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兰书法：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唐兰，1901年1月9日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府秀水县（今嘉兴），又名张佩、佩兰、景兰，号立庵（立厂、立盦、立菴），中国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高等学府教授、系主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1月11日病逝于北京。
1955年，于省吾赴长春任教前与在京友人合影。前排左起金毓黻、唐复年、于省吾、顾颉刚，后排左起唐兰、陈梦家（甲骨四老在此图片中只缺胡厚宣先生）
使文字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今年是唐兰先生诞辰123周年、逝世45周年。
唐兰在其论著《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自序》中写道：“庚子甲骨初出……燕京王氏（王懿荣）首次厚值得之，未几殉于义和拳之变。”又写道：“甲骨之初发现岁为庚子，王氏既以其年卒，余又适以是年生，事之巧偶。”寥寥数言，道出了他与甲骨文的不解之缘及他出生前后的时代背景。
201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为纪念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举办“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近190件珍贵文物亮相国博，呈现了甲骨文发掘与研究的过往。人们可以在展览上看到，甲骨文自发现迄今，问学甲骨文的中外学者数以千计，从“甲骨四堂”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再到“甲骨四老”唐兰、于省吾、陈梦家、胡厚宣，他们考释文字、研究历史、探讨文化，成果丰硕，泽被当世。
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金石学家，唐兰指出，虽然中国人对文字的研究远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已经开始，但两千多年来只是沿用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名称——小学，一直到清末章太炎等才把“小学”叫作“文字学”。
“文字学是研究文字的科学，在一个中国人看来，这个名词是很恰当的。”在唐兰看来，“因为中国的文字是特殊的，在一切进化的民族都用拼音文字的时期，她却独自应用一种本来含有义符的注音文字。”唐先生还说：“所以，这一种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特殊的学科，我们只有把它叫作中国文字学。”这就给中国文字学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地位，为中国这门特殊的学科正名。
使文字学成为真正的科学，是唐兰一生追求的目标。
从1932年在北京大学任教起，唐兰为目标的实现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的古文字学导论一课在北大讲坛上开讲，并耗费心血，艰辛探索，凝聚成《古文字学导论》一书。此书内容颇为全面，从古文材料种类、发现、搜集、古文字研究史、中国文字起源、演变与构成理论，一直谈到研究古文字的方法，甚至于做这一行的禁忌，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反响。
唐兰的文字有见地，有个性，读起来仿佛可见他臧否人物、传授机要的神情。这部书的长盛不衰，不仅因为它是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而且也是一部通俗的实用指南，即使是在古文字学方面缺乏常识的人，也可以通过它知晓古文字研究和认字的区别。
“我所以要先写这本书的原因……要实现这个企图，就得把我所持的理论和所用的方法写了出来，和学者们共同讨论使古文字的研究能成为科学。”唐兰在自序中写道，“因为这样，在本书里不免要批评到许多学者的错误，这里面很多是著者所敬服的前辈和密切的朋友。”因此，他在《古文字学导论》这本书中指出了“对著者学业曾有不少鼓励”“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罗振玉、王国维等前辈学者的错误。
唐兰是有自己的学术坚持的，他曾说：“我们只拿历史材料做根据，一切旧的偶像全摧毁了。在打不破《说文解字》系统、跳不出‘六书’牢笼的学者看来，诚然是大胆妄为，离经叛道，但在我们看来，只有这样，文字学才有新的生命，新的出路，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这种“本只是求真理”的做学问精神正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
《古文字学导论》在中国文字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奠定了中国文字学的理论基础，被视为“中国文字学理论的开山之作”。
唐兰一生撰述最完整、影响最大的一部文字学理论著作是《中国文字学》，1949年3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书分前论、文字的发生、构成、演化、变革等五章。该书在《古文字学导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汉字的构成、演化、流变等动态分析纳入论述范围，并扩大视野，将古文字、近代文字、新文字、世界其他种类文字等放到一起观察，形成了一个完整、全面的中国文字学学科体系。
在世界范围内，古代埃及和苏美尔、埃兰、赫梯等古国都曾创建过以象形文字为特征的文字体系，但他们的民族文字都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相继被废弃,为字母拼音文字所代替。
而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传承不断，记载维系这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汉字，适应所有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需求，适应所有不同地域的方音，也曾经适应记录邻邦日本、安南、高丽等民族语言的需求，这个凝聚了中华民族先人智慧的奇异文字，似乎可以在无限的时间空间里，记录各种语言，记录各地区人们所要表达的细致的民族情感和心理活动，甚至书写汉字本身的方法和过程，所谓书法，也在很早以前就变成了中华民族艺术的一部分。
