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陈 苏 邓钰路
历史是一座城市的根和基，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本和魂。
讲好嘉兴故事，探人文嘉兴深厚底蕴，嘉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今起《江南周末》推出“社科知嘉”传播矩阵“人文嘉禾”栏目。
欸乃一声的小船里坐着游学的东晋诗人谢灵运，隐居乌镇“西林”，浸润江南的诗韵；“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写下脍炙人口悯农诗篇的唐代大诗人李绅游学乌镇；明军事家、堪舆大师刘伯温确认南北湖是中华龙脉之南龙入海处……
这片土地上充满着名士“顶流”刻下的足迹，本期回望打卡嘉兴的历代大咖们，追赏他们在人文嘉禾的长河中留下的馨香。
槜李春秋的吴王、越王、伍子胥、范蠡、西施等，从槜李之战的金戈声中走来，显映吴越文化的基因；
子城风烟中的苏小小、张先、沈括、仇英、董其昌等，从传于后世的诗词著作、书画名绘中走来，彰显古城文化的根脉；
南湖雅客朱敦儒、张岱、吴伟业、钱谦益等，从“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江南名楼中走来，灵动江南文化的传承；
运河来客苏轼、王安石、陆游、陈与义、杨维桢、宋濂、刘伯温、文徵明、祝允明、沈周、康熙、乾隆等，顺河而下、逐水而来，丰富了运河文化的遗存；
江海过客的秦始皇、白居易、刘长卿等，演绎着东流入海的万古豪情，偾张海洋文化的血脉。
历代文坛“顶流”与嘉兴结下千般缘，像一粒粒种子，在7000年“江南文化之源”的沃土上，花开朵朵，助推文盛嘉兴。
槜李春秋
嘉兴，烟雨中的江南，小桥流水，骨子里似乎都带着婉转与浪漫。
2519年前，“五月，于越败吴于槜李”，她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被记录在《春秋》，却半点浪漫都没有。
交战的双方都是一方大佬，一个是吴王阖闾，一个是越王勾践。
春秋无义战，这场以生命为代价的打卡，对双方来说，结果都不美好。
吴国战败，吴王阖闾重伤而亡，临死前嘱咐儿子夫差，勿忘杀父之仇，伍子胥受托辅佐少君。
伍子胥一直在嘉兴一带征战，相传阖闾曾让他在嘉兴筑东顾城备战，胥山得名也因其在此练兵伐越。然而，伍子胥的忠心带来的却是杀身之祸。
嘉兴人深爱伍子胥，留下许多他的故事和古迹，嘉兴的端午民俗也因纪念伍子胥而独树一帜。
槜李之战后两年，越国败于吴，勾践险死还生，卧薪尝胆。
西施就是这场博弈中的重要筹码。苎萝山若耶溪畔的浣纱女由范蠡亲自护送、教导入吴。
两人一路相伴，暗生情愫。嘉兴，是由越入吴的必经之地。唐陆广微《吴地记》说，两人三年才到吴国，生了一个儿子，入吴时，孩子已经会说话了，“至此亭，其子一岁，能言，因名语儿亭”。
首次打卡嘉兴，某个槜李成熟的日子，西施品尝槜李时不小心留下“西施指痕”，给代代怀古的诗人无尽的怅惘和感慨，也成就槜李内涵丰富的美名。
越灭吴后，相传两人在今范蠡湖隐居数年，“少伯曾居此，螺纹吐彩比”，湖中螺蛳因食西施散落的胭脂而成五色螺；城中倾脂河因西施临河而居倒入脂粉水香气四溢……此时，两人应是身心轻松愉悦的，连故事都带着香甜味儿。
两千多年后，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被发现，有学者猜测或是范蠡墓：狡兔死，走狗烹，范蠡可能如文仲一般，压根没有潇洒隐退，被诛于灭吴后。
那些流传后世的甜美，或许只是世人给予时代裹挟中的他们最后一丝无力的温柔。
先秦冷酷的金戈之声，最终平息于大秦帝国的一统天下。吴越文化气韵与水乡绿野的江南风情相互映照，汩汩流过两千余载，赋予吴根越角的嘉兴钟灵毓秀的人文气韵。
江海过客
钱塘江水，日日东趋海。嘉兴东临大海、南倚钱塘，自古为观海望日之所。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到东海之滨、钱塘江畔的长水。
