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 苏 许金艳 周伟达 摄影记者 张启帆
3月的嘉兴，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一群文化名家名记者，以“金庸”为名，走读金庸故里，与“醉”美江湖来一场春天的约会。
3月20日、21日，“全国文化名家名记者嘉兴行”活动举行，会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日报、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潮新闻、澎湃新闻、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等媒体的50余名文化记者以及孙昌建、周立民、严晓星等文化名家，子城、南湖、烟雨楼、千年海塘、海神庙……他们看金庸看过的风景，金庸百年纪念展、金庸故居、中国斗牛馆……他们走进金庸的世界。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记协、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委网信办主办，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南湖区委宣传部、海宁市委宣传部承办。
江南周末记者独家专访中国作协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孙昌建，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以及以金庸研究、古琴研究闻名的编辑、学者严晓星，他著有《金庸识小录》《金庸年谱简编》等。
孙昌建：金庸文化传承，在阳春白雪和凡夫俗子之间
江南周末：您见过金庸先生吗？
孙昌建：1996年，香港回归前一年，浙省记协组织小记者采访浙江籍在香港名人名家，我们这些大记者陪着去的。在金庸先生山顶道一号的家里，当时感觉是见到真的大侠了，他非常儒雅亲和。
金庸先生言语不多，小朋友请他题词，或者说在书上（写句话），只要知道小朋友叫什么名字，或者来自哪里，他马上能把小朋友的名字或者故乡嵌入到这句话里，印象非常深。
当时我还悄悄去他的书房看了一眼，印象里以外文版的书为主。
江南周末：金庸百年嘉兴采风之行，让您印象深刻的是？
孙昌建：嘉兴来过很多次，嘉兴的文化名人，金庸之外，王国维、徐志摩、茅盾、蒋百里、陈学昭、丰子恺，这些文化名人，我基本上都写过。这些近现代以来的嘉兴籍知识分子、这些读书人身上都有个很明显的特征，如果用嘉兴的自然现象（来形容），我想到了蒋百里先生日本留学时创办的浙江籍留学生杂志《浙江潮》。一百多年过去，“浙江潮”这三个字，既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中国人也好、浙江人也好，在时代的大变局当中走向世界的（气势），包括这些嘉兴籍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走出去，用各自的方式拥抱了世界。
金庸（早年职业理想是）做外交官，后来去香港开创一个报业的时代，他在武侠当中寄托他的梦想，在他身上，正好看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交汇。
我觉得嘉兴的文化基因里有很深厚的国学底蕴，但更重要的是浙江潮浩浩荡荡，要走出去看世界的那种（精神）。
江南周末：金庸在他的作品里多次写到江南，怎么来看江南文化对他的影响？
孙昌建：他的小说当中也有“雪山飞狐”那些场景，但他的文化基因、他身上的那种血脉应该是江南文化熏陶的结果。他是翩翩君子，他可能从小就感觉做人要这样的。
他们从嘉兴出发，到了香港，还是到了世界其他地方，他们身上还是让我们感觉到中国人特有的气质。当他们走出去之后就代表了江南，代表了中国，再加上吸收了西方文化当中优秀的部分后，感觉就像玉一样，越磨越散发出特别的光芒。
江南周末：如果要打造金庸文化品牌，首先要了解金庸文化的内涵，您是怎么理解金庸文化的呢？
孙昌建：金庸文化如果概括，我想还是从三个层面来讲。
第一就是他武侠小说里的武侠文化：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武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支。放在现在，特别是青少年身上，倒不是说叫习武之气，是青少年要健康向上，要有阳刚之气。当然，为人乐善好施也是武侠文化的组成部分，我觉得这是金庸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金庸办报的理念和思想，这一块我们研究还很不够，不过在他的百年展陈当中可以看到，那就是八个字：无欲则刚，有容乃大。实际上这也是他的新闻理想，办报纸是面向读者面向社会的，这是金庸文化的第二层。
第三个方面，金庸六次回到家乡，包括他到浙江大学担任人文学院院长，我觉得他还是有理想的成分，为家乡的发展，为家乡和香港之间做桥梁。
另外，在展览当中，看到他给学校的题词很亲切。“不要叫我老爷爷，就叫我大师兄”，他还是让我们感觉到中国传统文人身上的风度翩翩，有礼有节，我们当下非常需要这样的气质和修养。
江南周末：对传承保护金庸文化，探寻金庸文化的时代价值，您有什么建议？
孙昌建：金庸武侠小说及改编影视剧，这几十年当中，主要（受众）还是60后70后以及部分80后。金庸还是需要从年轻化的角度做普及。
