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永军
母亲打来电话，说兰娣婆婆昨晚深夜走了，白事明天办，你到时要早点回来相帮。
我心里袭过一阵酸楚。这些年村里老人一个接一个离世，每每忆起，他们眉目清晰，仿佛仍未走远。前些日子，母亲说村里的壮劳力这些年老得真快，都陆续迈过七十门槛，体力渐渐不济，往后轮到红白喜事，相帮的人都快断了，后生们要么在厂里上班，脱不开身相帮，要么在县城，或者外地，临事不大会赶回来。
我看她浑浊的眼眶里凝结着浓郁的忧愁，想找话宽解她，却说不出什么。
我常年住在县城，逢村里红白喜事，都是父亲顶在前头。村里有人过世了，他和叔伯们一道轮流守夜，靠打牌熬通宵。白事那天，他端着传菜托盘，帮忙运菜，母亲则和婶嫂们在井边，摊开竹匾，帮忙刷盘、洗菜。逢喜事时，父亲帮忙挑新被铺盖，坐上迎亲车，去新娘家帮忙迎亲。
父亲一年年老去，背驮了，精力愈发不济。母亲一再嘱咐我酒席上多学着点，相帮这副担子得由我尽快挑上，村里相帮都是互相出力，我要是不挑，以后轮到自家头上时，邻居们怎么过来出力相帮呢？
我明白这个理，也晓得父亲日渐老去，我是无法再躲在他身后，继续享受庇护了。村里的几个发小比我老道得多，他们老早挑起相帮担子，干得娴熟、妥帖，比父辈们都能干。
我想起三十几年前，村里农户建房，都不包工包料，采购水泥、楼板、砖瓦时，常需左邻右舍出人力相帮搬运。
记得我家造两层楼房前，有一次装泥砖，是在黄昏，窑厂突然通知我父亲水泥船很快就到。消息来得突然，父亲毫无准备，那时正值双抢，村民们都劳作在田头。
三艘装满泥砖的水泥船已停靠在河埠头，父亲跑到田头一吆喝，村里的叔伯、婶嫂们都纷纷上岸，顾不上洗去腿上污泥，挑起畚箕，来帮忙挑泥砖。
从我家水泥场到浜边，有三百多米远，村民们分几米，设个点，相互来回挑着担，以接力棒的形式，搬运泥砖。有几个村民站在水泥船里，往畚箕里装泥砖。有几人则在水泥场上，叠垒泥砖。
父母没有提前买好菜款待相帮的村民，此时菜场也已关门，母亲急忙从自家地里搜罗着辣椒、茄子、长豇豆、蕃茄，又去邻居家拔些菜。住在隔壁的何老太这时放下饭碗，赶过来帮忙。父亲和我急忙去桑园地擒拿家里的公鸡，几只公鸡惊吓得四处逃窜。
父亲好不容易抓住了公鸡，但公鸡拼命挣脱了，他手里捏满一把鸡毛，我追逐得满头是汗。好不容易，他才逮住一只母鸡，我跟爸说这只母鸡还生着蛋呢。父亲开口狠狠训斥了我几句。
很长时间，我一直想不通父亲为何呵斥我，后来才慢慢想通了。
天黑透时，家门前的水泥场上，泥砖已被垒起一座小山了，泥砖挑完了，村民们纷纷在井边洗濯，擦去一身的汗渍后，坐在了我家平房正间纳凉，吊扇、落地扇从四面八方扇出灼热的风。这时正间已摆上两只八仙桌，桌上摆满了菜肴，七八只素菜围着一盘满满的鸡肉，还有一大碗黄澄澄的鸡汤。
男人们喝着清凉的啤酒，女人们喝着甜爽的汽酒，有说有笑地吃开了。
有时这种全村相帮的形式，还体现在年底的打年糕和河浜抽水捕鱼上。
除夕之前，家家户户出人力，在蚕舍的空地上，全队老小，一起磨粉、蒸粉、搓粉，挥杵打年糕。夏家湾是个断头浜，把湾口筑牢，用水泵日夜不息地往外抽水，等水抽干时，鲢鱼、鳊鱼、鲫鱼、鲤鱼等等欢腾在水面。
婆婆出殡那天，我一早就过去了。几个叔伯来得更早，劳作一番后，坐在长凳上吸着烟，瞧见我过来了，朝我微微笑着，我有些羞赧。父亲也一早坐在水杉下的角牌凳上，正给烧东坡肉的大灶里添柴火，熊熊火焰将他的前额映得发亮。
母亲和几个婶嫂围在井边洗刚运来的菜，摊放开的竹匾里，摆满了洁净的菜盘。我轻声说中午想相帮运菜。
母亲说听东家安排，估计老早定好了。他们瞧你长年住在县城里，没干过这些体力活，天又这么热，怕你吃不消，没考虑你相帮运菜。
中午开席时，东家果然没叫我运菜。我看见几个本家的叔叔，还有两三个发小端着运菜托盘，穿梭在酒席间。他们敞开着衣衫，后背顷刻就湿透了，菜一个接着一个利索上，顾不上擦去脸上热汗。
我低垂着头，夹起菜往嘴里送，脸微微发烫，心里暗想着啥时才会挑起相帮这副担子呢？
（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