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 苏 周伟达 许金艳
今年是金庸百年诞辰。这个春天，嘉兴开启了以“金庸故里 ‘醉’美江湖”为主题的系列活动，一场场文化交流、学术论剑，一个个展览，一个个金庸“坐标”，来自家乡的怀想，分外醇厚。
世界各地的知名“金学”专家学者，在先生出生、成长的钱塘江岸，在他曾泛舟游玩的南湖之畔，看着他曾流连忘返的江南美景，共论金庸文化的时代价值。
他们在金庸江湖，探寻他抒写的侠肝义胆；在金庸世界，回望他的赤子丹心；在金庸故里，讲述他的情系桑梓。
江南周末记者走近一位位大家，听他们说说那位大闹一场、悄然离去的“大侠”。
孔庆东：金庸读者少了，说明它经典化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金庸先生的文化精神，从大处说，是赤子丹心、侠肝义胆。”孔庆东已经至少三次来过金庸故里。他在吃惯了“山珍海味”之后，第一次读金庸小说，就觉得它是一流的作品、一流的故事、一流的人物。他一次次地出席金庸学术研讨会，常常一针见血地说金庸。他认为金庸先生能够写好各类人物，是打通了儒释道，“金庸小说的经典化已经完成了”。
记者：您最早接触金庸小说是什么时候？
孔庆东：我在《遭遇金庸》中写过。我从小热爱文学，上大学之前，不管作者不管背景，读了好多古今中外优秀作品。我身边很多人没日没夜地读金庸小说，我记得第一次看是《今古传奇》上连载的《射雕英雄传》，同学塞给我的，我被深深地吸引了。我是吃过多少“山珍海味”的人啊，一读之后就震撼了。这时候我明白了，那么多同学，考上北大中文系的，一大堆状元，都来读金庸小说，不是没有理由的。
我最早读的就是郭靖、黄蓉在海边和欧阳锋对抗，后来又读了许多。我觉得这就是一流的作品、一流的故事、一流的人物，用我们所学的文学理论来衡量，都是一流的，甚至是超一流的。当然，文学、文化是多重标准的。很多人读武侠，都是从地摊上租来的，最后，大家从千军万马中把金庸辨识出来，找到这个最好的。金庸为了帮助大家，编了个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加上《越女剑》，15部小说，大家就记住了。
记者：哪个角色您印象最深或者比较喜欢？
孔庆东：数不胜数。我更像张无忌，业务能力不错，但生活中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经常被人家欺骗。现在有很多软件，输入你的生日，可以查你是金庸笔下的谁，我查了好几次，都是张三丰。从张无忌变成张三丰，那是我的一个理想。但我崇敬的还是萧峰、郭靖这样壮怀激烈的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金庸能够把几种人物都写好，是打通了儒释道。金庸不是一开始就想好要写一个儒家人物、一个佛家人物，他是自然创作，人物写活了、成功了，我们说这个是儒家思想，这个是道家思想，这是文学（创作者）与文学研究者的合作。
记者：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看玄幻小说比较多，您在北大课堂里讲金庸的课，写了《金庸者谁》，金庸小说在北大“00后”一代是怎样一个反响？
孔庆东：我是第五次开金庸小说选修课了，选课的学生依然非常多，名额是300个，大概有500个来听，现在北大不让随便进，以前多的时候还有800人，只留给我讲课时站的地方。现在的学生主要是看电视剧了解金庸，其实四大名著的影响也是这样，通过看电视剧再看小说，这是好现象，要肯定。
玄幻、穿越，每一种新的方式出现，我相信也会成长出这个类型的经典。经典是精神的凝结，几十年前，很多人看不起武侠。你说话剧和京剧哪个好？类别不能影响对它的评判。
记者：请您谈谈金庸先生传承下去的精神内核是什么？
孔庆东：从大处说，是赤子丹心、侠肝义胆。但不止于此，作为普通人，从金庸小说中可以得到诸多启发，比如说个人独立，你看他有好多人物，杨过、张无忌、令狐冲，其实是以维护个人独立为上的。
