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2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红船起航地嘉兴关怀备至，曾经26次来嘉兴考察调研，对嘉兴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成为嘉兴发展的根本遵循。嘉兴儿女始终不忘总书记的谆谆教导，把总书记的关心关怀关爱转化为推动嘉兴发展的澎湃动力，并以生动的实践样本回报总书记的殷殷期待。在第二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如火如荼开展之际，本报今天起推出《嘉一度·回响：循迹溯源学思想 “八八战略”再出发》栏目，通过追溯思想之源、领悟实践之道、感怀为民之情，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推动主题教育政治味更浓、嘉兴味更足、实干味更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奋力打造长三角城市群重要中心城市。
■记者 潘晓琴 陈 曦 沈 婷 姜鹏飞
图片由亚都社区提供
今年初，国家发改委等1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意味着新一轮新型城镇化开启，更多的“乡下人”将变为“城里人”。
今年6月，浙江省在提高城镇化率上再次迈出创新性步伐，《浙江省推动落实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施方案（2023-2027年）》发布。方案明确，从7月22日起浙江全省（杭州市区除外）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同时进一步放开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
上述两个文件，同一个指向，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任务仍是推进新型城镇化下半场的重中之重。
“农民进城容易融城难。我从农村搬进城里生活已22年了，只有从这两年开始，我才从内心认同自己是真真正正的嘉兴城里人。之前，人家问我是哪里人，我总脱口而出：‘嘉兴乡下人。’人家一看我身份证的住址是秀洲区新城街道秀洲花园，总会反问：‘秀洲花园就在大润发对面，正宗的市中心了。怎么是乡下人？’”今年68岁的王金妹个头不大，嗓门不小。
伴随着风起云涌的城市化浪潮，王金妹所在的村庄——秀洲区殷秀村于2001年因城市建设需要整村征地拆迁，她和同村的385户、1523人搬进了秀洲区亚都社区秀洲花园等小区，开启了“城里人”的新生活。当过村妇女主任和亚都社区筹建办负责人的她，谈起过去20多年她和乡亲们的融城之路，感慨万千。
“曾经有一篇《我奋斗了十八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帖子在各大平台疯转，我看了以后深有同感。我和乡亲们几乎用了20年时间才有底气跟城里人坐在一起论长短。”今年41岁的黄椰杰是王金妹看着长大的邻居家孩子。农民进城以后的“化学反应”，在黄椰杰这一代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以人为核心、以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新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还强调：“要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体系。我国城镇化正在推进，农民进城还是大趋势，要把该打开的‘城门’打开。”
农民市民化是传统农民脱胎换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城门”打开后，进城的农民还会遇到什么？我们还能为他们提供什么？近一个月来，记者在秀洲区新城街道亚都社区蹲点采访，细细聆听与感受王金妹和乡亲们进城融城过程中所面对的欢欣与挑战、所经历的挣扎与蝶变，以及他们每一次爬坡过坎背后的动力与推力，跟大家一起思考寻找推进农民市民化的“金钥匙”。
（一）
“做梦都想当城里人”
“有人出生在罗马，有人生来是牛马。”年轻时的王金妹，常用这句话戏谑自己“农村人”的身份。话语里，一半是酸涩，一半是认命。
为了“出人头地”，好强的她年纪轻轻便报名参加了村里的“铁姑娘突击队”。半夜起来割稻，天明时，生产队队长带着队员到田头问：“谁割的？”那个年代时兴“做好事不留名”，内心虽然希望队长能火眼金睛，但明面上决然不敢吱声。
她说，当时最气人的是，村里同龄姐妹嫁到城里，身价仿佛一下子高贵了几分。“双抢”时，扭动着婀娜的身姿，特地到田头晃来晃去。“我们那时赚工分，男劳力一天是赚10分，女的是7分。最热的三伏天最忙，既要忙着割稻，又要赶着放水插下一季的秧。一家几个劳动力一年出满勤，到年底也赚不了几个钞票。有的家庭一不小心到年底还要倒贴，得交钱给生产队。”那个时候，王金妹“做梦都想当城里人”。当城里人，生活就有保障，就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
