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书法充满激情、灵动与神韵，时而刚强，时而柔弱，线条奔突跳跃，如歌如诉，隐秘地表达着力量；他如幻境般的水墨作品，带着情绪的抽象概念，在画纸上荡起充满激情的波纹，唤醒凝视天空、山峦、海洋时的感受与冥思。
陈伟农在水墨间弹奏着属于自己的音乐，又分明属于我们的时空。透过云层的光线，穿过最后的山峦，从海上斜射，穿越水墨的明暗虚实，传达了一种诗情画意。
毕加索、马蒂斯、杜尚、常玉、朱德群……“大通道——陈伟农作品展及他的西方现代主义大师作品收藏展”正在南京师范大学美术馆展出，海宁籍旅法画家陈伟农带着50余件书画作品及120件他收藏的大师名家作品，与人分享。
陈伟农，1962年生于海宁，1988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2001年，赴巴黎国际艺术城进行学术访问，因画展获得成功而旅居法国巴黎，先后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荷兰等国举办个展。2007年，他荣获有着150年历史的法兰西全国美术协会沙龙“夏尔·科泰大师奖”，这是华人艺术家第一次获此殊荣。
为什么叫“大通道”？
一边是他的作品，一边是西方现代主义大师藏品，陈伟农想通过“大通道”，搭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为艺术青年打开一个通向学术研究和探索实践最前沿的“通道”。
此次，陈伟农都展出了什么？又带来哪些大师作品？陈伟农又是如何在中西文化中寻找艺术的契合点？今天，我们走近陈伟农，听他讲述艺术心声。
我更愿意被称作中国当代艺术家
今年4月，我回嘉兴参加在东栅当代艺术中心举行的中国美院嘉兴校友会时，遇到张正民，他是南京师范大学美术馆馆长，也是我中国美院的同级生。得知我收藏了很多大师作品，我们一拍即合，于是有了这次展览。
这次我带来46件水墨画，都是近两年创作的意象山水。
中国书画流传数千年，如何变成当代艺术？
我找的一个路径是泼墨山水。墨分五色，丰富的色彩和层次空间，对应中国哲学，讲究与自然的融通。中国书画同源，笔、墨、纸的材质从自然中来，水是媒介，是流动、通透的，中国书画柔中带刚。意象山水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的状态，是带着某种情绪去观察世界。
我找到另一个路径就是悬书。
多年前，我画水墨画，随手一甩，墨在纸上形成独特图形，突然有了灵感。我的悬书来源于狂草。毛笔在空中书写，不接触纸面，泼墨、滴洒的墨痕，变成了一种不能读的抽象书法，保留狂草有力的阵列形式，强化草书的节奏、线条缠绕的动感和跳荡的韵律。
这次展出了我的多件悬书作品，一件叫《百年孤独》，也是装置艺术。近百年前，徐悲鸿留法归国，致力于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回国时，他从巴黎运回一座用于教学的维纳斯石膏像。我把一件创作在床单上的书法作品，披在她身上，成为新作品。
我曾在世界各地进行悬书创作。
展出的《在风中书写》是我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广场上现场创作的。当时，风吹翻了长卷，墨还没有干，留下风的痕迹，这是自然与书画的结合，非常美妙。
201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期间，我创作了三卷悬书，每卷20米长。这次展出的是我在乌镇一个企业60米玻璃桥长廊上写的。当时，摄影师从桥下拍了创作视频，这次也展出了，同时展出的还有几件视频作品和装置作品等。
其中，装置作品《网络时代》在鼠笼里放了一个鼠标。网络时代貌似信息爆炸，但同时又局限在网络中，这是辩证的提示，也是对当下的观照。另一件装置作品《回流》我准备了半年，偶然在旧书网上发现我的画册，有的还有我的签名，就买了回来。大约收集了30本书，不同版本，从不同地方回到起始点，五颜六色的封面，带着各地邮戳，本身已是一件艺术品。艺术本就带有时空感，不只是画室里的一幅画，而是让不同观众参与进来，这种开放、偶发的艺术很有意思。
我还尝试用西方油画材料进行中国书写，开幕式上背景墙上的那件作品就是我用油画布创作的中国书法。
所以，展览可称陈伟农当代艺术展。
严格来说，我的书与画的界限并不清晰。2010年在意大利展览，他们的策展题目就叫“书法与绘画之间”。我的书法是一种绘画。中国说书画同源，笔墨的概念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画家，如果书法不行，用笔的丰富及笔锋是不到位的。我有的作品倾向书法，有的倾向绘画，可称为当代水墨。我更愿意被称作是国际性视野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罗马大学一位研究亚洲艺术的教授编写中国当代艺术史用了我的水墨作品，他认为我是中国当代水墨的一个代表。