记者：您刚才说金庸读者少了，说明它经典化了。学界对金庸作品的经典化问题有不同意见，请您谈谈他的经典化有没有完成？
孔庆东：已经完成了。一个作品，肯定得经过热的时期，然后才能经典化。我们所认为的那些经典都是这样的，大众一般只闻其名。我刚刚连续出版四本解读鲁迅小说的书，就是帮助大家唤起这种热情。经典就是大家热劲过去了，学界在分析、争论了，而金庸作品恰恰进入了这个阶段。我们现在研究金庸越来越琐碎，跟普通读者关系已经不大了。
记者：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可以说武侠写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孔庆东：文学艺术是很难判断的，十几年前我们一批年轻人写得很好，当时我曾提出叫21世纪大陆新武侠。我希望他们毕业后结合人生经历，继续开拓，写出好作品。可惜我这个愿望落空了，他们忙于谋生，有的转型了。现在也可能是一个大的时代到来了，传统写作可能被新的样式取代，但是武侠写作不会完全消失，而成为一股潜流，就像绘画记录世界的功能被摄影取代，但不是说绘画就没有价值了。我们要真正明白中国人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中国可以给世界讲什么样的故事？这两天学者、翻译者都在讲，金庸为什么不能获得诺贝尔奖？文化的差异，这才是真的问题。武侠到底是什么？我们中国人说止戈为武，不打架反而是高级的，我们看来很容易理解的，在世界范围来讲是很高难度的问题。
记者：金庸以不同的新形式在年轻人当中，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孔庆东：艺术跟科技和资本的结合，到了一个空前复杂的阶段，特别是智能技术的发展，艺术到底怎么发展，本来就不好估量，现在更不好确定，不要先下结论，不要画地为牢，尽量让年轻人自由发展，让文化自由发挥。
就像金庸研究有争论，不要急于肯定一方压制另一方，文化也好，学术研究也好，都应该是这样的一种风范。
记者：金庸和斯坦·李，有学者认为他们是东西方IP的第一人，但斯坦·李其实已经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壁垒。金庸小说在多元传播手段下，怎样以现代年轻更容易接受的形式来承载金庸文化内核？
孔庆东：这就得借助于科技，借助比如说人工智能等手段。文化政策也很重要，我们现在文化政策上支持力度还不够。欧美一些国家文化市场很发达，可具体操作的很多是华人，思想和策划是他们的大师。我们为什么不能从我们的孩子中培养出这个大师，我觉得人才损失是我们最大的损失。我们要有文化自信，相信人才，给他空间和政策，他就能够创造出好的作品来。科技革命带来了这样的机遇，使我们能够弯道超车。
记者：时下文旅市场很火热，很多流于表面或者同质化，金庸也好，其他名人也好，怎么深度结合，而不是流于表面？
孔庆东：梳理好文化人物的特点。在浙江，可以跟海宁媲美的，还有绍兴，这两个地方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借鉴。比如袁花镇，是否可以建设成一个武侠镇、金庸镇。特点找到了，区分点找到了，建好之后，可以跟绍兴联合：百年文学，从鲁迅到金庸。
汤哲声：真正的侠义精神就是要有“同情心”
（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汤教授的分类有道理，他对中国的通俗文学很有研究。”二十多年前的“金庸小说高层论坛”上，金庸听过汤哲声的发言后这样评价道。汤哲声将中国近当代武侠小说分为三个高峰，分别是“江湖争斗”“江湖与江山结合”“江湖、江山与情感结合”，并将金庸列为第三个高峰。在他看来，金庸小说蕴藏着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讲究实用精神，更重要的是，金庸先生心里永远装着老百姓，有“伟大的同情心”。
记者：金庸最早写小说受谁影响？