殷秀村离嘉兴城不过五六公里路，但当时感觉当城里人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当时农村人“跳农门”的路径屈指可数：一是读书考学，二是征地拆迁，三是顶岗接班，四是与城里人通婚。
黄椰杰从小是在外婆这样的叮嘱声中长大的：“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长大了像你表哥表弟一样当城里人。”
尽管不知道外婆所说的“城里人”到底意味着啥，但每次看到城里来的表哥和表弟，黄椰杰都感觉“自矮半截”。“其实我家那时候的经济条件并不比他们差。我家有20多亩田，还养了几十头奶牛，当城里人因为收入有限需要精打细算过日子、甚至有人买菜还带着电子秤跟商家计较斤两时，我家抽屉里十元二十元是随便我取用的。可是跟城里的表哥表弟站在一起，金钱衬托不出我的气质，我的打扮比他们土气。他们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我好像除了奶牛、田里的庄稼，其他懂得的极少极少。”“以前暑假去他们家，可以看VCD、DVD，他们还会教我打羽毛球、网球，对我们农村人来说，这些想都不用想。”
仰望的日子多了，想当城里人的愿望也就愈发强烈。
“我那几个嫁到城里的阿姨，出嫁之前肯定是跟我母亲不相上下的。可等我大了，看到她们回来时，发现她们举手投足跟我母亲不一样了，好像衣服总是清清爽爽的，不像我们农村，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小伙子，即便努力赶着时髦，但浑身上下透出来的味儿总免不了俗气与土气。”黄椰杰想当城里人，是希望自己能拥有城里人那种不用多说就能“征服人”的气质。
当殷秀村村民扶老携幼举家进城时，今年79岁的陈问琳当时正为“老了怎么办”而发愁。城里的人老了有退休金，看病也能报销，而当时快60岁的她跟很多农村老人一样，还在田地里坚守着一位老人靠自食其力养活自己的尊严。“当时体力已经明显下降，有一种拼不动的无力感。老了怎么办？靠孩子？他们也是旱涝不保收的，给他们增加负担于心不忍啊！”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殷秀村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果遇到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征地拆迁，先让村里的老人解决进城户口。他们进城了，可以解决养老保障问题。本世纪初，失地农民的养老金虽然每月只有二三百元，但那是许多老人余生过上有品质生活的曙光，无不盼星星盼月亮般地期盼着。陈问琳也一样，在她看来，“这跟向孩子伸手要钱不一样，国家给的养老金，哪怕再少，也是国家给的，是自己的，在儿孙面前是能挺起腰杆、体面终老的！”
虽然有着五彩斑斓的进城梦想，但殷秀村很多村民还是觉得，自己这辈子终归会带着遗憾在熟悉的土地里尘埃落定。没想到，城市化的脚步迅如闪电，嘉兴这座不断崛起的城市以极其迅猛的态势扩张到了传统的城乡边界，他们心中常年静止的土地仿佛不再静止了。
嘉兴周边城市也浪奔浪流，以超乎常人的想象书写着城市化的万千气象。
往东看，当初一片农田的浦东，崛起一座功能集聚、要素齐全、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新城。
往西看，杭州提出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昔日的菜地矗立起了CBD，大会堂替代了鱼塘。
1999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正式下发《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成为国内第一个区域性城市化发展规划，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纲领性文件。
1999年6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嘉兴市郊区更名为秀洲区。带着长“高”长“大”的发展梦想，嘉兴中心城区正式实施“北控南移、东进西拓”的发展战略，城市开始向南跨过运河、向西跨过320国道的新一轮扩张。
殷秀村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城市西拓的关键节点。
2000年，殷秀村终于等来了开发征迁的好消息——整村拆迁！北郊河以东5组安置在秀洲花园、佳园小区，北郊河以西7组安置在殷秀花园。
殷秀村人终于带着乡土的气息，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城市。
（二）
“身体进了城，思想还在村里”
“在没进城之前，以为进了城就万事大吉了，就可以像城里人那样挺直腰杆光鲜亮丽了。进了城以后才明白，融入城市才是我们农民市民化要面对的‘万里长征’。”今年44岁的陈建梁，搬迁那年正好赶上他退伍回乡，“我们父亲那一辈都是从短缺时代过来的，骨子里面有不安全的感觉。因此，当初拆掉乡下老房搬进城里新房时，由于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担忧，以及失去土地后一时找不到赖以生存的依靠的茫然无措，我们把能带来的东西都带来了，包括许许多多的瓶瓶罐罐。生怕少带一点，将来在城里就多一份开销。反正当时大家一走进我们小区，不用多说，一眼就能看出是农村拆迁小区。”
来不及享受进城的喜悦，陈建梁和村民们感受到的是城里人投射过来的异样目光。