有“望气者”说，“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希望大秦千秋万代的始皇帝如何能允？他派十万囚徒挖断龙脉，改长水为由拳，又因“水市出天子”的民谣遏水为堰，在长水塘斩马祭河神，后世称此地为马王塘、马塘堰。
在秦山，他东临碣石，面对波涛汹涌的钱塘江，豪气万丈，希望修筑大桥飞跃天堑。然而，“人力终有穷”，修筑了长城，征服了天下的始皇帝，不得不在打了十多根石柱后偃旗息鼓。
始皇帝的东巡绝非“到此一游”。秦统一天下后，在嘉兴一带设置海盐和长水县，嘉兴这个曾经的蛮夷之地不再偏安一隅，被纳入大一统的“帝国战略”。
大唐的风吹过。钱塘江畔，新乐府运动先驱顾况在他的家乡留下两处读书台——横山和东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人来千嶂外，犬吠百花中。细草香飘雨，垂杨闲卧风”，大约在758年，大诗人刘长卿拜访好友顾况，被贬返乡的他于横山筑草堂读书。林木掩映，路径难寻，白云、清风作陪，顾况的读书生活在刘长卿看来悠闲自得，野花自开谢，黄犬吠柴门，闲卧春风里，好似幽深隽秀的山水画卷。
自诩“五言长城”，有“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等名句传世的刘长卿，此时正代理海盐县令，写有《海盐官舍早春》，“柳色孤城里，莺声细雨中”，他笔下的海盐春色清丽通透。他与嘉兴诗人顾况、丘为诗词唱和，有学者考证，他可能在唐宝应、广德年间任嘉兴县尉，有诗《秋夜雨中，诸公过灵光寺所居》，灵光寺便是改名“精严寺”的嘉兴名寺。
因为顾况，探访、寻古的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唐穆宗长庆二年（822），杭州刺史、大诗人白居易专程到硖石寻访恩师顾况读书台，写《登西山望硖石湖》，“犹记长安论诗句，至今惆怅读书台”，他们相识于少年白居易初到长安时。他带着那首我们幼时都背过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去拜谒功成名就的顾况。顾况看到他的名字，开玩笑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都城生活成本太高，居住不易啊。但阅罢诗卷，他便改了口，“道得个语，居即易矣”，你文章写得好，想在长安居住不难。顾况的赏识给了白居易才华最好的注解。
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钱塘江畔，始皇帝欲跨海的石柱，顾况读书台的闲云、残碑，千年前的一代诗宗，在浩荡历史中，归于风烟俱净，但奔涌的潮水依然冲刷着城市的海岸，世代同海潮争土、与风浪博弈的人们，在文化基因里，烙印着海的印记。
运河来客
110公里大运河沟通南北，嘉兴是全国唯一以“原生态”大运河为环城河的城市。随着运河水流动的，除了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的物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往来互动。历来，很多名家顶流顺运河而来，到访嘉兴。
最有名的两位是苏轼和王安石。
苏轼比王安石小16岁。两人政见不同，王安石变法时，苏轼四次上书弹劾，苏轼被贬杭州，很重要的原因是写词讽刺了王安石。但才情斗破天的两个人仍惺惺相惜，苏轼遭遇“乌台诗案”险遭杀头之时，王安石伸出了援手。
两人结怨半生，“相爱相杀”。巧的是，他们都曾多次到访嘉兴。
先说苏轼，两次在杭州任职，多次来往嘉兴、海宁等地，留下十多首诗。苏轼曾三访嘉兴本觉寺，留下“三过堂”的历史佳话，都源于四川眉山老乡文长老。嘉兴大地上可说是盛满了他的乡愁乡情。
1071年，苏轼出任杭州通判。两年后，苏轼镇江赈灾，经过嘉兴，听说陡门运河边的本觉寺文长老是老乡，就去拜访。老乡见老乡，喝茶吟诗，谈古论今，相见恨晚。
1079年，苏轼在湖州知府任上，再到本觉寺，文长老已病倒在床上。茶禅一味，人生几度风雨。彼此的关切和安慰都付淡淡笑谈间。
1089年，经“乌台诗案”风浪的洗涤，苏轼调任杭州太守，赴任路上，再访本觉寺，文长老已驾鹤西去。阴阳两隔，唯留任平生的一蓑烟雨，令人慨叹。
王安石与嘉兴结缘，也源于一座寺庙。南湖区新丰镇曾有净相寺，梁武帝天监元年（502）丞相解景荣所建。王安石来过很多次。
