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洁
写这本书，缘起还得追溯到2018年，彼时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当时计划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记录名为“王江泾”的市镇改革开放变迁史，特别是记录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博弈中这一纺织名镇的艰难转型。而随着调查采访和思考的不断深入，我的写作逐渐有了更大的“野心”，不仅在时空上拉开了更大的框架，试图体察在千百年历史长河中的近40多年中国小镇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又以更微观的视角，观察记录数十年来小镇人们的命运史，进而透过一个小镇看见时代、看见家国。
中国向来被视为一个历史的国度，再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留下了如此浩瀚的历史书写。可是，中国现代史学之父梁启超却曾断言“中国无史”，理由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评述得颇为尖锐，其实是批评了传统史学常常是“帝王将相们的故事”，而绝大部分不能入传的小人物却可说是“没有历史的人”。事实上很多人的确感到，中国的微观史书写先天不足。我们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几乎看不到普通小人物有血有肉的遭际命运，更遑论日常生活和心灵记录。而真正的历史正是由千千万万“没有历史的人”创造的，小人物微观史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这部分的缺失，让我们对历史缺乏沉浸式体验和共情式体察。
为此，在动笔写《万户机杼》之前，我集中时间花大力气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人物采访，试图挖掘更多小镇人物的个人经历、生存状态、心灵变迁，尝试着拯救记忆，让那些有血有肉的特定事迹、经历或想法免于被遗忘。也为着这一点执念，在写作过程中，以及完成初稿后的几年里，我仍然一次次回到王江泾，去和那里的人们交谈，以求更贴近这片土地，获得更多故事的现场感。
我自认为这种努力是积极的，也是有效的。我打捞了不少鲜活的人物故事，比如“万户织机带头人”惊心动魄的经历、卜金良的“胆大妄为”、罗春荣跑单帮的日子、卜洪观乘绿皮火车的惊险旅程、“陈百万”的崛起等等，很多故事和细节绝非靠想象力可以向壁虚构的，而恰恰是这些真实的故事和细节充满意味，容易让人产生共鸣，更真切地触摸到历史的质地和温度。
为打捞微观个人史的努力是值得的，同时我又感到是十分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巨大的挑战。现成的文字记录极其匮乏，连蛛丝马迹都很难找到，我几乎只能靠面对面去采访一个个当事人来获取一手素材。然而有些人已逝去，有些人不在本地无法约到，即便能接受采访的人，绝大多数也并不擅长绘声绘色地梳理和讲述自己的故事。有些个人记忆因年代久远早已模糊淡忘，多年前再曲折的经历被岁月冲刷后也只剩几句干巴巴的话，有时他们自己都觉得小老百姓的人生并不值得写下来。还有些人因为遭遇破产、倒闭、欠债等，或因其他种种顾虑而不愿接受采访，尽管这些经历可能更具戏剧性、更具意味，我也只能遗憾地失之交臂。
因此，我的写作过程有时相当痛苦。一方面是个人能力水平所限；另一方面是资料素材匮乏，我总觉得写作无法达到理想境地。写报告文学，或非虚构写作，真实是其生命，也是最有价值之处。作为记者，对真实性的追求几乎是种本能，我无法像小说家那样塑造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主人公，设定一条贯穿几十年的精彩故事线，虚构冲突离奇的戏剧性情节，对哪怕“合理范围内的文学化想象”，我也只能保持克制。
于是，我有时会因为采集到的素材不够曲折动人而暗自感伤，甚至偶尔会有些泄气地想，在中国3万多个乡镇里，王江泾既不是能冠以类似“华夏第一镇”“全国首富镇”名头的时代标杆，也不像那些偏僻落后镇那样成为贫穷荒芜的典型，这无疑给写作的精彩可读带来更大挑战。
不过，这种遗憾转瞬即逝。王江泾当然不是一个极端的个例，却恰恰更具一种普遍的代表性，不是更适合当作一个体察时代兴衰和家国命运的窗口和样本吗？当我沉浸式地去体验这个小镇的日常生活，共情式地理解一个个真实人物的人生遭遇，持续性地观察一个市镇悄悄然地转型生长，深入地思考其每临历史转折处的艰难抉择与果敢行动，我就越发清晰地感知到，这个小镇和这里的人们总是跟时代那么血脉相连、声气相通，我也更加理解这片土地、这个时代以及深藏其中自然生发的澎湃力量。于无声处听惊雷，王江泾一镇之域，也自气象万千。她作为大运河边江南名镇的光荣与梦想，她积厚流光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脉络，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砥砺与转型，她的人文地理、淳厚风尚、时代脉动，以及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奋斗与热望，都足够震撼，足以动人。
纪伯伦说：“假如一棵树来写自传，那也会像一个民族的历史。”正如一根头发的毛囊就包含人体的完整DNA信息，我相信，只要用心深入体察，小人物也有大命运，小镇里也能看见中国。（本文为长篇报道文学《万户机杼》后记）
《万户机杼：
一个江南市镇的时代交响》
杨 洁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