“在这座城市里，我们感觉自己是‘另类’，是不同于城里人的一种存在。这种感受有点难受。我们小区对面就是金都景苑，那小区的风貌跟我们简直是天差地别。大家提起金都景苑，都会投去艳羡与赞叹的目光。而提起我们小区，都会说一句：‘哦，那是拆迁小区吧？’那时去相亲，说到住在秀洲花园，总有一种被看低的感觉，很不自信。虽然和金都景苑相隔才几百米，好像住在那边的人，才是正宗城里人。”黄椰杰说，“拆迁小区”四个字，像个符号，让他感到压抑，“那又能怪谁呢？我们小区管理跟人家比确实差一大截呀！”
以秀洲花园为代表的拆迁小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城市文明创建的“老大难”。
走在小区里，树与树之间系着五颜六色的绳子，上面挂满了被子、衣服……整个小区一眼望去，白花花的一片。嘈杂的人声几乎溢满每一个角落。不少居民为了最大限度增加收入，千方百计腾挪出每一寸可利用的空间用于出租，电线乱拉乱接，安全隐患比比皆是。
为了省菜钱，小区绿地被居民开垦为菜地；舍不得花煤气费，小区楼道里总弥漫着煤球炉呛人的烟火味；实在闲得发慌，扛惯了锄头的他们靠打牌搓麻将打发空虚的日子；但凡有红白喜事，不分场合和时间的吹拉弹唱也让人颇为头疼与无奈……
走进楼道，更是吓一跳，楼梯被锄头、水缸、箩筐、扁担、砖瓦等农村带过来的各种家什塞得满满当当。每次经过，大家都要侧着身走，一不小心，就会撞倒一片。
“身体进了城，思想还在村里。思想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观念的落后，总是令我们很自卑很头疼。刚搬进城的第一年，街道担心我们一下子洗脚上岸生活很无聊，也想了很多法子丰富我们的生活，比如组建腰鼓队，但就是没人报名。很多人想学，但又怕被议论：光天化日之下扭动腰肢敲锣打鼓，吃饱了撑的！街道只好让城市社区的人来给我们表演。”王金妹对往事记忆深刻。
当王金妹和村民们为进城以后的不知所措苦恼时，一个叫“统筹城乡”的名词开始在中华大地叫响。
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开启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进程。烙印在村民脑海深处的城乡鸿沟，终于开始了弭平进程。
2003年7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提出了“八八战略”，强调“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结构调整，深化城乡配套改革，突破城乡二元结构。
嘉兴在浙江省率先成立了城乡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嘉兴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并在2004年以市委一号文件下发。嘉兴成为全国第一个制定出台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地级市。
城与乡，从此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打开城门，加快城市化进程，不断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让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成为浙江解决“三农”问题、让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
农民进城，不再是难题，难的是进城以后经济能够自立、身份得以认同、为社会所接纳。只有身心都融入城市，才算是真正的“城里人”。当时对很多殷秀村村民来说，除了生活习惯上有诸多不适应，更有就业的竞争压力。
今年31岁的朱慧君，举家征迁进城时9岁，正读小学三年级，父亲朱荣华当年34岁。背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包袱”，朱荣华跟年轻人相比，缺少“从头再来搏一把”的洒脱；与到了退休年龄的人群相比，距离领退休金的年纪还遥远得很。因为一直当农民，他没有一技之长，进城务工缺少竞争力。一下子没地种了，每月只有160元的社保补贴，怎么办？进城前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一家人免不了惆怅与迷茫，他担心自己和家人进城以后从“富农民”一下子成了“穷市民”。
那时候60岁以下的男性、50岁以下的女性，都跟朱荣华一样，拿着每月百来元的固定补贴，想得更多的是怎么更好地生活。当时殷秀村这样的村民超过三分之一。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实际上要着力解决的就是“人的城镇化”问题，就是希望通过让农民变为市民，促进农村传统社会向城镇现代社会转型。
2004年3月23日至26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就城乡统筹在嘉兴进行为期4天的蹲点调研，专门聚焦进城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跟居民座谈。
“就想啊，今天请你们来，听听你们的心里话。现在是城里人了，你们生活习不习惯？保障怎么样？工作好不好找？”“大家随便聊聊，现在家里几口人，在哪里工作，收入怎么样……”
