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郑小梅 通讯员 王轶星 插图 张利昌
【撇出故事】
植物学博士，是不是约等于“行走的植物百科全书”？他们看到的和理解的世界有何不同？在海关，植物学博士能干点啥？
带着一肚子问题，记者走进了嘉兴海关驻嘉善办事处业务二科科长张红英的办公室。
张红英1976年出生在河北石家庄，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植物保护学专业的昆虫分类和系统发育方向。她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都在河北农业大学。回忆起填报本科志愿，她笑着说：“当时有人告诉我，河北农大自己有地，粮食能自给自足。我也不知道专业未来是干什么的，就觉得学校挺好，就报了。所幸，一路走来，遇到的老师和同学也都很好。”
在海关工作多年后，回忆起求学时与师友深入大山深谷、无人秘境，她的语气中仍然满是神往和满足。“比如我们在贵州雷公山国家森林公园科考，那里山连着山，入眼皆绿，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只见山谷静谧、山河壮美，人的心境会完全不一样。”
人生海海。博士毕业后，张红英没有进研究院继续深造，也没有进高校教书育人。因缘际会间，她走向了海关，以专业为盾，镇守国门。一个新世界，向张红英打开了。
“昆虫侦探”张博士
“进入海关工作，我的专业方向侧重于应用。”张红英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
张红英在海关守国门，首要职责是生物安全风险防范。其执法依据主要是我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总则开宗明义：“为防止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和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以及其他有害生物（以下简称病虫害）传入、传出国境，保护农、林、牧、渔业生产和人体健康，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制定本法。”
“阅虫无数”的张红英以过硬的专业背景进入海关镇守国门，凭借的正是她“一眼识虫”能力和快速判断风险等级的真本事。
“如果是常见的昆虫种类，看一眼基本上就能确定；确实有比较疑难的，就需要查阅文献、咨询专家。”在张红英的认知体系里，执业与治学无异，无非求真二字。
有一次，他们在一批进口木材中发现了一只活虫。“我们要确定这是什么昆虫？风险高不高？是检疫性的还是非检疫性的？”张红英说，如果判定是检疫性的害虫，按规定必须进行检疫处理，费用由进口企业承担，“我们依据的是国家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进行判定，会明确告知企业这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危害、必须怎么处理。”
是或不是，立见真章。
“你是学植物保护学的，那你认识的植物多，还是认识昆虫多？”记者问。
“那还是认识的昆虫更多。”张红英说，“昆虫分类这个专业入门很难。入门以后，因为触类旁通，再到海关来工作就很容易上手。”
走出实验室，意味着告别研究工作吗？其实不然。“来到海关后，我要面对的是世界各个地方的物种，反而比在研究所需要查阅的国外文献更多；通过昆虫分类的研究方法，我认识的昆虫反而更多了。”张红英说。
在科研领域想要发现一个新物种已经很难。而在海关从事植物检疫工作，张红英和同事们“首次检出”却意义重大。
对于地方海关来说，因为进口货物的种类相对固定，所以，检疫工作中遇到的情况久而久之就容易发展成为常态。但正是在这样的常态中，张红英就像一名“昆虫侦探”，发现了蛛丝马迹。
嘉兴木业产业发达，木材是嘉兴的进口大项，以进口北美、欧洲的木材居多。长期驻守海关战线，张红英关注到了木材中的常见害虫类群小蠹科，并首次检出材小蠹属旗下的多个检疫种类。材小蠹属种类多而复杂，而由多个种组成的种团，就是放在显微镜下看形态特征也非常相似。“这时候，你敢不敢确定它的种名？能不能拿出证据？我就是做昆虫分类研究出身的，我查阅了大量文献，做了充分的研究，最后确定下来，它就是一个我们从未查获的种类，为兄弟口岸的检疫提供了依据。”
张红英还首次从北美木材中检疫鉴定出一种小蠹。“我相信在天津、深圳以及江苏口岸的木材进口中都已经检出查获过这个种，但是他们没有鉴定出确定的种类，只笼统地写小蠹科。”张红英说，“现在，我的研究已经接近尾声了。”
张红英一直关注进境木材上发现的小蠹类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木材进口量非常大，而关于木材中小蠹的种类还未得到充分的研究。这其中可能还潜藏着很高的检疫风险。海关的职责除了筑牢国门生物安全屏障，也要服务外交大局，故而要慎之又慎。
“专业托举”张老师
作为高端人才引入海关系统，在张红英的职业规划中，或多或少有点像当年填报高考志愿一样，存在一定偶然性。偶然当中似乎又有着命定的必然。以张红英的清醒乐观，对于命运中的种种，她似乎都能泰然处之、甘之如饴。
从身穿白大褂到头顶国徽，张红英在专业上和职业上都找到了价值感。
“你在海关工作，兴奋点是什么？”记者问。
对此，她给记者讲了两个故事。
海宁某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出口桑苗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张红英发挥专业优势，就帮助解决了技术卡壳的问题，让合作社的出口桑苗能够符合目的地国家的检验检疫要求。
