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陈 苏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廿九，春风习习，紫禁城，乾隆帝一道谕旨发给浙江巡抚三宝，点名访求江浙藏书大家，并专门提到嘉兴项氏天籁阁、朱氏曝书亭。
251年前，乾隆钦点的这次寻访，正是为皇皇巨著《四库全书》开展的征书活动。
《四库全书》，声名赫赫，“全球卷帙最为浩大的丛书”“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
可以说，一个人的名字，若与《四库全书》关联，就留在了中华文化史上。
嘉兴，这方文气浸润的水土，也熏染了大批刻入《四库全书》的文人“顶流”。
“天下献书之冠”的鲍廷博，《四库全书》“编辑部”的副总裁钱汝诚、沈初，总阅官谢墉、钱载，总校官陆费墀等，都是嘉兴人；
陆陇其、李日华、曹溶、朱彝尊、郑晓、陈与郊……更有一大批嘉兴人的渊博文章被载录《四库全书》；
补钞文澜阁本的单不庵、张宗祥，四度筹谋影印的张元济等，在传承文脉的守护者榜单上，嘉兴人也熠熠生辉。
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一部《四库全书》，浩若烟海，一群嘉兴人，灿若繁花，汇入中华文化的繁夜星河。
献书者·鲍廷博，独占鳌头
嘉兴，跨越数千年时光，崇文厚德。“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成一方气韵。王火红在写作《〈四库全书〉与嘉兴》时发现，《中国藏书家考略》收录历代480余位藏书家，仅清代，嘉兴就有62位。
《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卷帙浩博，乾隆帝多次下旨征书，历七年之久。“天下献书之冠”的藏书家鲍廷博是桐乡人。
鲍廷博（1728—1814），有书斋“知不足斋”，取自《礼记》“学然后知不足”。他家藏万卷，天下闻名。他还有一手精妙的“抄功”，抄遍两浙藏书名楼。
修《四库》，向天下读书人广征典籍。鲍廷博选取家藏善本600余种（一说700余种），让长子鲍士恭献呈。从数量上，他虽比不上江苏的藏书家马裕，但质量上乘，大半为宋元旧版、旧写本，又亲自校勘，毫无讹谬，最终，被《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载录380种，其中有唐著23种、宋著149种、元著63种。有意思的是，他的很多校记、识语也被一并收录。所以，包括《清史》在内的很多典籍都称其为“天下献书之冠”。
鲍氏父子也因献书有功，多次得到“政府嘉奖”。所献典籍《唐阙史》《武经总要》发还时，爱写诗的皇帝乾隆不忘题诗“嘉奖”，“知不足斋奚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长编大部都庋阁，小说卮言亦入厨……”乾隆还将自己的内府书室题名为“知不足斋”，说明“斋名沿鲍氏”，并赐《古今图书集成》和《佩文韵府》给他。鲍廷博专门修建赐书堂，收藏《古今图书集成》。此书后由鲍氏后人捐赠，现藏浙江省图书馆。
更难能可贵的是，鲍廷博刊刻《知不足斋丛书》，与天下读书人共享家藏。这一义举又得到皇家关注。嘉庆十八年（1813），嘉庆帝问浙江巡抚《知不足斋丛书》刻印情况。当他看到26集丛书时，称赞鲍廷博“好古绩学，老而不倦”“世衍书香，广刊秘籍”，此时，鲍氏已86岁高龄。次年，鲍廷博去世，临终前告诫子孙，继续刊印，不负天子褒奖。
当时，嘉兴《四库》编纂者，如汪如藻、陆费墀、祝德麟、查莹等也进献家藏，汪如藻所献271种藏书的三分之一被载录。
嘉兴藏书家为何愿以私家藏书进呈？
这或许和嘉兴独具的开放藏书观念有关。
早在宋代，藏书“共享”意识就初见端倪，卫公佐常将藏书开放给乡亲们，闻人滋的同事陆游记录他“多蓄书，喜借人”；明代家藏巨富如项氏，藏书刻书闻名天下；清初嘉兴籍诗人曹溶写出中国完整论述藏书公开利用最早的专著《流通古书约》。
嘉兴藏书家打开书斋，刊印藏书，由藏转用，由私转公，撒下后世公共图书的种子。