1037年，王安石游净相寺，12年后（1049）故地重游，发现大雄宝殿西北角有坍塌，念念不忘重修这座缘分不浅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1068年，已是宰相的王安石才得偿所愿。
现实中的净相寺已淹没于历史风烟中，“净相前朝寺，荒凉二十秋。曾游减劫坏，今遇胜缘修。”这首王安石写给方丈的诗，却永远流传在文化典籍中。
回望两位大神踏足嘉兴的时间，苏轼是在王安石重修净相寺三年后，第一次访文长老。
千百年来“三过堂”吸引文人墨客唱和不断，给嘉兴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记。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到四川夔州任通判时，曾到本觉寺凭吊、夜宿。《入蜀记》里还记载，他到子城花月亭怀古。1170年，陆游在嘉兴人方滋家里吃了顿饭，方滋做过秀州知州，他的父亲方元修，是王安石弟弟王安礼的女婿。
陆游还留下了去放鹤洲拜访朱敦儒的记录，根据《朱敦儒词赏鉴》考证，他与朋友同去探望，听到悠扬的笛声从烟波中传来……只见室中壁间尽悬琴、筑、阮咸等乐器，檐下则均是世所罕见的珍禽，真如山野仙人一般。
嘉兴历史上曾有五座东坡煮茶亭，分别在本觉寺、景德寺、真如寺、壕股塔院、鸳湖湖心，其中四座均在寺院内，可谓禅意十足。六下江南的乾隆皇帝正是循着苏轼的“茶禅一味”，沿运河从陡门的本觉寺到三塔的景德寺，与方丈吟诗品茗，还为景德寺赐名“茶禅寺”。
苏轼和乾隆都喜品茗，前者曾创作80多首咏茶诗词，乾隆有茶诗200首。他们在嘉禾土地上找到了抒发的共同土壤，隔空唱和，共赴雅好。
乾隆寄情嘉兴烟雨，欢喜江南山水，六下江南，六次到嘉兴，八次登上烟雨楼，留下诗作十余首，两次住在海宁陈家。而他的祖父康熙大帝六次南巡，也五次光临了嘉兴。
若说苏轼与乾隆是以茶唱和，那么1350年春，在运河边的濮院，那场“聚桂文会”就是以文会友。濮氏发起，元末文坛领袖杨维桢任主评裁，东南五百文士留下诗文五百余篇，氤氲着这个小镇的文气。
子城风烟
临河的窗一扇扇打开，“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与情郎结同心的南齐钱塘歌伎苏小小，或许就在嘉兴城中某扇半开半掩的雕花木窗里梳妆。她魂归嘉兴的地方，就在子城边，引无数墨客前来踏访，见证了刘禹锡与挚友裴度在嘉兴共度的少年时光，“忆得当年识君处，嘉禾驿后联墙住。垂钩钓得王馀鱼，踏芳共登苏小墓。”
穿越子城的历史风烟，巍峨的城门，记录着来来往往的足迹；斑驳的城墙，刻画着他们留给城市的一道道深刻的印痕。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这首被王国维盛赞的伤春之词《天仙子》，正是张先在子城写的。当时是宋仁宗庆历年间，他是秀州通判，州府副职，对长官有监察责任，相当于现在的纪委负责人。
与苏轼同时代的沈括，在“乌台诗案”中曾与同僚一起构陷苏轼，但这不影响他写出科学名著《梦溪笔谈》。而这部著作的一部分是在子城完成的。宋元丰八年（1085），沈括迁任秀州团练副使。从1085年到1089年，他在嘉兴做过四年官，同时专心编著，一是编订《天下郡县图》，二是撰写《梦溪笔谈》。《梦溪笔谈》成书时间一般认为是1086年至1093年间，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穿过子城北门，过中山路，便是瓶山。
站于此地，跨越时间之河，仿佛置身历代嘉兴城最繁华的所在，在宋代，子城东北角曾有高高的披云楼，在明代，瓶山侧曾有天籁阁。
一座天籁阁，半部中国书画史。
“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是天籁阁主人项元汴书画鉴藏的领路人。
初识文徵明时，项元汴二十出头，垂垂老矣的文徵明悉心教导这个对书画无限热情的小辈。
在项元汴身上，文徵明或许看到那个曾经风华洋溢的自己，在乌镇参加雅集，品茗论诗、彝鼎鉴赏、书画交流，“雨涤山花湿未干，野云流影入栏杆”，文徵明将他的青春写入江南的烟雨中。与他同列“吴中四才子”的祝允明，也有诗作。