另外，要把金庸小说放在武侠文化的背景中，不仅仅是研究金庸，而是研究金庸为代表的中国武侠文化。
像嘉兴这样的地方，要有专业的研究机构和人员，乃至学校设置金庸研究这门课，把金庸研究专家请过来讲学讲课，沿着金庸的文学地图、武侠地图游学，既要普及，又要深入研究。
我以为金庸百年这只是个起点。像子城可以每逢金庸诞辰的前后一个月做金庸特展，比如结合硖石灯彩，它本身也是国家级非遗，放在晚上看，非常吸引人。金庸文化传承，既可以是阳春白雪的研究，也可以是凡夫俗子的游戏，两者是相通的，符合不同层面的人。
而从出版角度，能不能做些金庸武侠小说之外的通俗读本，比较适合大众，现在也有金庸散文选本，他的社论，或者有关他平时待人接物的金句，这些我们都没有看到好的读本。
周立民：金庸和巴金都有世界性眼光和现代精神
江南周末：您写过金庸相关的文章，您也是“金迷”吗？
周立民：从最初读金庸到现在，我都算不上“金迷”，然而这挡不住我“迷金”。金庸小说走进我们那一代人的生活，仿佛从天而降，又似曾相识。
金庸的小说不仅有环环相扣、层出不穷的精彩故事，还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完全可以与“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他的小说有道理却不说教，是水到渠成的点拨。
江南周末：您一直致力于巴金研究和推广，巴老祖籍嘉兴，金庸先生对巴老也十分推崇。他们有共同之处吗？
周立民：好的作家在终极价值取向上都有共同之处。金庸的小说和社评有历史和现实的价值判断。巴老是有立场的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信仰”其实就是我们对一个事情的价值态度。他们的历史精神很大程度上是求真精神，把事情放在历史中去评价，去判断。
中国文人骨血里的一些品质，他们两人都有。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世界性眼光，心态非常开放。比如金庸小说中的家国情怀，强调的不仅是单一的国家，而是民族融合。他的小说，运用经典章回体的表达方式，夹杂半文半白的语言，但心理描写、整体节奏都是现代文学的。巴老的语言和表现方式都不是中国古典的，最早一批短篇小说主人公甚至都不是中国人。
（他们用天下世界的思想，用中国的语言来讲世界的故事。）
对，人决定作品的气质，而不是受限于题材。
他们都表现出现代精神，金庸小说对爱情的看法，对自由的追求、个性的解放，都表现得生动充分，巴金作品早期看重个人自由，抗战时强调民族自由，晚年写《随想录》强调独立思考、自由思想。从这些能够看到他们接受的教育源头是一致的。他们还有个相似之处，在写作的年代有大量的读者，我想这和他们作品中拥有如此开放的因素有关。
江南周末：金庸先生是嘉兴人，巴金先生是嘉兴籍，他们具备的一些品质，和嘉兴人王国维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异曲同工的地方，这和这片土地、这个时代有没有关系？
周立民：他们都生在新旧交替的大时代，都经历过、学习过传统文化，也都面对着新文化的浪潮做出了选择。这是他们主动的选择。那一代很多知识分子，如鲁迅、胡适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包括王国维先生，他们都以现代精神，整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典籍，同时也在思考现代人可能面临的问题，打破传统、封闭、单一的观念。他们都有共同的精神气质，希望世界丰富多彩，以开放的心态，学习世界的文化，然后创造自己的文化。我相信这些也构成了中国现代的精神传统，也理应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嘉兴对金庸先生的影响，很多学者都探讨了。在巴老的精神气质里这种影响可能是潜在的。最突出体现在家族文化传统上。嘉兴是文化土层很厚的地方，这些发自本心的家族传统，是中国文学传统熏陶和教育的结果。这种家族浸染对他不自觉地走上文学道路是有影响的。
江南周末：保护传承金庸文化，您觉得金庸文化的内核是什么？
周立民：家国情怀且不说，我个人看重的还有自由和快乐的精神。我们经常问为什么没有创新，如果没有自由的灵魂，哪来的创造？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很重要就是自由的精神。
金庸小说中快乐的人都不是豪商巨富，而是江湖侠客。快乐这件事情，其实跟人的活法和态度有关系，我觉得这很有现实意义。
如今，金庸已成为传播符号，提到他，大家大都能说上几句他的作品，但实际没读过。对文学家来讲，灵魂还是在文字上，大家如果对他有兴趣，最好还是读读他的作品。这也是今天我们保护金庸文化很重要的一点，文字有其独特魅力，仅从影视剧，文学上的很多美和感染力流失了，这是最大的损伤。
江南周末：嘉兴打造金庸文化品牌，您有何建议？
周立民：做好金庸文章，不仅是为了今天而做，还是为未来而做。
文化的传承需要载体，金庸有关遗迹、第一手资料及口述实录等，首先要从历史的层面和学术的层面，做好保护、采集、编绘。在此基础上，寻找与当下的大众和文化形成沟通的切入点。
打造文化品牌是长期工作，不要造假、附会，要还原真实的金庸，他本身已有足够的魅力。
立足于作品，是让作家产生魅力最好的方式，可以做武侠图书馆，不仅有金庸小说，也可以向上追溯，如还珠楼主等的作品，向下延展，如现在的类型小说，甚至仙侠等。
