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书店时，我想起昔日我坐在门槛上等父亲从上海购书归来，天很黑，父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快进去，回家喽！”
■王英
再次走近北大街的几何书店，心难免激动，它其实就是我家老宅的旧址。在北大街，最早我家的门牌号是157号。街道窄得只有尺宽，晾衣物时，竹竿可以搭在对面人家的窗台上。北大街上人家，都是白墙黑瓦，两层高的砖木房子，楼下开店，楼上住人。如今的北大街，早已没了往日的模样，街道很宽，商铺林立，唯独那条清澈河水，依旧陪伴着北大街。我没多留意节日的气氛，径直走进了几何书店。
书店两扇玻璃门上各贴着福字。摆着女作家三毛书籍的广告，照片上的三毛长发齐肩，一如既往地展露着笑脸。
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等作品占了书店的显眼位置，这让我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在北京图书大厦购书时，看见有一柜窗，摆满了他的作品，而我的一本散文集与诸多作家的作品陈列在一起。同去的老师指着余华的作品对我说：“余华了不起，你要向他学习。”
次日，我在余华的寓所采访时，看到他那间客厅兼书房摆满了书，当作家的都是以书为伴。几何书店的柱子上，贴着一张关于余华书籍的广告，余华的头像下有他的签名。我若有所思，那年我5岁，父亲上过私塾和洋学堂，所以略懂英文，又很偏好文学，但迫于生计，在上海一家商店做会计。他不喜欢做会计，偷偷去学京剧，练功时摔伤了腿，就回了家。回家后的父亲，他平日除了看书，还是看书，整天做着不着边际的白日梦，母亲干脆随了他的兴趣，支持他开了家书店。
父亲很兴奋，他之前就买过不少书。父亲收藏的文学书就有数千册，还有画什么的。书店就开在家里，两开间门面，几个书架靠墙而立，上面摆满了书。一张书桌放在中间，门板搁在门槛上做凳子。父亲还买了不少连环画，什么《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很多时候，我与幼童们坐在门板上看。借一本书，一分钱，一人借了，好几个人同时看。门板上通常坐满了人，就像排排坐，吃果果。
父亲心情好时，多人同看一本书，他也不管，心情不好时，他会从人家手里夺下书，说：“一人借，一人看。”记得有一天我吵着要买糖吃，父亲忙，就随手拿了本《三毛流浪记》塞给我，谁知，我一看，就入了迷，等父亲想起来要给我买糖吃时，我竟指着画上的三毛对他说：“哥哥苦，我不吃糖了。”父亲听后，愣了一下：“这小人精，居然能看懂。”
几何书店的顾客不多，三三两两分散在各处，懒散地翻阅着书，一个女人织着毛衣，她面前的一杯咖啡冒着热气。左边角落，一对情侣读书的神情是最专注的。“我要读书！”我一直抱着这样的信念，当哥哥去城北小学念书的时候，我在教室外偷听了二十多天，直到被老师发现，带去见了我的父亲。因为老师的坚持，父亲答应让我读书，但有个条件，他不管我的学杂费。于是，放学后，我便去捡麦穗，拾黄泥螺，挑马兰头，将卖来的钱交学费。直到有一天，当我将成绩报告单递到他手里时，我发现父亲瞅我的目光流露出来惊喜。闲暇时，父亲给我讲《三国演义》，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讲《红楼梦》却讲《三国演义》？而我喜欢的是《红楼梦》。父亲却说，让我读《三国演义》是要让我明白这人世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道理。
父亲说的话，我听不太懂，所以依然我行我素地喜欢着《红楼梦》。我不止一次地回想着父亲在书店里给我讲故事的情形。我不懂他为啥只给我讲，却很少给我哥哥或弟弟讲，他的讲述就像一条河流，在我的血液里流淌……
几何书店二楼不见有营业员，只有一张收银台，几个书架。一对夫妻正带着孩子在看书，我估摸这是趁着节假日陪同孩子。我在靠后窗的椅子坐下，窗外有几棵树，感受到春的暖意，开始增添了一抹绿意。记得我家旁边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很高大，枝条伸到我家的瓦楞上。有一次我与同伴们躲猫猫，我沿二楼的瓦脊爬过去，躲在树上，同伴半天找不到我，觉得没劲就走了。但父亲却发现了，就是一顿打，他问我，以后还爬不爬屋顶，上不上树了？在父亲眼里，女孩最好是做女红，哪有上树、爬屋顶的。
唯独我看书，父亲是最惬意的。当年父亲的书都收藏在楼上，通常他藏在好几只樟木箱中，用铜锁锁着，家人谁也不准动。我后来偷偷将它们打开，偷了好多书，其中就有那部《红楼梦》。父亲视如生命的几千册书，后来均被烧毁了。从那以后，父亲就像丢了魂，见我就说：“书没了，我的心也死了。”我怕他要回我的书，一直都没敢告诉他。我很后悔没告诉他，或许对他说了，他就不会那么绝望。这些书我至今还珍藏着，我曾居住过的老宅旧址，居然开了这家书店，好像是老天对父亲的一种安慰。我望着窗外，一棵树上新筑了一个鸟巢，一只鸟儿从蓝天上飞回鸟巢，喂哺它的儿女，我似乎听到它儿女嗷嗷待哺的叫声，书店里异常地安静。
走出书店时，我想起昔日我坐在门槛上等父亲从上海购书归来，天很黑，父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快进去，回家喽！”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