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整理 沈沉缘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87年，我警校毕业，被分配到王店镇派出所，当了一名社区民警。当时分派给我的区域是王店镇东半个镇区，面积很大，常住人口有5000多人。
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条件比较艰苦。当时，王店派出所总共才6个民警，所以每个人分到的事情都是比较多的。我的工作也很繁杂、琐碎，治安防范、侦查破案、调解纠纷、走访入户，都要干。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随叫随到，也没什么周末，熬夜通宵是常事。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村里，主要就靠一辆自行车。上世纪80年代，所里还没有汽车，我工作以后单位分给我一辆“二八大杠”，也不是什么名牌。我就骑着这辆车，天天去巡逻、办案。办公条件也挺简陋的，几个民警挤在一起。整个所里只有4台对讲机。在那个装备落后的年代，我们下乡办案基本就靠“两条腿、一张嘴、一支笔”，没有现在的执法记录仪、扫描仪、照相机等先进设备。
条件虽然艰苦，不过大家的工作热情倒是很高的。我也经常在村里转悠，了解情况。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办的比较多的还是偷盗一类的案件。上世纪80年代，大家生活还不富裕，所以小偷小摸村里还是不少。偷个鸡、鸭、水果之类的小案件比较常见。还有，因为当时都是用现金，农村里很多人喜欢家里放现金，还有一些开小店的，店里放的钱也比较多，容易被偷。另外，当时技术水平落后，村里也没有什么监控设备，很多地方连路灯都没有，所以破案的难度比现在大多了。也是因为没有监控设备，所以犯罪分子也不害怕，这种小偷小摸就比较多。
当时打架斗殴的事情也不少，农民的文化程度都不高，也没有太多的法治观念，发生矛盾就容易动手。刚当警察那段时间，处理的大部分都是这种案子。
后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所里的工作条件好了起来。为了更好地开展业务，我记得1992年，所里配了第一辆警车。警力也有了大提升，当时已经有十五六个民警了。我也被提拔为王店镇派出所副所长，主要分管治安工作。
那个时候，人们思想活了，不少人开始想着办厂、下海、做生意。经济发展的速度、社会活跃的程度确实是一下上来了，从我们的工作上来说，明显的感觉就是经济类案件多起来了。一些以前根本没有的问题，随着人口流动性加强而出现了，群众之间的纠纷也开始多样化了，啥矛盾都有。
上世纪80年代，大家不富裕，能扯起来的纠纷种类很少。到了上世纪90年代，经济好起来了，老百姓之间的纠纷花样也多，情况比以前复杂。赌博、嫖娼等案件开始多起来了，为了做生意抢地盘的纠纷也多了，年底拖欠工资的劳资纠纷也不少。
现在很猖獗的网络诈骗，那个时候也开始出现了。上世纪90年代后半段，QQ兴起，一下子非常流行，就有骗子开始利用这个行骗了。我们当时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诈骗案，所以印象很深。当时，边先生夫妻俩办了一家塑料厂，效益还不错。诈骗分子盗用了他们一个客户的QQ号，然后冒充客户的身份，说有一批价格便宜的塑材可以卖给他们。结果小夫妻信以为真，打过去了120万元。
120万元在当时可真是一笔“天文数字”了，在镇上也掀起了不小的轰动。后来，我们跑到广西、广东等地，费了很大的劲，分多次总共追回了将近100万元。夫妻俩感激得不得了，专门给我们派出所送来了锦旗。这个算是我们办过的比较早的网络诈骗案了。
再后来，2005年我转到洪合派出所做教导员。洪合这个毛衫小镇，新居民数量很多，天南海北的人到这里“讨生活”。不得不说，人多的地方纠纷就多。洪合毛衫厂很多，所以我那个时候干得最多的，就是解决劳资纠纷，处理“讨薪”案件。