嘉兴是名人会聚的地方，金庸应该是群体的代表，纵向梳理金庸文化传承的脉络，譬如查氏以及嘉兴文脉，横向剖析、链接金庸与嘉兴其他同时代文化名人的关联，形成嘉兴名人群星闪耀的矩阵。
链接金庸和城市的关系，让金庸坐标在城市中“活起来”，成为城市的文化地标，也可以根据金庸小说，打造一些地方，来这里看原汁原味的金庸，吸引“金迷”一来再来。
文化归根结底要有活力，要多层次调动力量，特别是民间力量，为他们提供发挥的平台。
文化的最终形态或者最好的形态，不是博物馆里的藏品，而是我们生活的日用品，金庸文化品牌的打造，要深入到生活之中。打造文化品牌不是空洞的口号，而应是切实可感的。
严晓星：金庸不曾辜负他的时代，也不曾辜负他的生命
江南周末：如何看待金庸的文学地位？
严晓星：文学是让人共情的东西，不能让人共情的话，它就不行了。一百年是个度，二百年是个度，三百年呢？谁沉谁浮都说不准。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想太多。一个人的作品过几十年，还有人在读，很成功，很了不起。
江南周末：您最早看的是哪一部？
严晓星：我最早不是看，我们那个时候上小学，大概是1985年，大家都在读金庸小说，我们小孩不懂嘛，大人们都在读，实习老师给我们上课，给大家讲金庸。语文班主任也喜欢看金庸，给我们讲作文课。他说，写作文一定要有波澜起伏，举了金庸为例，给我们读金庸，《书剑恩仇录》第一章开始，陆菲青在家里，有仇人来寻仇。陆菲青就问，你们两个是一起上呢，还是一个个上？读到这，下课铃一打，老师说，我们下次再读，他就不读了。我就在想，到底是两个人一起上呢，还是一个人上，等了好多年，我自己买了书看才知道。
江南周末：怎么想到写一本《金庸识小录》呢？
严晓星：那时候才二十几岁，读金庸，写杂记，有多少写多少。
江南周末：您做《金庸年谱简编》，如何获取资料？
严晓星：上世纪90年代搜集资料是很难，看不到太多东西。到了2000年、2010年，开始有海量信息，《明报月刊》也买了很多，然后去香港图书馆翻金庸的社评。而且金庸读者多，有一批疯狂的粉丝，大家有一种共同的力量。其实金庸小说已经在往经典化方向发展了，经典化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深深地扎根于民间。
江南周末：孔庆东说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已经完成了，您怎么看？
严晓星：其实已经在经典化了。猪八戒是什么？贪婪、好色、肥头大耳、好吃。我们现在说这个人是韦小宝，就是说他偷奸耍滑，又好色，又机灵；这个人是岳不群，是指他是阴谋家，伪君子；我们说这个人是梅超风，眼前立刻就出现了这个形象。金庸小说是镜像式的，很多东西不会明摆着说。深入人心的形象就是作品经典化的标志，金庸小说的人物形象成了代号。鲁迅笔下有阿Q，这种形象是一样的，鲁迅是什么，鲁迅是经过了新文化的洗礼，经过了教材的推动，金庸不是，是大家自觉地阅读、进入。文学作品最大的力量就是给人物形象。能够跟金庸比的，大众化，深入人心的，只有《西游记》。
江南周末：您做《金庸年谱简编》的时候就是自己想做，也没想着为金庸迷或者读者们更好地去读金庸吗？
严晓星：了解一个人最好有两个途径，一是读他读过的书，看他吸收的东西是什么，二是把他的人生材料排比一遍，你就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再看他产出了什么，产出的是小说，是社论。我的估测，他的小说只占他作品的三分之一，他的社论可能跟小说的量差不多，还有其他的作品。我一直也想做一个东西，跟出版社说，出一本《金庸译文集》，金庸翻译的东西出个汇编。
江南周末：做《金庸年谱简编》是研究金庸的必经之路吗？
严晓星：也想过要做长编，但决定不做了。很多人很难理解，简谱里有大量几月几日他发表了什么文章，有什么意义？你以为写一篇文章很容易吗？金庸写这个文章，他是高手，他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至少说明前一天晚上或下午他在写这个文章，大量地发表文章，说明他大量的时间在写文章。换个角度，金庸这辈子很苦啊。让你去写三千万字，是什么概念。不光要写，还要交际，还要管理，还有家里的事情，累啊。他有这么了不起的成就，是苦来的。当然，别人苦了这么多，也不一定有这些成就，还要有一定的天分。我们对他要有同情心吧。
江南周末：为什么不想写《金庸年谱长编》呢？
严晓星：我不是不想写，每个人一生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我不是金庸，没有那么高的天分和那么充沛的精力。金庸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可能小说刚写完，开始修订。我到现在写了9本书，编的书有10多本，现在很多精力放在古琴方面。我的精力是有限的，不能所有精力去做同一件事，这是对自己一个充分的认识。
江南周末：怎么看现在的金庸研究？
严晓星：金庸研究现在做的人很多，大量读者参与进来，基本的工作有人做了。我们开了个头，后面有人做，就很开心。网上有人看了我的《金庸识小录》说，这些都是常识，我都知道的。没错，是常识，但是你当年看的就是我写的东西，只不过我写得很早。我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写了，20多年前我就放在网上了，所以在网上流传很广，广到已经成为常识。很多东西都是我第一个指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