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嘉兴能感受到，他家乡的读者没有忘记他，他家乡的年轻人对他的这份爱里，其实就包含着他作品的中华文脉、中国精神。”
应“文韬武略英雄荟”嘉兴子城论剑之“以文会友”子城雅集之邀，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来到嘉兴。
在他看来，金庸在嘉兴名人辈出的历史里，也是一个耀眼的人物，他和故乡是互相成就的。“嘉兴是他的成长之地和生命之地，也是他的伤痛、生命最深的记忆得到展示的地方。这个地方给他的力量，让他走得这么远。”
以下为记者对他的专访。
金庸先生的小说和一般公众在感性上共情的能力很强
记者：您是金粉嘛？什么时候开始看金庸小说？
张颐武：金粉应该是非常热爱他的作品的人，我应该不够格，只能说，我是一个喜欢他作品的人。
我最初接触金庸的作品，大概是1982年，那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我们那个宿舍叫32楼307。宿舍里边有一个同学租了一本《书剑恩仇录》，大家都很喜欢看。我们把金庸的代表作品，全部都租了。那个时候到夜里宿舍要关灯，宿舍黑掉以后，就成了一个卧谈的时间。金庸先生小说里那些故事就变成了我们卧谈的资源。这段美好的回忆，我们现在同学聚会还会谈到这段美好的回忆。
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大学里访问时间很长，走了二十几个大学。大学里面有很多科学家、学者、搞理科的工程师，这些人，从70年代以来，有一个很着迷的东西，就是金庸的小说。
记者：金庸和北大有缘，为武侠“正名”、以严肃文学的眼光看待金庸小说，就肇始于北大。他也是北大的名誉教授。
张颐武：我们中文系的老前辈，北大的严家炎老师对金庸小说进行过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对金庸小说经典化作了很大的贡献，之前普遍都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跟其他的通俗文学作品一样，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当然金庸先生自己后来也是非常努力去推广他的作品，客观地说，以严肃文学的眼光看待金庸小说，这个是各方助力的结果。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说，也是亿万人的阅读实践，把金庸的名字铭刻到了人类的文学史上。
张颐武：公众的爱好和阅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在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才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它的文学价值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我们现在谈金庸作品的时候，好像就找到了大家共同拥有的一种记忆，一种文化上的归属感。所以你会发现你在谈的那些人物，什么风清扬，什么陈家洛，谈这些故事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你找到的是一个中国人的归属感。
记者：在您看来，金庸小说的经典化过程已经完成了？
张颐武：现在已经完成，作为一个文学经典的影响力，作为武侠类型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但超出了这个类型，他也变成一个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
记者：之前我们有记者采访陈墨先生，他说了一个观点，认为金庸是百年以来最会讲故事的人。
张颐武：陈墨研究金庸也是比较久了，他这个观点有他的角度。
我的感受里，金庸小说一方面在武侠小说的类型上、技法上有很大的创新，另一方面，他对于人性表现的深度，也是超越了很多武侠小说的路径。
他的作品让人着迷的是，他写出了很多独特的人物性格，人的状态都是非常独特的，对社会的关怀，都是非常难得的。
比如金庸小说里面刻画的女性人物，那种至情至性的女性人物，刻画得非常有特点，这种人物可能是超乎现实的，但是又把人性中间很多微妙的东西灌注到里面。
我觉得金庸先生的小说和一般公众在感性上共情的能力很强。他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史意义的纪念碑。他的作品有我们所需要的但达不到的东西，那些至情至性，那种超越生命的力量，那种体验到的人类的复杂生命，会留在我们记忆里边，也会留在我们嘉兴的草木、嘉兴的生活里面。
记者：相对而言，您比较共情的是哪本书或哪个人物形象？
张颐武：《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我是觉得非常有趣。《神雕侠侣》也是蛮有趣的小说。
杨过的人生是非常坎坷的，在极限的生活里的挫败，非常戏剧性的逆转。他是谁的后人？这种隐秘生命的历史，给他的这种巨大的震撼，然后让他不断制造出一个新的状态，这种写法真的很少见。
金庸笔下的人物很多都是这样，把人置于一个极限的生活中。读《神雕侠侣》，你会觉得这是生命强有力的一种表现方式。
记者：之前也有看到一些文章说，杨过其实最像金庸本身，杨过的经历，他的遭遇，包括他几次退学，跟金庸本身的人生经历有一种呼应。您感觉金庸先生他是怎么一个人？
张颐武：金庸看起来像是一个很温和温润的人。我看到他的时候，他不是非常善于言辞，对人非常彬彬有礼，说话含蓄。但是你会发现他的作品里面所表现的那种力量，说明他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丰富强烈的个性世界，和他温和的外表，是一个反差。