汤哲声：金庸最早是受白羽小说的影响，白羽的武侠小说，金庸和梁羽生都很喜欢的，他们也请了白羽到香港写小说。白羽的小说是水浒传统，你一看就知道，金庸的《书剑恩仇录》是水浒传统，红花会是典型豪杰；到《碧血剑》已经变了，真正的主角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夏雪宜，不是小说中的袁承志；《神雕侠侣》已经进入自己的文化思考了；《笑傲江湖》之后，创作已进入自在状态了，可以随意写了，下笔就是侠了。为什么金庸小说每一部都很精彩？因为他自己在变。
为什么金庸小说作为武侠经典能够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它可以回味。就像我们讲鲁迅作品是经典一样，中小学生读鲁迅作品不一定能看懂，真正能看懂鲁迅作品是工作十年以后，你泪流满面，因为你的生活经历够了。同样，你没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没有对中国武侠小说以及对金庸个人生活经历的理解，你真不一定看得懂。反过来讲，经典需要文化修养，一般人都能看得懂的，那是快餐，大菜是要品的。
不敢说金庸小说以后会怎样，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百年之后鲁迅小说会存在，我敢说，金庸小说会存在，但我不敢说金庸所有小说都会存在，他的几部经典作品就像一座高山一样存在，要么你不走这条路，不然必须要跨越他，或者必须在这个地方采集他的光彩，提炼成自己的东西。
记者：怎么看武侠小说的现状？
汤哲声：现在玄幻武侠最流行，但玄幻武侠作者没有一个敢说没受到金庸影响；没有哪个作家敢说文化的渗透可以达到金庸的程度。在图书馆看书、编了那么多副刊、颠沛流离那么多……这些生活经历造就了金庸。武侠小说不要光看故事和打斗，优秀的武侠一定是借武侠浇自己的人生之块垒。写人性，玄幻也有，《诛仙》把人性推到极致了。严格来说，金庸的小说是文化武侠小说，香港也有人称之为文化小说。
记者：什么是真正的侠义精神？
汤哲声：我觉得是“伟大的同情心”。侠义并不代表要动拳头，要打你。也许我并不能帮到你，但我深深同情你，这就是我心中的一种“侠义”。最可怕的是，不仅不敢同情，甚至也没有同情心。
侠文化最早是在史学中的，在司马迁《史记》中，然后到了《汉书》里也有，后来就没了。我们研究者把它叫作“出史入文”，就到文学里去了，就有“千古文人侠客梦”了，靠文人传播，比如李白的《侠客行》之类。侠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传承了东方文化。
写故事，作家都会，为什么写不到金庸这样？因为金庸有自己家乡文化的滋养。就像余华一样，他就是从海盐出来，他的魅力就是写海盐在时代中的变化，你看完他的小说以后，就有深深的同情心，这就是侠文化。有的人说，同情很廉价。你不要小看廉价，很多人没有同情心的，我的同情就算廉价也是发乎内心的同情。
记者：如何看待金庸小说的海外传播？
汤哲声：现在的金庸小说要在海外传播，要和当地文化相结合，他们把金庸小说当成“东方《魔戒》”。以前看不到武侠，现在从武侠中看到了什么叫气、什么叫修真、什么叫武功、什么叫江湖。这些东西又和西方不一样，这就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
记者：金庸小说对您有什么启示？
汤哲声：金庸小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率性而为，但是有原则。这个原则一是做人的原则，二是有自己的保护原则。你看韦小宝，打不过，跑。他们学的武功都很实用。金庸受阳明心学影响，浙东文化是讲究实用的，不反对商业，金庸本人就是重商、尊礼的，重要的是他知道什么是良知。
刘国重：金庸是海宁潮捎向人间的天才
（金庸研究专家）
这是刘国重第一次来金庸故里，这些年他一直想来。
作为金庸研究专家，刘国重享誉“金迷”群体。从2006年开始，他就陆续在“金庸茶馆”“金庸江湖”“天涯”“金庸客栈”等论坛发表品评、研究金庸及其作品的文章，后又在不同的报纸上开专栏，撰文约300万字，涉及金庸其人其书的方方面面。他重新修订出版的《金庸评传》所呈现的，正是金庸与江湖互相成就的故事。
