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建平
前不久，市档案馆的潇潇和楠楠邀请我上电视，让我说说我捐赠旧物件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其实我收集资料，只是恋旧。家里搞卫生大扫除，我总是这个也要那个也要，舍不得扔掉。把那些可以扔进废纸篓的纸片保存下来，是想着等以后老了，不中用了，就拿出来翻翻，聊以自慰。岁月如梭，转眼我已经退休了，看看几十年积累起来的那些照片、证书、奖状，曾经作为人生的写照，如今放在家里也无人问津，忽然发现，留给自己也毫无意义了，正愁着如何打发它们。有人出馊主意，叫我卖给月河街的地摊去，我还是于心不忍的，我只是卖掉了邮票册。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档案馆的人。2018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报社记者孙逊到档案馆找资料，有人推荐我讲讲40年来嘉兴金融改革的故事。作为嘉兴改革开放后第一代金融市场的从业者，这个话题我还是有理由说两句的，于是认识了档案馆的马宏老师。然后再说起我手头那些旧货，马老师建议我捐赠给档案馆。我顿觉有道理。人生短暂，哪一天我不在了，这些东西或将不复存在，这是很可惜的。而档案馆是城市历史的保存者，如果他们需要，那送给档案馆是最好的归宿。于是，我索性把我家里的那些“老东西”都捐出去，包括我1965年在幼儿园的“生活报告单”、1977年的准考证等，换来捐赠证书两本。这些被人们随手扔掉的，如今都是稀罕的了，放在家里是旧纸片，放在档案馆，那就是城市的历史了，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光荣的事情，挺好的。
在我捐赠的旧物件里，有我职业生涯的印记。比如嘉兴曾经公开发行过企业债券，不知还有没有人记得这件事，而我捐给档案馆的就有当时的债券样张，嘉兴编撰市志时也拿去用了。我在1989年参与成立了嘉兴第一个证券交易营业部，促成嘉兴企业从向银行贷款到直接向社会融资，这是嘉兴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大事。
1995年，嘉兴只有一家像样的印刷厂，在解放路春波桥堍。我们交付印刷的时候，全厂总动员，他们破天荒做了一件大事，也十分激动。这可是有价证券的凭证，并且还是500元面额一张，来不得半点闪失，我们24小时值守在机器旁，连一片纸屑都带走销毁。
每一件老物件旧照片背后都是一个故事，是一群人的故事，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去年有个电视剧叫《繁花》，勾起了人们对30年前上海股市初起的回忆。比如我捐赠的一张股票认购证，当初摇号中奖，中了上海市第一百货公司的原始股票（认购证是可以参与摇号购买原始股票的凭证），就是我花了3000元钱买的。嘉兴离上海近，相互之间源远流长，上海的一举一动，嘉兴人都是跟风的，股票市场也不例外。我曾在上海外白渡桥边的上交所门口，见到过许多我认识的嘉兴人在那里徘徊，有教师，也有银行的员工，他们都是悄悄地去的，那会儿公职人员炒股还有点儿躲躲闪闪半公开，反倒是票贩子大模大样地当众数钱。
我保存的这些老物件，它不仅是我人生珍贵的记忆，也是与我们这座城市相关联的，它是我们这座城市曾经发生过的事。几位年轻的工作人员，翻看着40年前我的照片，再抬头看看我，似乎感到很陌生。这就对了，我就是活的历史。这才过了三四十年，就觉得陌生了，唯有档案可以还原历史。
我的捐赠品并不多，却真实地再现过往，或许也能作为一座城市的记忆。把这些旧物件旧照片交给档案馆，实现永久保存，让记忆得到归宿，我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