后来大家把小说里面的创造力、想象力最后都投射到他这个人的身上，他后来受到这么大的追捧，是他创作本身给他的魅力。
记者：他的小说里对于侠义精神的探讨，几乎贯穿于他作为小说家的创作生涯。
张颐武：他小说里面对侠义始终是包含着两面的，他当然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舍生取义这些价值观，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他也写到了比如江湖的那些规矩，那些伦理或者价值观上的负担，让个人受到了很大的压抑。他的小说里经常有这个东西，他有超越能力，他希望获得一种生命的发展。
因此金庸先生笔下的侠义精神，我觉得要用现代观念去透视它，去观察它，当然它也是蕴含着中国传统重要的价值和伦理的观念，但不能简单说，他是侠义精神的传承者或者继承者。
嘉兴是他的成长之地和生命之地
记者：在您看来，为什么我们还爱金庸笔下的江湖，背后主要的缘故是什么？
张颐武：年轻一代阅读金庸小说，我们客观地说，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但另一方面在华语文化里面，他的小说有着稳定的爱好者。
一方面他的小说现在可能没有这么多人读，但它衍生的文化一直发展得非常好。比如网络上就有大量通过他的小说衍生出来的作品，人们借助他小说里的人物来发挥，他的小说变成了很多原型，变成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他的小说创造的世界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他的人物来比喻一个人做事怎么样，像有一个公司的人用他笔下的人物来给自己起花名，说明他的小说已经变成一种社会氛围，一种文化资源。
他的小说也进入了我们的课本，一些小说已经变成我们文学知识的一部分，对于它的经典化这是必备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其实也妨碍了它的流行。
记者：您说，金庸的作品已经属于历史，但也会继续属于当下和未来。在目前，如何让年轻人更愿意去接受或者去承载金庸文化的内容，还需要做点什么吗？
张颐武：他的作品还是需要有更多的传播，还是要让人读原著，大家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去读，金庸作品由于他自己不断修改，也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情况。
当然金庸作品也变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在整个武侠文学的研究角度上，现在的学术研究开展得还是比较活跃了。金庸百年诞辰纪念开展了这么多活动，感觉主要集中在学术和武侠的爱好者这个角度。我们还是希望他的作品得到更多人的传播，他的小说不仅仅是体现一个武侠精神，其实是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百科全书。
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方式来传播传承他的作品所具有的价值，这是一个经典文学所具有的作用，经典传承就变成了我们的知识。
记者：之前北京有金庸百年诞辰座谈会，提到了金庸文学中蕴含的巨大能量，看作家如何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书写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张颐武：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但同时他又和世界文学的主流对话，他其实是在20世纪中西文化的剧烈的碰撞交织中间，创造了自己的文学。
对于传播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金庸先生的作品对于我们未来的写作路径有启发，比如类型文学从现代的角度如何去做更多的创造。
记者：您对嘉兴有什么印象？看金庸作品的时候，会不会特意留意到嘉兴。
张颐武：嘉兴确实人文非常深厚，是人文荟萃之地，金庸在嘉兴名人辈出的历史里，也是一个耀眼的人物。
我们都能够在他的作品里感受到他对于家乡的热爱，感受到他对江南风物有深深的记忆。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起来，在他的作品里，嘉兴地域的影响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书剑恩仇录》，就是起源于他小时候听的一个故事。这是故乡民间文化里面所孕育的东西。
嘉兴是他的成长之地和生命之地，也是他的伤痛、生命最深的记忆得到展示的地方。他的乡音没有变，这个地方给他的力量，让他走得这么远，走到了香港，走到了全国，走到了全世界。
嘉兴办纪念活动，把他作为自己文化脉络里的一部分，金庸又反过来给故乡的人文环境增添了很多异彩，这是相互成就的。
记者：您对我们嘉兴打造金庸文化品牌有什么建议？
张颐武：我觉得现在还需要从多方面去扩大影响，一个是提升，第二个是延伸。当然这需要更多的努力，目前已经把嘉兴、海宁和金庸先生连接得非常紧密了。嘉兴作为他的家乡是没有争议的，他和此地的渊源——历史渊源、生命渊源，都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他的作品内容和含义，我们要延伸，既要有民间的爱好者去研究，也要有政府的介入参与。百年诞辰纪念是爆发性的，以后还是要细水长流，让纪念形成一个氛围。金庸的创作就来源于这里，要让全球华人都知道。
■记者 许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