记者：最开始读金庸小说是怎样的场景？
刘国重：我看的是杂志上登的《射雕英雄传》，时间是1985年。杂志是我大姐向同学借的，要还给人家了，看的时候又期待，又紧张，像是打开了新的世界，那种感觉永远忘不了的。
记者：《射雕英雄传》开头有段话，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地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东流入海。描述的也是这一带的风景。金庸的书中特别让您怦然心动的场景或者喜欢的人物是？
刘国重：如果说人物的话，还是令狐冲，我比较喜欢自由自在的精神和人物。
金庸自己说《笑傲江湖》虽然写的是古代的故事，但有很多现代意识在里面。读金庸小说，是能够体会到中国古典美的东西。他也说过，中国文化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他在写小说的时候，那些国士之风、侠士之风、儒者之风、魏晋之风……是自然而然写在小说里的。
记者：您写过一本《金庸师承考》，金庸都有哪些师承？
刘国重：那本书主要讲的是金庸的直接师承，如果说广义的师承，他是继承了人类文明，各种文化他都吸收的。具体报作家名字，西方的有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森。这是金庸自己承认的，对他影响巨大的三个西方小说家。
我在《金庸评传》里面提出一个观点，大仲马是对金庸影响最大的小说家，但是对金庸影响最大的文学家是莎士比亚。
读过金庸的散文，就知道20世纪50年代，他还没写武侠时，或者开始写武侠之后，都在谈论莎士比亚戏剧。金庸一直强调，莎士比亚最大的优点在于他刻画人性非常成功。金庸写小说，也一直强调自己重视刻画人性。
记者：如此说来，会讲故事的金庸，得益于世界一流文学的滋养。
刘国重：的确如此。金庸在接受港台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古代小说不能说都读过，但读了很多。可以说，中国古典小说凡是重要的作品他都读过，凡是西方重要的文学家他可能也都涉猎过，我在《金庸评传》里列了一个很长的名单。
记者：金庸是真正的读书种子。
刘国重：是的，他给自己规定，每天的读书最低标准4个小时，偶尔哪一天实在是忙得脱不开身，第二天就补上，这是他自己说的。潘耀明（金庸曾聘请他为《明报月刊》总编辑）说过，他陪金庸去办事，等飞机的时候，金庸一定得到飞机场卖书的地方去浏览，别的事都不干，一直在读书。查玉强编的《同学眼中的金庸》，他中学的好朋友余兆文就说，金庸老读书，老师都很生气，担心他身体读坏了。
记者：但金庸不是死读书的人。
刘国重：一定不是，他还说过一句话：我一生都在学以致用。他不是那种纯粹搞学问的人，不是就写小说别的都不干了，他学习是要应用的。
记者：一些评传说，在金庸内心，他写小说是要跟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小说家或文学家一较高下的。
刘国重：金庸的心气非常高，他的一个人格特质是非常的好强，不服输。《神雕侠侣》里面有一句话：重阳一生不落于人，意思是说王重阳这一辈子，从来没比别人差过。为什么金庸会说这8个字，因为金庸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立德、立功、立言”，古称“三不朽”。金庸自少年时代，以“从政”为职志，他要做范蠡、张良，“帝王师”那样的人物。后来从文，他想成为最好的文学家了，终以“立言”的实绩，入“不朽”之域。
记者：熟悉金庸小说的就知道，他在武侠小说里特别爱写故里。他就像一个向世界推广故里的文化使者。
刘国重：故乡和他的创作关联特别大。我前天接受另一家媒体访问时，我讲过，海宁和嘉兴不是光在他的小说里写到，他写的每一页都有故乡的影子。