有人说看不懂我的作品。有一年我在嘉兴办展，新闻报道的题目很有意思，“陈伟农画了什么？”海宁西山的一位僧人也问过我，我当时反问他，天上的云你看懂了吗？天上千变万化的云，你能感觉到它的美，所以说看不看得懂是个伪命题。
《蒙娜丽莎》达·芬奇画了四年，全面研究了解剖学、色彩学等，你看懂了吗？她似笑非笑，这张画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没有研究透。
不同艺术家，描绘同样的苹果完全不一样，这恰恰就是艺术。艺术，特别是当代艺术，固然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和哲学思辨，但艺术作品更要看，才能潜移默化地接受，慢慢打通脑回路。观众思考的时候，艺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当代艺术是开放的，审美的另一半要观众去完成，在双方互动中，恰恰是艺术的开始。
我想为中国艺术家打开一个通道
这次，我从二十多年来收藏的300余件西方绘画作品中，挑选了120件在南京展出。
柯罗的这幅油画《风景》非常珍贵。巴比松画派是西方油画的著名流派，柯罗是重要代表。柯罗作品笼罩着浓浓的诗意，物象、树、山峦、天空，边界已经消隐，有淡淡的忧郁，用现在话叫乡愁。柯罗这幅油画的镜框也是18世纪的，上面有他的签名，曾是一位收藏家藏品。老太太希望作品能交到艺术家手中，我经鉴定家朋友介绍，从她手中购得。
我遇到这件戈雅版画集《战争的灾难》其中一件的手稿，是误打误撞。戈雅是西方浪漫主义大师，《战争的灾难》是其代表作。今年7月，我在巴黎参加一位离世的大收藏家藏品拍卖会。图录上没有这张画，可能因为尺幅太小，也没有签名，被鉴定师遗漏了。拍卖过程中，突然增加进来。我抢拍下来，但并没意识到是戈雅的作品，法国画家籍里柯有件名画《梅杜萨之筏》，构图与之很像。后来，巴黎艺术家工会主席雷米·艾融在我的画室看到这幅画，惊讶我怎么会有戈雅的画？
这次展出了我收藏的常玉、赵无极、朱德群等几位旅法前辈的作品。
有次我在巴黎地铁口广场的跳蚤市场上，看到两张常玉的画。我非常激动，但我没有表现得那么明显。我先到其他地方逛了逛，等心情平复了，再装作不经意地询问，就这样成交了。我如获至宝。
我开始收藏是1998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艺术博览会。在法国艺术家展区，第一次见到法国当代艺术，非常震撼，我买下第一件法国艺术家作品，还和一位艺术家交换作品。2001年，我去巴黎后，他把我推荐给巴黎艺术圈。他给我的评价是，陈伟农对中国传统笔墨重新进行了解释。
刚到巴黎，我就像进了西方艺术的大本营，除了当代艺术家，巴黎还有上千家画廊，300个博物馆，所以海明威说巴黎是一道流动的盛宴。我在卢浮宫看古典经典绘画，在奥赛博物馆看印象派代表作，在蓬皮杜艺术中心看世界现代艺术经典之作。拍卖行、收藏家我都买过画，也在跳蚤市场上捡过漏，还与收藏家、艺术家交换作品。我收藏的西方绘画作品，从古典到现代，呈现西方艺术史的整体脉络，就像西方艺术的小型美术馆。
我收藏的另一个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在美院读书时，看到大量图书，但几乎没看过原作。陈丹青曾经说过，很多中国画家到40岁才能目睹顶级绘画的原作。
我想为中国艺术家打开一个通道。我们的创作到了十字路口，需要思想解放，需要文艺复兴，我希望带来这些作品，让我们的艺术家、大学生以及各界人士通过阅读观赏作品，打开胸怀。我们讲文明互鉴。视觉艺术是超国界的。中西文化交流，艺术是最好的媒介。
对我的创作而言，收藏丰富了我的视觉经验，给了我全球视野。我研究藏品作者的时代、绘画语言，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赵无极说过，要做一个国际画家。我们当然要了解国际绘画，借鉴他们的构成、色彩、看事物的敏锐度以及对科技、社会的关注。
做个国际画家，离不开骨子里的血统
对我来说，海宁、杭州和巴黎是人生重要的三个站点。
1985年我进入浙江美术学院。
1928年，留法归国的林风眠担任首任院长时，就提出“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办学宗旨。这对我影响至深，也成了我的初心。
1988年，我毕业回到海宁青少年宫。“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著名建筑大师王澍在海宁完成他的处女作海宁青少年宫，这是我促成的。他还曾为我设计了工作室，他曾评价我，陈伟农是80年代奋斗的一员。