文徵明年事已高，与项元汴亦师亦友的是文徵明之子文彭、文嘉，他们在书画、收藏上相知相惜，担任着项氏鉴藏的导师。
文徵明去世后，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从苏州转移到嘉兴，以项元汴的天籁阁为原点的文人交游圈如涟漪般荡漾于江南的烟波中。“海内风雅之士，取道嘉禾必访元汴，而登其所谓天籁阁者”，书画名家詹景凤、文学家陈继儒都曾登天籁阁观项氏所藏。
“明四家”之一的仇英，曾被项元汴聘请到天籁阁坐馆十余年，他穿过岁月，直接触摸着千余件宋元珍品名绘，不同流派汇聚成奔腾的洪流，带着他冲入艺术的汪洋，他的创作日臻完美，临摹比原画还好，创作独具妙笔，成为“吴门”中坚。
明代画坛巨擘董其昌也是天籁阁的受益者。他从十几岁和项元汴儿子相识，到八十多岁名满天下，与项氏来往甚密。董其昌数度提及，看了项元汴所藏晋唐墨迹，“始知从前苦心，徒费年月”，即使时隔多年，他在为传世书画题跋时，仍时不时提及当年曾在天籁阁观阅这些画作。
南湖雅集
“鸳鸯湖边月如水，孤舟夜榜鸳鸯起”，苏轼曾经看过的那轮月、那片湖，数十年后，又一个皎洁的月圆之夜，宋代另一位大词人朱敦儒和三五好友于鸳鸯湖上夜宴，“鸳鸯湖上，波平岸远，酒酽鱼肥。好是中秋圆月，分明天下人知”。月明风清、美酒佳肴、君子如荷，这就是他隐居嘉兴的生活。
人生最后十年，朱敦儒几乎都住在放鹤洲，“一个小园儿，两三亩地。花竹随宜旋装缀。槿离茅舍，便有山家风味。等闲池上饮，林间醉”。好不惬意。
南湖的烟雨，轻柔缠绵、宁静包容，她坦然欢迎着每一个来往的过客、每一个寄居的游子。
始建于五代后晋时期南湖之滨的烟雨楼，得名于唐朝诗人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意。明嘉靖年间知府赵瀛重建烟雨楼于湖心岛。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到南湖而登烟雨楼，做《烟雨楼》，“嘉兴人开口烟雨楼，天下笑之，然烟雨楼故自佳”。
可以说，烟雨楼代表明代嘉兴辉煌的顶点，江南名园见证着嘉兴名人雅士曾经的风云跌宕。
勺园是明末文士、复社巨头之一的吴昌时的私家园林，出自叠山圣手秀州人张南垣之手。
“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南湖烟雨迷离，有黄莺飞过，提到勺园，不得不提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的这首《鸳湖曲》。52句的长诗记述着最美的南湖之春。他乘扁舟从苏州拜访勺园主人，临水台阁歌舞欢腾，“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鸜鹆”，玩了一天，酒散人归的时候，南湖上全是灯火，“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
勺园盛极一时，名士云集，才子佳人。明末清初文坛盟主钱谦益和秦淮八艳之一、嘉兴人柳如是便是在这里相识定情的，之后才有了有名的访半野堂，才有了“我闻室”“绛云楼”“红豆馆”的恩爱缠绵，金屋藏娇的佳话流传。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指出，勺园是“钱柳因缘得以成就之枢纽”。
勺园的鼎盛转瞬即逝，不久后，吴昌时因政治斗争失败，被“腰斩于市”，勺园充公而破败。这首《鸳湖曲》作于顺治九年、吴伟业旧地重游时。
勺园，吴伟业怀念它，很多人凭吊它，更多是因为这里曾是东林党人的重要据点。“那知转眼浮生梦”，他们不能忘的何尝不是当年复社在此雅集的鼎盛，伤怀的何尝不是政治的风云变幻。几乎在同时，他画了《南湖春雨图》，感怀往昔，草草点染，可见当年昌时园林亭榭之胜。
吴伟业多次来到嘉兴，顺治七年（1650），他在南湖主持十郡大社。当时南湖上“连舟数百艘”，江南杭州、苏州、无锡、会稽（绍兴）、嘉兴、湖州、宜兴、华亭（松江）、萧山、吴江、昆山、德清等各郡名士经运河集中在南湖烟雨楼，商量成立“十郡大社”，反清抗清。22岁的朱彝尊，第一次接触众多名流，大开眼界，得到吴伟业的夸奖和鼓励，为未来成就“一代词宗”打下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