金庸在第一本小说《书剑恩仇录》的后记里面讲过三个海宁人，一个蒋百里，一个王国维，一个徐志摩，他说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实际上，他也是在说自己，忧郁和执拗，也是他本性里面带的东西。
我是要表达什么意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金庸不是生在海宁，他的性格，他的写作会跟现在有很大的不一样。
记者：您理解中的金庸是怎么样一个人？
刘国重：“一捆矛盾”。钱锺书和林语堂都用过这4个字。我借用这4个字来概括金庸。他既入世又出世，既乐观又悲观，既世故也童真，既宽和也执拗……
我认为一个人不是这样的话，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文学家。
记者：因为金庸的小说，金粉们对他的故乡会不会也有别样的情愫？
刘国重：我一直想到海宁来看一看。（学者）胡河清曾经讲过，金庸是海宁潮捎向人间的天才。
没有海宁潮，金庸的小说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金庸小说那种内在的气势，一定有海宁潮的影子。
记者：网上有人说，我们怀念他，是舍不得他给我们塑造的江湖。
刘国重：我觉得说江湖就小了。金庸影响了很多人。有媒体曾经问过，问金庸小说对我有什么影响。
我说首先是不能欺负人。金庸说过，看到比你能力差的人，你不要去欺负他。
香港的林燕妮就说过：我是读金庸小说长大的，不会欺负人。
第二个是金庸这个人影响我的。他那么成就大的人，是不是应该高高在上？金庸没有，待人总是和和气气的，平等对人，这很难得。
我们今天怀念金庸，也是在怀念我们的青春，怀念中国文化本身的美。这种美，在别的小说家那里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充实这么丰盛。
记者：武侠小说常常说到真气，您觉得对金庸来说，他体内的真气是不是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刘国重：可以这样说，或者说叫民族自信力，金庸对中国文化一直很有信心。中国会暂时遇到挫折，但是我们一定能够应付各种挑战，各种挫折，一定能重新站起来，从金庸年轻时候到逝世，他一直是这样的观点。
记者：我们今天去传播金庸的文化精神，您觉得我们还能向金庸先生学习什么？
刘国重：金庸小说的主人公，基本上是历经磨难后，重新站起来了。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一个人历经苦难，才能够有所成就。这里边是金庸对自己的期许，也是对国家的期许。
金庸小说写的都是古代人物，但是有非常深的现实关怀，这种现实关怀就是：战胜一切困难，让中华文明更好地延续下去。
胡志鹏：金庸小说是真正的武侠世界，也是古代生活百科全书
（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秘书长、网易集团高级副总裁）
“他的小说不单写出了一个真正的武侠世界，还是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
3月28日，网易开发的金庸授权游戏《射雕》全球公测。胡志鹏是资深金迷，初中时已把能找到的金庸小说都读过。他在浙大读计算机时，金庸先生是人文学院院长，他会去听金庸先生的公开课。他认为金庸小说的精神内核是侠和仁，是中国儒家和游侠精神的结合体。作为游戏开发者，迄今为止，“我们依然觉得武侠是最能体现我们文化的一个载体”。
记者：您最喜欢哪部金庸小说，您觉得金庸小说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
胡志鹏：我都蛮喜欢，尤其是射雕三部曲和《天龙八部》。
