后人没有辜负张奇龄的期待。涉园藏书到顺治年间得张惟赤扩大，至乾嘉之际张宗松等达到鼎盛，经有清一代，起伏沧桑，及至近代校勘家、藏书大家张元济，传承长达300年。
张宗松敬仰诗人、藏书大家王士祯、朱彝尊、查慎行，同样爱藏书、写诗，与很多藏书家往来。他精通校勘，刊刻了许多精品。
张氏藏书赓续数百年，江浙名流常到此借书。道光年间涉园败落，藏书流散，在咸丰年间毁于兵祸，一起毁于战火的还有数代保存的刻书板片。
其中就有《王荆文公诗笺注》板片。此书初刻为张宗松，但缺损年谱和魏鹤山序等。后来，弟弟张载华在桐乡藏书大家鲍廷博知不足斋抄到序文，在乾隆年间补充刊刻。张元济辗转访求十余年，得到元刊本、朝鲜活字本、日本写真本等残本，综合影印，六代残书历经近两百年，终见全貌。
张氏涉园藏书流散，爱书成痴的张元济多方寻访、收购旧藏，重兴涉园藏书。后来，全部捐给了他创办的上海合众图书馆。
张元济作为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先驱，为古籍、文献的搜集、整理、保存作出卓越贡献。他先后创办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及合众图书馆，寻访收藏大量善本古籍、地方文献，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开拓者。1926年，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私立图书馆，有开启民智之功。
明清时期嘉兴地区藏书达到鼎盛，嘉兴文学世家对藏书的执着超乎寻常，世代绵延。他们出入各大藏书楼，不仅形成涉猎广泛的“抄友圈”，还开设家庭刻坊，藏书与刻书交相呼应，儒贾相通。
清代，嘉兴藏书之风最鼎盛的是海宁，藏书世家扎堆出现，如查氏、陈氏、许氏、吴氏等，其中，尤以蒋氏为代表。
康熙年间，蒋云凤迁居硖石，蒋氏藏书开始于蒋云凤的儿子，后世以乾嘉年间的蒋楷来青阁及晚清蒋光煦别下斋、蒋光焴衍芬草堂、西涧草堂最负盛名。
蒋光煦和蒋光焴是从兄弟，有藏书、刻书的共同爱好。
蒋光煦家藏古籍五万余卷，半数为名刻善本，以宋元刻本居多。他曾延揽学者张廷济、费晓楼、管庭芬、许光清等，聚集在别下斋，校勘评论，问难析疑，将藏书中最精华的辑刻为《别下斋丛书》等，校勘精当，流传于世。
太平天国战火中，蒋光煦携眷避居乡间，听说藏书楼被焚，每每想起，拊膺痛哭，不久抱恨而终。
他的曾孙蒋复璁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华瑰宝守护神，抗战期间，亲赴沦陷区收购散失在坊间的善本古籍。他之所以习图书学，搜集图书百余万册，“其中善或者与家庭传统有关。”
比起蒋光煦，蒋光焴的藏书幸运得多。1860年，战火起，他携带大部分善本珍籍辗转绍兴、宁波、安徽、湖北等地，1864年才携书返乡，《晋书》《唐律》《资治通鉴纲目》《宋史全文》《史记》等宋元刊本及拓本得以保存。
蒋光焴之后，衍芬草堂、西涧草堂藏书又延续三代。抗战时期，蒋氏后人将珍本典籍放入上海银行保险库保管八年，新中国成立后，全部无偿捐赠国家。
藏书世家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刻书时更强调图书的文献价值和社会影响，出了很多精品，如吴氏《拜经楼丛书》、鲍氏《知不足斋丛书》等。同时，刻书又为藏书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藏书与刻书相连相长，数代绵延。
清代颜处士《古海盐十二景》之涉园名迹
家藏“繁花”，文风鼎盛
1127年，建炎南渡，嘉兴成京畿之地，在宋代推行文官治天下的时代大潮中，硕儒汇聚，文教大兴。
文化世家以藏书教育后人、惠及乡里，促进文化发展，也反哺藏书。随着雕版印刷的兴盛，藏书、著书、刻书常互为表里，很多藏书家，也是学问家，又是刻书家。
明清时期，嘉兴经济、文化高速发展，藏书进入繁盛期，以藏书闻名的文化世家彼此通联，构成庞大的“书友圈”。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嘉兴在数代书香的浸润下，文风鼎盛。近现代史上，星光璀璨的文化大师很多出自藏书世家，如沈曾植、张元济、蒋百里、王国维等。
嘉兴藏书家注重收集善本古籍，如曹溶、吴骞、陈鳣等都以收藏宋元版本闻名，同时，他们收集、整理、保存了大量乡邦文献。
难能可贵的是，嘉兴藏书家独具开放的藏书态度。
早在两宋时，卫公佐常将藏书开放给乡亲，南宋时秀水藏书家闻人滋，陆游曾在《老学庵笔记》里介绍自己这位同事“多蓄书，喜借人”。
嘉兴藏书家有意识地征集、辑录文献史料，刊刻发行，用于流通。清初藏书大家曹溶认为保存古籍，重在流通，其《流通古书约》首次提出古书流通法，是中国完整论述藏书公开利用最早的专著。
深厚的藏书土壤，开放的藏书态度，在中西文化交融大潮中，催生嘉兴成为全国图书馆发祥地之一。嘉郡图书馆是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私家藏书、刻书最盛的海宁，也出现全国第一个县级公共图书馆。
衍芬草堂 袁培德摄
《明诗综》（清）朱彝尊编
《唐音统签》（明）胡震亨辑
《敬业堂诗集》（清）查慎行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