“当时听到省委书记问得这么细，关心我们进城以后的工作是否有着落，感到特别温暖，就感觉到肯定会有人帮我们渡过难关。”朱荣华对当时的心情记忆犹新。
调研后习近平同志指出：“嘉兴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比较好，完全有条件经过3到5年的努力，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典范。”
围绕“人”开展城乡统筹，推进农民进城，不但让农民“进”得了城，更要让他们“住”得下来、“活”得更好，随后成为浙江全省推进城乡统筹工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此后多年，浙江在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社保等多方面推出有含金量的政策，让进城农民住得下、有工作、能融入。而作为浙江省统筹城乡试点地市的嘉兴，持续深化“十改联动”，迭代升级城乡统筹的各项举措，勇当改革的探路先锋。其中，公共服务部门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镇就业保障体系，加强对进城农民的技能培训，平等提供就业岗位，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提供同等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农业转移人口也纳入城市社保体系之中，使其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政策；社区强化对农业进城人口的人文关怀，推动他们生活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全方位转变。
“后来，像我爸爸一样的那些村民，有的进了保安公司当保安，有的当上家政服务员，有的根据自己的爱好学到了技能找到了新的营生行当。现在都到了退休年纪，靠退休金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啦！”朱慧君笑称，她自己和爸爸、妈妈一样，也经历了艰难的转型。三年级以前，朱慧君都在村里上学，全校一共两个老师，勉强上个语文、数学。进城后，她虽然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了秀洲现代实验学校，但和城里人一起上学，她发现自己哪哪都跟不上，别人学了3年英语，可她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第一学期摸底考，排在了全校倒数，“那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输在起跑线上。现在我孩子这一代，就没有我童年成长时的窘境了。”
之前让王金妹苦恼没人报名的亚都社区腰鼓队，现在一支队伍已装不下居民们踊跃参与的热情，整个社区有13支文艺队伍。家门口的老年大学也从最初的东拼西凑30多人，发展到最多时有400多人。
经过长期的城市文化熏陶，特别是一轮又一轮文明城市创建，进城农民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心理意识等方面一点点被规范、被城市居民的文明素养同化。人们接受了城市文明的洗礼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言谈举止等都向城市居民看齐，进而成为城市居民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在我们走出去，提起家住秀洲花园，觉得不比金都景苑差！小区离大润发近，是秀洲实验小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秀洲外国语学校的学区房，不需要走出2公里，幼儿园、小学、初中、医院、农贸市场应有尽有，生活很方便！”此时边嗑着瓜子边跟居民聊着天的王金妹，一看不小心把瓜子壳掉在地上了，立马俯身捡起，小心翼翼用废纸包好，扔进了垃圾桶。
时代的一束光，照在每一位个体身上，那就是一片艳阳天。嘉兴的城与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融合。从捡瓜子壳这个小小的、不经意的动作中可以看出，进城22年，王金妹和乡亲们内在维度和外在维度都完成了“再社会化改造”，完全摆脱了被歧视、被排斥的边缘化状态，他们已经成为城市的主人。
（三）
“我们的未来不是梦”
习总书记一直强调：“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城镇化本身不是目的，通过城镇化让进城农民“过上好日子”才是目的。
今年，殷秀村村民进城已满22年。如今的秀洲花园，整个小区已经完全大变样——出入口安装了车牌抓拍、人脸识别等智安小区的“标配”；每幢楼房都有一排对应的停车位，还有平整干净的小区道路、四季见花的小区绿化；各类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就在不久前，秀洲花园所在的亚都社区获评全省首批现代社区。
硬件之外，殷秀人也正用自己的幸福生活，回应着当年总书记提出的“三问”。
“如果能再遇到总书记，我们一定要向他汇报，进城20多年来，殷秀1500多村民都过得很好。总书记当年关心我们工作、生活上的各类保障，现在各个方面都不输城里人，甚至在住房等方面已远远好过不少城里人了！”当年参加殷秀村座谈的沈发明发自内心地感叹。