我觉得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是他的小说不单写出了一个真正的武侠世界，还是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可能还包括他的小说具备的人文关怀、生活体验，学术洞察，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那个年代，具备这样视野的人，不见得会写武侠小说，写武侠小说的人不见得有这样的文学素养和视野，最后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金庸。我觉得这是金庸非常独特的地方，既有文学价值，又贴近读者的生活体验。
记者：您觉得金庸小说的精神内核是什么？
胡志鹏：侠和仁，是中国儒家和游侠的结合体。古人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个乱法和犯禁，本质上是一种抗争，对社会改进的需求。
金庸小说传承的是传统武侠、儒家和游侠文化的精神内核。这从秦汉开始延续了几千年。《侠客行》出自李白的诗，李白的《侠客行》就是从文学家的角度去看武侠，一种浪漫的武侠情怀，确实是“千古文人侠客梦”。
记者：当下仙侠、奇幻、科幻、盗墓等各类网络小说盛行，网易为什么以六年十亿的投资，来开发金庸游戏？
胡志鹏：我们这一代游戏从业人员，是看金庸小说长大的，对它有很强烈的感情。其实仙侠也好，其他类型也好，甚至包括漫威电影，我觉得兼济天下的济世情怀，对友情坚定不移，对感情的忠贞，是一脉相通的。作为中国游戏开发者，迄今为止，我们依然觉得武侠是最能体现我们自身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有广泛社会受众。
虽然可能现在年轻人直接去看武侠小说的没有那么多了，但通过影视、游戏，他们对武侠并不陌生。
记者：年轻人看金庸小说的少了，影视、游戏成了他们了解金庸的途径。在游戏的二创中，如何既吸引年轻人，又保持金庸先生的精神内核？
胡志鹏：我们用最领先的科技去打造“美轮美奂”的游戏，同时增强游戏的互动性。年轻人都有一个改变世界的梦想，在游戏内他们能够得到释放。
金庸小说精神中的仁和侠，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譬如用任务引导玩家成为锄强扶弱的少侠；通过任务设置，成就达成之后的奖励分配等去潜移默化地引导他们的仁义之心。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元素，我们则通过游戏人物、场景等设定以及技能命名、职业系统搭配等来体现。
记者：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您觉得金庸文化如何跨越华语界，成为全世界的“金庸”？
胡志鹏：分两个大部分。在亚洲，就像发言的韩国朴教授所说，对金庸文化接受度很高，以游戏为例，我们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自动翻译，破除语言障碍，让大家在同一个服务器里建立链接。在欧美，更多是吸引他们的关注，再反过来吸引他们去了解基础设定，去看金庸小说。这可能是其中一个思路。我们没看《指环王》电影之前，没有多少人看过《魔戒》三部曲。
虽然有文化隔阂，但“侠”对他们来说并不会太陌生，西方也有如佐罗、侠盗罗宾汉等类似人物。反而是“仁者无敌”，金庸先生所传承的中华文化中这个比较独特的世界观，会遇到比较大的阻力。但我觉得有争议反而会吸引更多人，我们要做的是求同存异。金庸先生在书中讲述的是“天下国家”的概念，这也会让西方人觉得奇怪，我们在尊重原著的同时，可做些类比，也可以开展线下讨论等。
记者：金庸与斯坦·李并称“东西IP第一人”。“金庸宇宙”与“漫威宇宙”一样，就是当年的虚拟现实（VR）。游戏其实也就是当代的虚拟现实，玩家的沉浸感更强。请您就东西方的IP打造，谈谈金庸文化如何传播？
胡志鹏：这是非常好的比喻，斯坦·李和金庸是东西方IP打造的代表性人物，不但存在于阅读界，也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斯坦·李的IP打造，是成熟的公司运作，漫威这么多部电影，其实是一套工业化的流程在打造。我们的IP运作还不够成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譬如漫威故事设定跟着现实走，它会有新的故事不断产生，这让它始终保持生命力，即使在斯坦·李去世之后，也不会造成漫威后期英雄创作的枯竭。
