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志民
初次探访位于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讲解员再三提醒不能拍摄和进入房间，我不免有些失望。
“现在参观的人不多，您可以仔细多看会儿，特别是鲁迅的书房。”从三楼下来，讲解员略带歉意地安慰我。
穿过二楼短短的过道，我又来到鲁迅先生的书房（兼卧室）门前。
这间鲁迅最后的书房，完好保留着往时的情景。南面并排六扇玻璃窗贴着半透明的花纸，此刻窗户都关着，但秋阳透过玻璃映射进来，整个房间仍很明亮，大件的家具，书桌、橱柜上的摆设，墙上的挂饰，清晰而宁静。
书桌紧靠窗口，本色木质，极为普通，在宽大的窗前显得有些窄小。桌面除笔砚、稿纸外，还摆放着茶杯、烟缸和一些看不大真切的小物件。
桌面左前方一盏带绿色玻璃罩的台灯尤为醒目，是现在不少影视剧中常见的那种款式，我忍不住说了句“这盏台灯好熟悉”。
“这是冯雪峰送给鲁迅的。”一旁的讲解员手指书桌接过话头，“还有，台灯前雕有北极狐的玉石镇纸是瞿秋白夫人杨之华送的。叠放着的稿件中，有鲁迅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手稿——《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听到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我不禁为方才肤浅的反应暗自惭愧。这张不起眼的书桌上，不仅诞生了鲁迅大量优秀的小说、杂文、美术、译著作品，还留下了他与革命者和进步人士交往的珍贵印记，真不简单！
我的视线转向西墙中间的茶几和座椅，这些显然是会客用的。刚才在一楼客厅，我看到一张棕黑色的西餐桌，四周围着五把椅子，那是鲁迅先生通常会客的地方。
“先生在书房见的客人，应该更重要吧？”我问讲解员。
“对，鲁迅的客人既有普通亲友，也有不少革命者和中外名人，如瞿秋白、茅盾、冯雪峰、史沫特莱、斯诺、内山完造等。对重要的客人，为了尊重及安全，就到书房会见。”讲解员顿了一下又说，“先生病重后不方便下楼，也只能在这里接待客人了。”
说到革命者，我忽然想起一个话题。女作家萧红曾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一位“×先生”，萧红明白这个人是谁，可没有在文中明说，只写了句“×先生走过二万五千里回来的”。
鲁迅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他们都在三楼的客房住过。我便问讲解员：“这位×先生，是冯雪峰吗？”
讲解员笑了：“像是冯雪峰，但不能说一定是，也许理解成像冯雪峰一类的革命者更为合适。”
我频频点头，觉得这个答案更合理。
西墙挂着鲁迅先生独子海婴的全身照，三楼海婴卧室还有两张。讲解员见我好奇，解释道：“鲁迅每逢海婴生日就会带他去拍照，这几张就是四岁和六岁时留下的。”我自然明白，拍照留念只是鲁迅爱儿子的一种形式，他的父爱更多是陪伴和教导，总要挤出时间，耐心回答海婴提出的各种各样问题，使孩子增长知识、健康成长。
其实，鲁迅自己也爱照相。一楼客厅的书桌上方，挂着张他五十三岁时的头像，原是应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要求拍摄，给其编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做插页用。这张照片颇能传递鲁迅的睿智与傲骨，是他自认一生中照得最满意的照片。没承想，《活的中国》出版后不久，这张照片就挂在了万国殡仪馆鲁迅丧仪的灵堂上。用最传神和满意的照片作遗像，既恰到好处，又令人唏嘘。
书桌西侧与镜台间的小空间，挤放着一张藤躺椅。
鲁迅先生一般下午开始接待客人，若是在书房陪客，一般就坐在这张藤躺椅上。等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常常已是深夜，他才坐回到书桌前的绿色台灯下开始工作，直至天明，常年如此。
望着藤躺椅，我和讲解员都陷入缄默。在这张藤躺椅上，鲁迅曾无数次边吸着烟边与客人谈今论古；在这张藤躺椅上，他也会合一会眼，思考问题，或短暂休息，然后起身继续奋笔疾书；还是在这张藤躺椅上，先生拖着极度瘦弱的身躯，伴着不停的咳嗽，永别了这个世界。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鲁迅先生气喘吁吁地靠在藤躺椅上，费力地翻着报纸，身体虚弱到了极点。次日清晨天将发白时，先生如同往日一般，工作完了，永远地休息了。
从那一刻起，挂在藤躺椅上方的美丽牌香烟广告日历再也没有翻动，镜台上的闹钟指针始终停在五时二十五分。
（作者系机关退休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