“桑苗出口了，当地农民不就多了一份收入嘛，我很高兴能帮助到他们。”张红英笑着说。
此外，秀洲某种业公司，由3位留学日本的“海归”创立。书生办企业，难免遇到困难。企业在种子产品出口中也遇到了问题。张红英一直跟踪服务。眼见企业发展越来越顺利，她也为那个企业高兴。
在创办企业之前，种业公司的一位负责人与张红英有过一次交集。张红英在做木材小蠹研究的时候，查到日本名古屋大学出版过一本专著。几经辗转，找到了当时曾在日本留学的这位企业负责人，并顺利收到了日本学者赠送的这本关于木材蠹虫研究专著。
张红英说：“当时他还问我，‘你都已经在政府里当公务员了，怎么还做研究？’我说，一方面是我国大量进口木材，行业发展确实需要研究。另外，我自己也感兴趣，想把这个研究做个总结，也能为别人提供借鉴。他歪了一下头说，如果大家都能像你这样想，我们国家一定能发展得更好。”
“我讲这两个故事的目的，是想说，虽然我博士毕业后没有去从事专业研究工作，但是我在海关工作同样能够实实在在为社会带来效益，这就是我的兴奋点。”张红英有感而发，“我计划写一本书，专门讲进口木材里的小蠹，一共有多少个种类，每个种类是什么样子，能够专业地记录下来，提供给行业参考。”
博士是张红英最显著的身份标签，昆虫是她认识沟通世界的桥梁。
博士是什么？张红英是这样理解的——如果人的认知是一个圆，通过在某一个方向持续深入的研究，在认知圆圈上形成了一个凸起点。“随着我对昆虫分类研究越来越精细，了解得越来越多，在昆虫方面我肯定比90%的人都知道的多。但其实你懂得越多，会越感觉到，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和卑微。哪怕是昆虫的种类，我们人类所知还很有限。”
正因为如此，张红英一直想在昆虫科普上做一些事情。用她的话说就是“想让别人能通过你来认识世界”。如果说科学的进步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那么张红英希望自己成为“进步的肩膀”之一。
去年，张红英与其他几位同行合作编著了一本《濒危蝴蝶图鉴》的内部资料，为行业提供借鉴。想要编著这本图鉴，需要查阅大量海内外文献资料。比如，很多蝴蝶是以南太平洋上的岛屿中的地名命名的。其中一项工作就需要查阅两百多年前的老地图，与现在的地图对比，以核实岛屿的名称和蝴蝶的关系。
“我老公都说我，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坚持做专业研究这部分的东西？我觉得，除了工作需要之外，我还希望做一些科普方面的工作。”在专业上，不久前，沈阳海关的同行就求助于张红英，请她辨别一下截获的蝴蝶标本是否濒危。
而科普，一直都是张红英的夙愿。每年暑期，嘉兴海关都会面向中小学生，开设暑期普法课堂、科普课堂。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去讲了一堂昆虫课，有将近10组家庭来听课。其中一位家长告诉我，报名的时候，其实可以选择做陶瓷等其他课程，但是孩子坚持要选这堂昆虫课。确实，身边也有许多孩子对昆虫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做科普的决心。”张红英说。
对于怎么做昆虫科普，张红英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想做那种面向幼儿的科普，而是想把书写给更多对昆虫有兴趣的人包括成年人一起看。就像美国学者丹尼尔·查莫维茨写的《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一样，不是那么低龄化，又很有趣味。希望我的书能够让大家借助昆虫重新认识我们的世界。”
采访里的“快问快答”
问：“读到博士，又是做这个工作，您会有什么‘职业病’吗？”
答：“有。我的职业病大概就是出去散步或者就是走路的时候看到一个植物，肯定会翻一下叶子背面。因为害虫的卵一般会产在叶背面。”
问：“来采访之前，我以为植物保护学博士基本等同于一本行走的植物百科全书。您遇到过不认识的植物吗？”
答：“肯定有的。遇到不认识的植物，我也用手机App扫一下。”
问：“昆虫里比较长寿的品种有什么？”
答：“你听说过一种十七年蝉吗？因其地下生活长达17年，故而得名。”
问：“昆虫里力气比较大的有什么？”
答：“屎壳郎的力气就很大。它能推动或拖动相当于其身体重量1141倍的物体，相当于一个人拉动6辆双层巴士。另外，它还很专一，一辈子认准一颗粪便，不轻易挪窝。”
问：“当听说您是植物学博士，经常被人请教怎么养绿植吧？”
答：“常有的事，这个很正常。基本就是浇水、营养、土壤、病虫害这些问题，比较简单的。”
【捺出态度】
人才是兴国之本。
国家培养一位博士不易。怎么用好高端人才？我们观察到，近年来，政府职能部门加快引进高端专业人才步伐，让高端专业人才成为“把关人”，当好“政府店小二”，把专业用在刀刃上，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直接体现。
对于个人来说，专业是立身之本。专业深度影响着价值高度。能够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既是个人之幸，也是社会之幸。从学术博士到治理精英的转变，不仅关乎个人能力，更关乎个人追求。像张红英这样，无论治学还是从业，始终持续保持对专业的热爱和热情，进而辐射他人、照亮事业、服务社会，求真向善而保有专业乐趣，内外圆融，终于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光，值得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