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石片垒起的一间房孤零零地伫立在沁多草原上，远看就像牧人戴旧了的黄氆氇羔皮帽。”如此日常，亲切又温暖。
■阿 剑
我就是那个叫阿剑的汉人。这句话是学马原的。的确，作为一个曾经短暂居住在西北（兰州城）的汉人，我对雪域高原的想象更多来自文学作品，比如马原、阿来的小说，昌耀、阿信的诗作等。他们或长期或阶段性地扎根于雪原，笔锋触及那片厚土的各个层面，在某种程度上构建了我对其的全部理解。
即便如此，阅读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仍是一次迥异的体验。
我惊奇于这部几十万字的小说，从头到尾似乎矛盾并不激烈，人性平缓而温和。那些横贯各个时代中难以避免的背叛、死亡、倾轧、阴谋、偷情、救赎，似乎没有撞击如雪崩、彻骨如冰雪的强烈冲突，而是温和地融化在时间的长河中。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跨度几十年的历史变迁，诸多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集中体现在一个貌似先知或拓荒者的强巴父亲身上。他并非作为一个洪荒原始力的象征、一个具备不可知力的精灵而存在，而是切实地行走在现代文明架构之中的践行者，管藏区、建学校、做贸易、治沙化、搞房地产及至作为政府长官全力推行牧民城市化，似乎是国家政策的某种具体体现，脚踩着各个时代的节点而舞。这种主动的祛魅彰显了小说的总体价值观。
同时，雪山大地又以其神圣之力感召与改造他，使他从科长父亲成为一个骑在马上的藏人强巴，接受并认同藏民对天地神灵的虔敬与感知，并最终坐化于雪山之巅。其中，作为藏民代表，沁多草原过去的头人、公社主任角巴德吉似乎更具备雪山大地之魂的象征意义，总是在濒临绝境之时用他草原上蜚声遐迩的经历和崇高威望拯救我们的主人公。藏人角巴真诚地拥护新政府，捐献草场，支持保育院，不遗余力地支持强巴父亲的各种重大举措。角巴身上彰显了草原牧民的群体智慧与朴素的大爱大善。
我们看得出作家致力于两种文明之间的左冲右突，但并不付诸文明动荡、对抗甚至文明之殇，而是趋于基调和谐的温和书写。
沁多草原在三年困难时期对城市的反哺，改革开放时期的现代文明冲突，新时代最终实现的山乡巨变，其间多少惊心动魄与人性摇曳之事，在作家笔下显得举重若轻。生别离山的麻疯部落之日常（对比马原《虚构》里的神秘魔幻），人物死亡之平和（唯一激烈的似乎是开头的赛毛之死，即便盗马贼秋吉也死得仓促而平淡），反派人物之稀缺淡然（最终让作为毕生政敌的老才让与王石握手和解、同归于醉），这些本可以重笔浓墨之处，似乎都被作家有意无意地淡化处理。或许时代之重与人性之恶的客观存在，本非本书的重点。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一次没有恶的私人感恩，没有鬼巫的现代日常，没有神化的现实救赎。面对雪域高原无可避免的生死与突变，作者没有选择锋利的原始蛮荒与文明冲突，而是现代化之光照耀下的理性、包容与善。就像在雪山面前的噤声不语，满怀崇敬，生怕一点声音激起漫天的雪崩。
我就是那个叫阿剑的汉人，读这部《雪山大地》让我看见：“用石片垒起的一间房孤零零地伫立在沁多草原上，远看就像牧人戴旧了的黄氆氇羔皮帽。”如此日常，亲切又温暖。
（作者系浙江省作协“新荷计划”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