1956年10月6日，唐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字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中进一步论述：“文字学是研究文字的科学。文字学是研究一切文字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各种文字的历史及其特点，各种文字的类属，各种文字之间的比较……文字跟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文字跟语言跟思维的关系，文字跟艺术的关系，文字和书写工具跟印刷技术的关系等……”他指出，“文字是一门十分重要的独立的科学”，呼吁“共同为建立二十世纪新的文字学而努力”。
在进入21世纪后，汉字更被证实也可以适应计算机、网络等所有最新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世人都迫切需要了解汉字何以能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何以能对一个古老民族产生如此巨大的凝聚力量？唐兰的《中国文字学》最有说服力且系统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这部博大精深而又生动活泼的著作，能如此长盛不衰广泛传播的原因即在于此。该书已成为阐述伟大汉字的权威著作，基于此，许多学者称誉唐兰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当之无愧。
唐兰的《中国文字学》问世比《古文字学导论》晚了十多年，在这部书里，他不仅对文字学理论作了深入的阐述，为建立现代中国文字学作出了诸多的贡献，而且他还敢于说真话，做到“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师古而不泥于古，尊师而不拘于师。
《中国文字学》仅有12万字，深入浅出，简单扼要，口语风格，不论专家学者或普通学人都可以从不同层级上理解它的内容。它的问世，标志着唐兰对中国文字学理论体系的规划与建设基本完成。
《中国文字学》1949年3月由上海开明书店首次出版发行后，不断被翻印、重印。唐兰去世的1979年初，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们得风气之先，把握了这部书的学术价值，意识到当时的社会需求，于1979年9月再印此书时，第一次就印行了26000册，1981年6月再印23000册，1986年8月又印了4000册。后来，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蓬莱阁丛书版2001年6月至2004年5月先后重印过3次，印数10000余册。
在半个多世纪里，该书在两岸三地再版重印了二三十次，总印数早已超过十万册。
唐兰以文字学成名，但他的学问博大精深，不仅为文字学所限，其治学出入经、史、子、集四部，可以说是集传统国学于一身。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像唐兰这样学贯四部、著作等身的学者为数不多。
更难能可贵的是，唐兰把国学的范围拓展至甲骨文、竹简、青铜器铭文等领域，使中国古文字学成为中国文字学领域的新成员。他把中国古文字的研究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创了我国考古学术和上古史研究的一条新路和新方法。他对中国上古史有独特的见解，他晚年提出的大汶口文化已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论点，在国内外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中国史学，特别是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发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呈现出思潮错落、流派纷呈、诸家并起、众流竞进的多元格局。在多元并进的史学研究格局中，唐兰始终坚持以考古出土文物、古代典籍及我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有机结合研究上古史的辩证唯物史观，来进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且卓有成效。
可是由于唐先生在1979年逝世，“没有像于省吾（1896—1984）……等同辈学人一样，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依旧传道授业，晚有弟子传芬芳。目前唐先生的学术影响力有些模糊，对于其生平事迹一般也缺乏全面的了解。”这是安徽省文联王灵均老师所撰文章《茗饮南乡当有诗,笔耕北国未曾闲——读〈独上高楼：唐兰新传〉》的看法。
我赞同王灵均老师的观点。尤其是时至今日，唐兰的子侄辈，震年、复年、豫年、益年、巽年等五人，除益年硕果仅存，但也已年迈体衰，患有足疾，行动不能自如，其余均已亡故。他们的眷属及后人对唐兰的生平事迹一般也缺乏全面的了解，唐兰的后人不知其详，外人更易模糊。再加上由于唐兰的学术理论非常的深奥、冷僻，普通民众对他不是很熟悉。因此，擦亮这张金字招牌便是嘉兴的文史、文保等社会各界及唐兰后人共同的时代责任。
自2005年我创作的《唐兰》编入嘉兴市政协的《嘉兴文杰》丛书后，十余年来我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为唐兰先生作传。
2016年以来，我努力学习《唐兰全集》，希望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了解得更多些，写得更好些。在201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举办“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种种学术良好氛围感染下，在故宫博物院研究院学者杨安老师的激励和帮助下，我怀着对国学大师唐兰先生的无限崇敬之意，决定重修唐兰先生的传记。
唐兰先生在其《孔子传》中写道：“我要想作一篇《孔子传》的志愿，是起了很久很久的了，但总不敢动手。虽然说孔子也只是一个人，并不比我们多生了一个头，或是一个心，但我每望着他崇高的人格，总觉得自己是太卑小了，简直是不配替他作传。”这番话写出了我为唐先生作传时的心声，“总觉得自己是太卑小了，简直是不配替他作传”。
如今，我所撰写的《唐兰新传：独上高楼》已经出版，但是我仍然这样认为：要拿我的能力来正确议论唐兰先生一生的行事和他的学识、著作和思想的全貌，显然是力不从心的。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绝没办法清楚而且确切地知道并且书写关于唐兰先生的一切。
所以，我只能如唐兰先生《孔子传》中所写，“我现在只希望能了解多少是多少，正像爬山一样，能多一步就多一步”，继续努力攀登这座学术高峰。
中国文字学理论的开山之作
《中国文字学》
重修唐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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