进城以后，老了也活得有尊严。“如果没有进城，也许我奶奶早就不在了！”进城以后卖过服装、干过厨师的黄椰杰，如今在小区门口开着一家餐饮店，有着稳定的收入。如今皮肤白净、头发溜光、穿着挺括的他，不知道跟表哥表弟站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进城22年，改变了他、父母、爷爷奶奶和他的孩子整整四代人的命运。“奶奶今年已经98岁高龄，每月有2000多元养老金。10多年前开始瘫痪在床，7个女儿都很孝顺，轮换着照顾，而且奶奶还有医疗报销，特别是2017年以后还申请了长护险，每月两次有专业护理人员上门帮奶奶放松关节肌肉、按摩、洗脚、剪指甲、擦身等，此外保险基金每月还支付奶奶600元的现金，可以购买尿不湿、床垫、营养品等，所有这些都大大减轻了我们家庭的负担。”提起这些，黄椰杰和邻居们言语中满是感恩与感慨。
成为城里人后，找工作完全跟城市居民处于同一起跑线。只要肯干、会干，不问出身，一样的岗位，薪资和福利保障处于同一水平。亚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剑萍坦言，社区始终发挥市场在劳动力供需岗位配置上的决定作用，一视同仁、一抓到底，“不同的时期，不一样的经济环境，我们面对的问题不一样。当年的村民拆迁安置后，街道依托社区共富工坊点，深入实施‘家门口创就业’工程，解决了相当一部分‘4050’人员的就业问题。现在有一部分年轻人反映找工作难，我们就联系市、区两级人社部门想办法。”目前，殷秀老百姓就业率达99%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4年的7890元增长至2022年的77317元，增长近9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其实，像我们嘉兴这种地方，只要想干，不愁找不到事做。年轻人之所以感觉找工作难，那是因为放不下身段，太多人想坐办公室干白领。我觉得，农民进城以后的市民化问题，关键是要打破思想上的瓶瓶罐罐，就像我们打破堆放在楼道里的瓶瓶罐罐一样，打破了、扔掉了，就能轻松上阵了。”说话间，王金妹的手机闹铃响起，提醒她傍晚6点要去参加小区的“红马甲”巡逻。她略带自豪地说：“现在实在太忙了！”
2006年，亚都社区成立志愿服务队，王金妹和几位热心村民作为首批成员加入。此后，志愿队从20多人不断发展壮大，2016年升级为秀洲区“红马甲”志愿队后，人员已增至5万多名，不仅组建了近700人的志愿者专家库，还形成了安全防范、反诈宣讲、民意收集、暖阳调解、律师援助、爱心服务、暖巢行动等九大类特色服务内容，志愿服务活动几乎天天都有。
志愿服务，让原殷秀村村民在参与城市治理中增强了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渐渐地，他们从城市秩序、规范和文明素养的被要求者，变成执行者或监督者，身份的转换中，恰是“我的城市我来管”这一理念的彰显。
目前的秀洲花园，楼道堆放杂物、车库出租、乱扔垃圾等现象已经渐行渐远。“现在不用街道督促，不管哪一户家庭稍稍有点出格，其他人就会上门提醒。就连说话的大嗓门，进城这些年，我们的音量都已降了不知多少。因为我们知道轻声细语才能体现优雅。”说到这里，王金妹笑了，“不过，我现在的音量还是有些大哈？”
更大的变化在个体体现——
当年不好意思向儿子讨钱的陈问琳，不仅每月有3000多元的养老金，还当上了垃圾分类协管员，一年各类收入共有近10万元，儿子儿媳买车买房，她总想着贴补些；
当年没一技之长的朱荣华，考取了叉车证，凭着这项技术，有了稳定的收入，还趁着空闲加入社区老年大学，学饮食、学保健、学上网；
当年学习赶不上城里人的朱慧君，靠着自己的韧劲和此后享受的良好教育，考上了大学，成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秀洲外国语学校的一名语文老师，她3岁的女儿也上起了早教；
当年进城卖菜看到公园里老太太打太极拳无法理解的顾银友，现在天天在家门口的秀洲公园里锻炼；
……
“我们的未来不是梦。”一步一步中，殷秀人不仅走出了农村，也跨过了进城过程中的无形之坎。对他们而言，每过一道坎都是一种涅槃。融城之“融”是一种素养、竞争力、自我要求的提升，更是文化涵养的提升。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当前国家治理中的重大叙事。我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业人口转移过程。殷秀村村民进城的22年，是从“物”的城市化向“人”的城市化跨越的22年，是作为“农民”的他们向“市民”转型的22年。这22年间，他们曾经兴奋过，也孤独过、压抑过、彷徨过，但嘉兴市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关注进城农民的所思所盼，让他们的心事被重视，期盼被看见，梦想能拔节生长。
如果说，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奔向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一份试卷，那么，殷秀村村民进城22年的故事和他们的笑脸，就是嘉兴交出的生动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