2001年，我应邀去了巴黎，在国际美术城办个展。我创作的泼墨山水打动了巴黎的艺术界，特别是梅耶画廊。画廊所在的塞纳河左岸，是巴黎文艺集聚地，次年5月，我受邀在左岸方块艺术节举办个展。开幕四天我就卖了五幅画，后来我又去了瑞士、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等地展览，还有美国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买了我的画。
我去巴黎时并不知道能否被认可。一个种子需要一个土壤，我为什么去巴黎，一个朴素的想法，是驴是马拉出来遛遛。
临行前的晚上，我在工作室里挑画。我带了100张画去巴黎，想到这个世界艺术之都去验证我的艺术。幸运的是我被接受了。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我将在巴黎南部城市办个展，还和巴黎的一位艺术家联办双人展。巴黎艺术家常拜访我在巴黎的工作室，他们非常愿意探讨中国艺术，请教中国书画。
艺术家能否在巴黎生存，是个全面综合性问题，语言表达沟通能力、真诚的态度，更深层次的是怎么去创作艺术。
2015年，浙江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陈伟农旅法十五年艺术展暨学术研讨会”上，艺术史家鲁虹在《从马克·托比到陈伟农》中说，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先驱性人物马克·托比，在百年前曾学习中国书画，成为他抽象表现主义风格的要素，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波洛克从中发展出“自动绘画”。鲁虹认为“无论是马克·托比也好，赵无极也好，还是刘国松也好，陈伟农也好，都在不同的时空中追求着中西文化的融合”。
很多人谈到我的悬书和波洛克有关联，但波洛克是用笔任意挥洒色彩，我则在滴墨时把传统草书的元素，如行距、造型的原则抽象出来，进行了主观化的处理，我是有序列的。我的作品2018年在保加利亚展出时，现场创作了50米长的悬书，现在被保加利亚加布洛夫美术馆收藏，当天的报道标题恰恰是“中国的波洛克来到了保加利亚”。
艺术家要打开胸怀，不能做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文化互鉴中学习、交流。
但我们既然来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要做国际画家，就离不开骨子里的血统。我们的书画取法乎上，中国美院有句话叫“到源头引水，与伟大同行”。到源头去，感受天人合一，去学习唐画、宋画、元画，特别是宋元绘画。很多年轻的留学艺术家，根本看不出他是中国艺术家，根都没扎好。中国艺术家一定要扎根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文化自信。
文化的魅力是深入人心的。文化是目的，不是工具，所以要破除工具论，文化是根本，精神的最高成就是以文化来体现的。
艺术这个词是从日语翻译而来的，我觉得应该叫艺道，道是什么？是在路上，也是一种东方哲学的道。
我的书画能在西方获得共鸣，借用米歇尔·金为这次展览写的前言，我们使用创造了中国艺术几千年瑰宝的三个法宝：纸、笔、墨，“将书法与绘画这两种孪生自笔墨、价值对等的艺术形式运用得炉火纯青”，我从未弃离古人的作品，也随道而行、承前启后，“‘道’这种运行方式引导他进入当代的创作的佳境”。
我曾在海宁的钱塘江边做过《一线潮》的悬书创作。悬书与钱江潮，壮阔的气势，就像江潮扑向江岸的感觉。当时央视进行了报道，说我的“大潮画力透纸背的张力，征服了西方观众”。我在2007年获“夏尔·科泰大师奖”时，现场艺术家问我的潮水中这么强大的力量怎么来的。我说答案在我的家乡，在江上，这条江叫钱塘江。
作为一个海宁人，我十分自豪。王国维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蒋百里写过欧洲文艺复兴史。徐志摩去巴黎的时候还拜访过常玉的工作室。
一个县城走出如此众多的名人，绝非偶然。2008年，我在海宁领取潮文化文艺金奖时，我说，作为海宁出去的艺术家，正是文化先哲王国维、徐志摩他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鼓励着我，有故乡在我的身后撑腰，使我行走在欧洲不孤单，也让我感受到一种使命。
我的前辈、著名艺术史家吴甲丰曾给我题字，“中西合璧，任重道远”。往大一点说，承继了中华文化底蕴的艺术家，我们在国外又能创造出什么？这可能正是我未来10年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