编纂者·陆费墀，唯一从始至终的编纂者
一部《四库》，近8万卷、约8亿字，360余位编纂者……其中，有多少嘉兴人？
王火红在《〈四库全书〉与嘉兴》中梳理，参与编纂的嘉兴学者至少20人，副总裁两人、总阅官两人、总校官一人以及提调官、总目校勘官、分校官、纂修官数人。
乾隆四十一年（1776）九月廿四，嘉兴人钱汝诚和沈初被任命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同批被任命的还有大名鼎鼎的刘墉。
两位嘉兴副总裁都出身书香世家。
沈初（1729—1799）出自平湖“清溪沈氏”（即今林埭）。但凡名士，大抵年幼时都是出类拔萃的，沈初也不例外。史书上有记载，他小时候就天赋异禀，读书一目十行，乾隆重臣钱陈群对这位同郡少年非常欣赏。
沈氏本来也算富裕，但不善经营，到了沈初这一辈，他的母亲陆太夫人只能变卖嫁妆维持生计，但仍坚持让他“读书立身”。
无奈，沈初虽文采风流，被大江南北的文人推重，却不适合“应试教育”，以致屡试不第。不过，盛年不得志的他并不因此消沉，反而当作对自己修行品行的磨炼。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金子”终于发光，皇帝南巡时面他试，赐为举人。
自此，沈初如打通“任督二脉”，次年就考了个榜眼。
做副总裁期间，除协管馆内事务，他还要校勘书籍。他还作为总裁，主持编纂《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将浙江所献图书，按照《四库》体例编印。
钱汝诚（1722—1779）是嘉兴钱氏后人，父亲是乾隆重臣钱陈群，祖母是“清代女画家第一人”陈书。陈书“夜纺授经”，教子成才闻名遐迩，钱汝诚也是由她亲自教导，工诗书、善绘画。他四库全书馆担任副总裁期间，还作为总裁，对《明史》重新考证、修订。
嘉兴钱氏不愧为文人“顶豪”。总阅官钱载，其子钱世锡为缮书处分校官。按辈分，钱载是钱汝诚族侄，却比其年长14岁，少年时跟随钱陈群学习近二十年，也跟随陈书学画。他们居住在甪里街马家小楼，因为出了钱陈群、钱汝诚、钱载三位翰林学士，且都是陈书所教，后来，此处也被称为三学士里或学士里。钱载工诗书，是乾嘉年间“秀水诗派”旗帜。他虽然多才，却大器晚成，45岁才中进士。
与钱载一起被推荐为《四库》总阅官的还有四人，其中有嘉善人谢墉（1719—1795）。谢墉在乾隆南巡召试时，被赐举人，是清代著名校勘家。
钱谢二人是乾隆十七年（1752）同科进士，又是同乡，同时被任命为总阅官。总阅官要总理、校阅、全面甄别进呈的各类书籍，包括版本鉴别、辨伪、考证，去劣存优。二人都是学识渊博、精通考证的优秀人选。
《四库》总校官陆费墀是桐乡人，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的曾祖父，也是数百四库馆臣中，唯一从始至终的编纂者。
陆费墀（1731—1790），学识渊博而庞杂，还懂医学、周易等。他与《四库》相伴17载，成于此，罪于此。
四库全书馆开馆之时，他已是总校官，兼武英殿提调，乾隆曾说，“此事发端于于敏中，承办于陆费墀，其条款章程俱系伊二人酌定”。可见，陆费墀厥功至伟。
挑选《四库》的精华、专门呈献乾隆的《四库全书荟要》，陆费墀每校订一书，都详列著者年代、官职、籍贯、姓名，标注底本及校勘版本，并罗列异同。
陆费墀兢兢业业，从早到晚，无论寒暑都不松懈，与《四库》相始终，做事脚踏实地。
他因此步步高升，也因此屡屡获罪，或官职一降再降，最终被革职，郁郁而终。他死后，乾隆还不解气，抄家籍没家产。
后世认为，陆费墀于《四库》编纂，功不可没。他酌定条款章程，掌管底本收发，负责核查《四库》和《四库全书荟要》的缮录，总负责《四库》校订，纂修《钦定历代职官表》，撰写《四库全书辨证通俗文字》，负责全书典藏，多次护送《四库》赴外地贮藏。但因《四库》卷帙浩繁，人员冗杂，难免疏漏，非陆费墀一人之过，有学者认为其获罪之根在于，未能查出所收之书中的有悖于清廷的地方，该删未删，该毁未毁。
著述者·朱彝尊，《经义考》是收录卷帙最多的个人著作