中国有一些新兴IP运作有不错的举措，譬如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他们打破次元壁，每年都给吴邪过生日，吸引很多粉丝关注。
金庸作为东方IP代表，需要更开放的态度，不能只是学术界讨论的对象。我很敬重的孔庆东老师，刚才他说的一句话我不是特别认同，他觉得越没有人看，就证明这个东西成为经典，我觉得成为经典不是目的，更多的是要传承。我们可能需要制定更明细的规则，在规则之下，鼓励更多人参与创作。当然，衍生品通过何种方式回馈给IP产权方，衍生作品的界限在哪里？这都是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金庸百年诞辰，嘉兴推出金庸文化品牌，也启动了一些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在多元传播手段的今天，您觉得嘉兴应怎样保护传承金庸文化，打造文化品牌？
胡志鹏：文化品牌是全方位打造的概念，要重视沉浸感，不能只让大家知道金庸是嘉兴人。它作为一个目的地，到了嘉兴，能做什么，能体验到什么，吃什么，看什么，离开之后能留下什么回忆，愿意在朋友圈进行分享。我觉得这要整体去思考，和城市特色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品牌。
记者：嘉兴是金庸故里，小说里有很多嘉兴元素，在你们的《射雕》游戏中，有没有复原相关场景？《射雕》这类游戏构建了大气磅礴的虚拟世界，你们有没有可能在嘉兴架构沉浸式体验场景？
胡志鹏：在游戏里，我们有些参考，譬如嘉兴的烟雨楼就进行了复刻。
术业有专攻。当然，三次元如果有人想做，我们可以跨界合作。我们以前做过类似的合作，重建苗寨场景，在游戏里复原稻城的雪山湖泊、草原风貌，玩家可以看到当地人服饰，在虚拟草原上驰骋，他未来就可能将之作为出行目的地。人们在书本或影视剧里见到心目中理想的世界，总想有朝一日要亲临。
邱健恩：金庸是一个多义词
（香港文化博物馆特约研究员、文学博士）
“金庸小说经过六变七版。”作为“邱公子”，邱健恩在金迷汇聚的国内“金庸江湖”论坛上赫赫有名，很多金迷关于金庸作品旧版的认知是由他启蒙的。
他是“金学”研究专家，也是金庸旧版小说、漫画收藏爱好者，曾举办金庸小说版本展，近年专注探讨文学的版本问题与文字的跨媒介现象，出版有《何以金庸——金学入门六大派》《流金岁月——金庸小说的原始光谱》等。
在他看来，金庸是个多义词，金庸小说不再只是小说，而是能够涵容百川的流行文化主题、现象。
记者：您见过金庸吗？您为什么对金庸小说版本感兴趣？
邱健恩：见过两三次。2000年去北京大学参加国际研讨会，金庸先生也在，我拿了一本“邝拾记”版《天龙八部》找他签名，他虽然签了，但跟我说是盗版的。
金庸先生说过他的小说在邝拾记出版，为什么又说是盗版呢？这引起我的兴趣，我决定探寻金庸小说的版本问题。
第二次是2009年，我在香港举办了金庸小说版本展。查太就邀请我，和金庸、倪匡一起吃饭，金庸先生就坐在我旁边，可是我跟他交流不多，因为他讲话我几乎听不懂，需要查太翻译。
记者：您曾经出过《何以金庸》，请您谈谈“何以金庸”？
邱健恩：我一直有一个概念，金庸是一个多义词。
每个人口中的金庸是不同的。有人从武侠小说与金庸小说来研究金庸，有人探讨金庸小说的情节与结构、艺术技巧、版本等，也有人对十五部小说进行分论，也有人在“读”金庸。
我最近从“自力轮回”和“他力转生”两个角度在研究金庸。一个是文本，金庸不断修订其小说，让小说千锤百炼，以新面貌与新姿态接触不同年代的读者；一个是超文本，金庸通过将小说文本不断转化为其他载体形式，从而可以接触文字以外的“读者”。因此，“金庸”存在于不同时代的人心中是不同的，呈现形式也不同，小说、电影、电视剧、漫画等。“金庸”成了一个多义词。