每次到了年底，难免就会有几个拖欠工资的老板。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个毛衫厂的老板，厂里有100多个工人。工人一年辛苦付出，厂里生意也不错，结果到了年底，老板因为赌博发不出工资，工人走投无路只能求助警察。当时，我们和镇政府一起出面调解，最终帮助100多名工人讨回了共计600多万元的工资，避免了矛盾升级。
除了帮工人“讨薪”，各种经济小纠纷也很多。当时洪合毛衫产业发展很好，小作坊、经营户数量很多，大家之间的业务往来很频繁。这些业务，每笔可能金额都不大，但是数量很多，而且那个年代都是手工记账，小本子上一记，年底一并结算，都比较随意、不规范。结果到年底，往往就要产生分歧和矛盾了。有时候，一笔账目，你说是30000，我说是25000，就容易扯不清，有矛盾，又找不出凭证，一笔糊涂账。我印象里这种事情非常常见，说明发展市场经济之初，经济的活跃度很高，不过规范性还是差了一点。
也是我在洪合工作期间，有一个工作上的创新，我印象比较深。2004年8月，秀洲区推出了一个新的工作举措，叫“十户联防”。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也是我们探索基层治理新模式的一个开始。
有句老话叫“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之所以要搞“十户联防”，也是这个原因。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基层管理压力越来越大，仅仅依靠原有警力，很难把工作做好，所以就要广泛发动各种力量参与进来，共同管理。
“十户联防”，就是由10户村民组成一个小组，统一佩戴红袖标，担负起邻里守望、联防联控的任务。一旦发生警情，以哨为令，快速集结。我记得，这应该是秀洲首次引入警察队伍之外的民间力量，参与治安管理，很有创新意义。
那个时期，我们公安的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加强。有了巡特警队伍，建立了“巡处一体化”模式，统筹推进街面巡防、巡逻处警、巡防快反一体化建设，还建成了多功能的街面防控中心，对辖区内发生的各类案件和群众报警求助可以做到迅速反应，及时出警，高效处置。
有了这些人力和机制的保证后，在街面上，老百姓就经常可以看到我们民警的身影了。总能看到穿制服的公安，对百姓来说是一种安心，对犯罪分子来说，则是一种威慑。所以，这个时期，能明显感觉到社会治安越来越好了。
进入21世纪后，我们的警力又有了更大的扩充。更重要的是，随着“科技兴警、改革强警”战略的实施，秀洲的公安事业真正实现了快速发展，同时大平安的格局也开始形成了。
我记得，2016年秀洲第一支“红马甲”巡防队从永泰警务室“出征”。后来，这支队伍以星火燎原之势发展起来，很多律师、医生、退休人员、企事业职工都参与了进来。这种巡中带宣、巡中带访、巡中带查、巡中带纠、巡中带排的巡防模式也为秀洲构筑起了一张全覆盖的平安网络。
在“红马甲”的基础上，秀洲还创新设立了“平安秀洲日”。党员干部、机关工作人员以及网格员入网格、下基层，听民情、解民忧，真正形成了全员参与、全体联动、全面覆盖的平安建设格局，实现了“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近几年，所容所貌也有了全新改观。单警装备了全部装备，民警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同时，执法记录仪也都配上了，可以随时收集证据，记录现场情况。在派出所的监控室，通过大屏幕，辖区内的一街一景都看得很清楚，犯罪分子可以说是无处遁形。
为了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我也是在不断学习。跟着所里的年轻人学，使用各种App来搜集信息、记录案件。现在我手机上有十几个App，虽然没有年轻人用得那么溜，但还是能基本掌握的。而且我发现这些数字化的工具确实很好，除了一开始要花点时间学习，真正会用之后，确实能提升工作效率。
另外，这几年我花了更多精力来做调解工作。2017年3月，我从教导员岗位退职，又重返一线“再创业”，到新塍派出所做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社区民警。对我的这个选择，许多人都不理解，觉得没必要再那么辛苦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社区民警离村民最近，也让我觉得最踏实。