嘉兴人诗书相传，文风鼎盛，鸿儒辈出，“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著书立说，蔚然成风。
307位嘉兴学者、494种著述被《总目》载录，《〈四库全书〉与嘉兴》统计，占《总目》的4.82%，被著录88种、存目406种。
其中，清代陆陇其以《总目》载录13种，居嘉兴之首，明代李日华列第二，其余如宋代岳珂，明代郑晓、朱朝瑛、陈与郊，清代曹溶、曹庭栋、朱彝尊等都被载录近十种。
清代嘉兴人朱彝尊（1629—1709），被《四库》频频“聚焦”。征书时，乾隆钦点嘉兴朱氏藏书，《曝书亭集》《词综》《明诗综》《经义考》等被《四库》收录。
朱彝尊考证历代经籍存佚而成《经义考》，是最详博的私探经学目录学著作，也是《四库》收录卷帙最多的个人著作。他在这本书中，对从汉代到明代的说经之书，一一考证，每本书后，他还首列作者、卷数，考述书的保存、散佚、缺失等情形，并详载书的序、跋及各家评论，以按语的形式抒发见解。
《词综》作为浙西词派的奠基之作，由朱彝尊编选，汪森增订，收录650多家词人的2250多首词作。每个词家注有姓氏、籍贯和重要著作，还附有前人的评述。
《明诗综》是朱彝尊辑录的明代诗歌总集，收录有明一代及明亡后遗民、殉节大臣3400余人的10172首诗歌。他还在诗人小传后，对诗人或诗作进行品评，被后人摘取辑录为《静志居诗话》。
《总目》更是对朱彝尊青眼有加，大加征引其著述。《经义考》直接征引提要266条，《明诗综》提要73条，《静志居诗话》85条。
以一己之力挽救唐诗，明代海盐人胡震亨编纂的《唐音统签》，是清代曹雪芹祖父曹寅编修刊刻《全唐诗》的底本。胡震亨生于海盐武原的藏书世家，家有好古堂藏书数万，嘉兴籍出版家张元济称其“吾邑第一读书种子”。他在半百之岁，开编《唐音统签》，从56岁到66岁，十年而成千余卷。
《四库》收录嘉兴著作涉及经史子集，不仅在理学、文学、史学独具特色，即使在农学、医学、数学等领域也不遑多让，甚至处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清代海宁人陈元龙所撰《格致镜原》，是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百科全书。清顺治九年（1652），陈元龙生于海宁陈氏，盐官陈阁老宅就是他的故宅。《格致镜原》从立志编纂到最终刊发完整面世，耗时31年，三十大类，将当时人们认知范围所及的“物”尽数收录，以实用性与科普性为主。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称，“专门涉及科学技术史的小型类书和类似书籍，其中最好的是陈元龙的《格致镜原》”。
在中国农学史上有一部重要著作《补农书》。桐乡人张履祥对明崇祯末年浙江归安沈氏所编《农书》极为欣赏，根据本人经验和从老农那里得到的知识，又对《农书》加以补辑，完成《补农书》，非常完备地记载了杭嘉湖一带的农业技术、生产、经营等。
有趣的是，《四库》所涉嘉兴著述者，为父子者比比皆是，如朱彝尊与朱昆田、胡震亨与胡夏客等；为兄弟者也不在少数，如曹廷栋与曹廷枢等；三代、四代同堂者不知凡几，如钱士升、钱棻、钱继登、钱以垲等；同一家族者俯拾即是，如嘉兴项氏，海宁陈氏、查氏等家族各有近十人著述被载录。
守护者·张元济，四次筹划影印，四次搁浅
《四库》成书至今200余载，却穿越了战火最为惨烈的时代，一位位守护者、传承者，如浪花般汇成守护巨力，嘉兴力量虽沧海一粟，却不可或缺。
《四库》成书后，乾隆命人手抄六部，其中，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称“北四阁”，另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这就是“南三阁”。
文澜阁初建之时，最早的阁司是陆费墀，另一位嘉兴人陈其泰从道光十七年（1837）担任阁司，达十余载。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天国的战火中，文澜阁倒塌，《四库》离散，数代文人先贤历数十年之功，收集、整理、补钞，方使其重焕荣光。