记者：是否也可以从其他层面理解“金庸”是多义词，譬如小说富含的文化层次，譬如他既是武侠小说宗师，也是新闻前辈。
邱健恩：当然可以。金庸小说有丰富的文化层次，哲学家、佛学研究者、语言学家，不同人所领受的“金庸”是不同的。爱武侠的看到的是武侠，爱情小说爱好者看到的是爱情。他之所以伟大，就是他在不同文化层面的诠释性都是很高的。
我提出这个说法主要集中在他的小说层面，如果再提升到金庸这个人，不同人看金庸又不一样。他有很多身份，不同人对他有不同印象。
记者：您刚提到金庸小说的“自力轮回”和“他力转生”，在《从文字到文创》一文中，您曾专门探讨金庸小说的运营和传播。
邱健恩：相比其他武侠小说，金庸小说更受世人欢迎，延展形成的娱乐文化市场，十分庞大。除小说本身精彩外，与金庸如何销售及推广其作品有莫大的关系。可以说，金庸小说不再只是小说，而是能够涵容百川的流行文化主题、现象。
金庸小说是当代名著，既是流行作品，也是文学作品，同时有着两类作品的市场模式与“生存”之道。在衍生过程中，改编者在继承之余又同时发挥了文学作品“诠释”的生存模式。于是，“金庸小说现象”的作者扩大至任何一个改编的人，以及参与改编的人。“金庸”成了集合名词。
记者：那您觉得金庸小说传递的精神实质是什么？读者在小说里获得的是什么？
邱健恩：他在创作时未必想那么多，他就是想要小说好看，读者喜欢。当然，他后来修订时可能会有另外一些想法。
有人说他不断修订小说是为了赚钱，或是为了在文学史上留名，让小说走向经典。我不赞同，经典这个词是我们给他的。他修改不只是为了要让小说变得完美，还因为他的人生阅历让他重新去思考小说。有人说老年的金庸不了解中年的金庸，我觉得他只是很单纯地想要把他对人生的看法，透过小说呈现出来，不同的年龄当然会对人物有不同的理解。
金庸小说是很好的文学作品，但本质是武侠小说，读者第一眼看的一定是情节，获得是愉悦，每个人领受不同人生遭遇后，再看金庸小说，获得的是另外一种人生体验。有人喜欢《笑傲江湖》，因为令狐冲是他们的理想人格，移情也好，投射也好，以自己的人生遭遇来解读他的作品。
记者：金庸小说的当代价值是什么？很多人经常会谈到金庸小说的现代性问题，您如何看？
邱健恩：他的小说当然有很大的价值。它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库，为不同的文创事业提供了一个每个人都认识的IP，这是它在当代最重要的价值之一，超出了小说文本，跟《三国演义》《西游记》一样。
金庸小说的现代性，我不喜欢这个说法，我觉得所谓的现代性不是小说本身，只是我们赋予小说的价值。在我关注的层面，现代性跟生活有关，很多领域都可以有金庸的身影，音乐、舞台剧、舞蹈，广东还有杂技《笑傲江湖》，它就是一个题材库。
记者：当下，年轻人看金庸小说少了。您觉得金庸要如何在年轻群体中传播？
邱健恩：很简单，你平常看手机看什么最多？短片。我觉得可以每天一金庸，选取金庸小说的一小段故事，每次一个主题，做成短片。金庸小说很适合影像。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有耐心坐下来一集一集看剧集吗？短片就可以，每天花一分钟来看金庸，不是很好吗？我们总是担心年轻人看到的是再创作的短片。从阅读金庸角度来说，无论是什么媒介，只要不是错的，让他们先知道金庸，可能会有一部分人因此会去看金庸小说。
记者：您觉得嘉兴要怎样保护传承金庸文化，打造文化品牌？
邱健恩：是否可以打造金庸乐园。比如《哈利·波特》，当到了华纳，想看什么？当然是电影里的场景。我们为什么要打造IP，金庸之所以成为金庸，就是因为不同年代的人，看过的金庸都不同。我觉得可以和影视剧合作，那么多不同版本的影视剧，若在金庸乐园里，能看到我们曾经在电视里看到的场景和道具，就像来到金庸的一个个平行时空，去到哪个角落都有我们以往的印象。
你去埃及旅游时，会买个金字塔模型回家，去西安兵马俑会买个兵马俑模型，那么我们如何把金庸带回家？金庸影视剧有那么多场景、人物、兵器，能不能做些模型，可以把整个金庸江湖都做成模型。深圳不是有一个小人国，金庸小世界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