小镇上，每天发生的大多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但这些小事却最让人烦心，最影响百姓心情，处理好每一件小事，解决好每一起纠纷，就是切切实实为百姓做事、为百姓谋幸福。
鸡鸭圈养产生环境污染、农田洒农药引发纠纷、化粪池味道重引起邻里矛盾……小镇上，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矛盾都有，所以后来我就干脆把调解室搬到了田间地头。2020年，我又成立了以我名字命名的“邻家曹阿叔工作室”。
调解工作，我做了几十年。从婚姻家庭矛盾、邻里矛盾到生产经营矛盾、农村土地林地矛盾，这几十年，经我化解的矛盾数不胜数。这个过程中，我手里的“武器”也从“两条腿、一张嘴、一支笔”变成了民法典、日记本、智能手机。在无数的案例中，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也渐渐地悟出了“五心四情”工作法。“五心”就是责任心、公正心、真心、耐心、细心，“四情”则是吃透案情、融入真情、拉近感情、互换心情。我感觉到只有具备了这“五心四情”，才能真正把调解工作做好，才能赢得老百姓的信任。现在，“邻家曹阿叔工作室”已经成立3年多了，共计化解矛盾纠纷500多起，其中多年积怨重复报警的疑难纠纷有90多起。
有一个事件我印象深刻。2020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一大早来到辖区处理一起家庭纠纷。当事的兄弟三人为了83岁老母亲的赡养问题争执了两年多。那段时间，他们家的人110就打了70多次。
老人有残疾，轮流住在3个儿子家里，因为每家条件不一样，照顾得好坏也不一样，这就产生了矛盾。多年矛盾怎么解？我想，必须得先了解情况，于是就找他们家里人一个一个谈，和老人谈，和兄弟三人谈，和老人的孙子孙女谈，把每个人的想法都摸清楚了。情况搞清楚以后，我就提出了让老人住养老院、三兄弟分摊费用的建议，然后又安排老人实地考察养老院，打消她的顾虑。
其实，这么多年调解工作做下来，我觉得做好这个工作也没什么。首先就是要有耐心，要有为老百姓服务、帮他们解决问题的一颗诚心，然后再是讲究一下工作方法。最近，在“五心四情”工作法的基础上，我又提炼总结出了“365”调解工作法，即实现3个目标、实施6大战法、创新5个步骤。3个目标指解释法律、解决实际、解开心结；6大战法指的是串门联心法、就地调解法、经验巧用法、寻根究底法、专家会诊法和延时服务法；5个步骤是“一前二快三挖四联五回头”。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我的工作经验、工作方法，今年我发布了新书《曹阿叔调解故事百例》。不少新同事都戏称这是一本接地气的“从警宝典”，也是一本实用的“调解指南”。其实，这也仅仅就是我自身工作经验和工作心得的总结。书中的100个案例，全都来自我的工作实践。
在这几年的调解工作中，我感觉到，现在的矛盾主要是家庭、养老、婚姻和教育方面的。还有就是，生活条件好了，生活压力也大了，人们心理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工作室也与时俱进引入了心理老师，帮助我们更好地开展调解。
还有4年我就要退休了，不过我一点也不担心退休后“后继无人”。现在，我每年要带10个“徒弟”，他们跟着我走街串巷，和老百姓拉家常，与养殖户谈心。每次现场出警，我都手把手将一辈子的经验倾囊相授。相信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加入，我们的基层调解工作一定会越做越好。
回想起自己30多年的从警生涯，有时候想想，确实是挺辛苦的。工作时间不固定，很多时候没办法陪伴家人。有一次连续熬夜值班，晕倒在所里，也确实让人后怕。不过还是感觉挺值的，尤其是老百姓遇到问题就会想到我，听到他们说“要么去找曹阿叔想想办法”，我就觉得自己这辈子没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