其间，嘉兴人一次次伸出援手。
光绪七年（1881）丁氏兄弟发起的“丁丙补钞”中，海宁别下斋藏书楼虽焚，但蒋氏后人力所能及为补钞提供帮助。
1915年，浙江图书馆馆长钱恂发起“乙卯补钞”，海宁人单不庵，在驻杭补钞处文澜阁分馆任校理。他悉心搜求，从事补钞，又买回不少太平天国售出的旧钞。1926年前后，单不庵在浙图管理文澜阁《四库》及善本，借文渊阁《四库》再次进行补钞。
文澜阁《四库》补钞不得不提的还有海宁人张宗祥。
1922年，张宗祥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如果说，此前张宗祥还只是补钞的旁观者，那么，此时的张宗祥已渐渐成为补钞的组织者。
“乙卯补钞”时，因浙江省政府未报销费用，北京补钞的图书迟迟未寄回杭州，张宗祥积极斡旋，使其汇入浙图。
张宗祥发现经历两次补钞，《四库》依然没有补全，同时，“丁丙补钞”时因条件所限，补钞书籍很多不是《四库》原本，有些比《四库》版本好，有些不如《四库》版本。
1923年，张宗祥发起“癸亥补钞”，亲自担任总务干事，以文津阁本为主，辅以浙图馆藏善本，次年，全部补钞完毕，共补钞阙书、阙卷217种。
此后，文澜阁《四库》历经战火，辗转迁徙，张宗祥时时记挂。1945年，作为“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委员，他在南京政府欲将《四库》调至南京时表示，补钞未用公家一纸一笔，都是浙人私募，最终，文澜阁《四库》返回浙江。1950年，张宗祥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继续守护《四库》。
“癸亥补钞”除张宗祥以外，另有嘉兴人姚煜、徐棠、张元济等参与。
张元济，对《四库》钟情一生。他掌管的商务印书馆，四次筹划影印《四库》，四次搁浅。1924年，第三次筹划，商借的文渊阁《四库》正在装箱，却横生枝节，功败垂成；1925年，京师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查点分装，静待海路运输，但战火蔓延，全书退还。
影印刊发《四库》几成张元济执念，直到1933年，海宁蒋氏别下斋后人蒋复璁担任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重提《四库》影印之事，并亲自找到张元济。几经波折，选印文渊阁《四库》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刊印。张元济多年夙愿才得以实现。
张元济在“四库学”研究起步之时，就投注大量精力，他对《四库》及《总目》进行审查、评判，遍阅古籍，主持编校、辑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相互比勘，评论优劣，纠正讹谬、残缺、篡改之处，订正《总目》，发现谬误近60条。
张元济之前，鲍廷博校勘《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参编《四库未收书提要》；张元济之后，陈乃乾编《四库全书总目索引》《索引式的禁书目录》，蒋复璁召集《续修四库全书》。
人生海海，山山而川，隔着时空，仰望那些曾在《四库》留下名字的嘉兴人，微光汇聚，繁星闪耀。
往事所以知今。一座城，在文化根脉中生长得越深远，伸展向世界、向未来的力量才能更深沉。
参考资料：王火红《〈四库全书〉与嘉兴》；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嘉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嘉兴文史记忆》 部分人物画像选自《嘉兴历代先贤像传》，由嘉兴美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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