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生
苏东坡生前与王江泾镇（当时属永乐乡三十都）有过一段很深的情缘。
据有心人统计，苏东坡生前虽不曾在嘉兴任过一官半职，但他在任杭州通判、密州太守、湖州太守、杭州太守时，曾至少十七次因工作的需要而沿运河路过嘉兴县永乐乡。其行踪记录得较为详细的，是他与永乐乡报本禅院文长老之间的交往。
报本禅院，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建，在嘉兴城西三十里陡门东的运河北岸，南宋时易名本觉寺，今属新塍镇陡门村。文长老，名及，字本心，苏东坡同乡，时为报本禅院方丈。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苏东坡在杭州通判任上被命监视开运盐河，他先到湖州考察堤岸，后又至秀州，在报本禅院邂逅了文长老，并成为莫逆之交。两人在禅院内煮茶论诗，其乐融融。尔后，苏东坡又以《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为题赠诗一首：“万里家山一梦中，吴音渐已变儿童。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师已忘言真有道，我除搜句百无功。明年采药天台去，更欲题诗满浙东。”苏东坡与文长老的交往，成为文坛与丛林流传的佳话。难怪乎有人说苏东坡的诗以乡情与禅韵融合而感动众多僧俗，又说“茶禅”与“诗禅”维系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
也有人说苏东坡与文长老的第一次见面是在熙宁六年（1073）。那一年的冬天，苏东坡接到上级传下的命令前往常、润、苏、秀等州赈济灾民，并在报本禅院内遇到了文长老，且言文长老已老。但不管是哪种说法，都印证了苏东坡与文长老之间的莫逆情缘。
此后，苏轼还曾二度、三度拜访过文长老。尽管后世学者在他们交往的时间推演上略有差异，但具体内容均大同小异。
“愁闻巴叟卧荒村，来打三更月下门。往事过年如昨日，此身未死得重论。老非怀土情相得，病不开堂道益尊。惟有孤栖旧时鹤，举头见客似长言。”（《夜至永乐文长老院文时卧病退院》）“初惊鹤瘦不可识，旋觉云归无处寻。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存亡惯见浑无泪，乡井难忘尚有心。欲向钱塘访圆泽，葛洪川畔待秋深。”（《过永乐，文长老已卒》）这是苏东坡第二、第三次拜访报本禅院时留下的诗句。从上述这三首诗句中可追寻到两人之间的交往实属非凡。后世之人为纪念这段佳话，特建“三过堂”供文人墨客凭吊。
基于当时的出行工具主要靠船，而南北通航又需借助运河，因此可以这么说，苏东坡曾至少十七次路过王江泾。
那么，苏东坡到底有没有在王江泾这块土壤上逗留过呢？
据清末民初学者唐佩金《闻川志稿》记载，王江泾镇西南十里处的东禅寺（明宣德年间始名）原名叫延福寺（今属王江泾镇范滩村东南自然村），寺院始建于北宋元祐年初（1086），占地百多亩。由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非常独特——北濒天花荡、西临和尚荡，且这两个湖泊血脉相连，再加上寺前有朱家港、寺东有钱家溪、寺北有钱家浜相拥相抱，景色特别迷人。或许正因如此，它的香火非常旺盛，不但招徕了四方游客，而且吸引了远近名人。寺院内有一处相当幽僻的休憩之地叫“修竹轩”，轩内名人题诗林立，相传其中有一首是苏东坡亲笔所题：“清风肃肃摇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围。纷纷苍雪落夏簟，冉冉绿云沾人衣。日高山蝉抱叶响，人静翠羽穿林飞。道人绝粒对寒碧，为问鹤骨何缘肥。”
有了苏东坡所题的诗句，延福寺的名望更大了。然而，到了清道光年间，有心人却发现苏东坡的这首诗作于元祐五年（1090），是在他任职杭州太守时（1089—1091）为西湖边上的寿星院所题，题目就叫《寿星院寒碧轩》。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十一月四日，七十九岁的嘉兴学者张廷济，在给同时代的苏州画家黄均所绘的《东禅寺修竹轩图卷》的题跋中厘清道：“秀水闻溪（今秀洲区王江泾镇）西南十里许东禅寺，多修竹，援苏文忠公‘清风肃肃摇窗扉’之诗以名轩，景与地胜矣。利叔杨（即清代王江泾镇诗人杨象济）世好为闻溪佳士，岁集同人于文忠生日，为公寿。葺寺之屋书记于石，既索余为扁而又图以纪之。”
那么苏东坡到底有没有到过延福寺（东禅寺）？如果到了，为什么不题其他诗句，而要借用此诗呢？如果没有到过，这首诗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仅仅是寺院为提升知名度而借鉴来的吗？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永乐乡或许还没有什么很高的名望，或者还没有“王江泾”一说，苏东坡在永乐乡三十都的行踪扑朔迷离。
然而就在前不久，有资料显示，苏东坡在任职杭州太守时，曾亲临从陡门到芦荡湾（今属王江泾镇收藏村）的运河水道疏浚、开凿工程。从这件事上来说，苏东坡曾到过王江泾、到过延福寺是完全说得通的；而他之所以没有在延福寺重新题诗、只是借用《寿星院寒碧轩》来作为到过延福寺的纪念，或许大家可以从“惟有孤栖旧时鹤”“初惊鹤瘦不可识”“为问鹤骨何缘肥”中找到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