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许金艳 戴 群
海飞的写作生涯一晃走过了快三十年。
时光推到二十多年前，他在粉尘满天的诸暨化肥厂造气车间的水泥工作台上写作。
那时候，这个出生在诸暨一个叫丹桂房的山村青年，热烈地爱上了写作。从在报刊上写豆腐干文章，到写成热销作家和编剧，他走过很多路，见识过不同的人生。
他不仅写下了热播剧《麻雀》《谍战深海之惊蛰》《薄冰》《旗袍》等悬念迭出的谍战剧原著作品，还创作过大量的中短篇小说，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奖、全国优秀小说奖等诸多奖项。
9月17日，海飞携最新作品《海飞自选集》来到嘉兴，讲述他的人生、影视和文学，讲述他对故事的迷恋，带给很多人共鸣。
海飞的分享，既是在讲述他个人的文学史，也是一个努力写作的南方作家娓娓道来他对理想的坚守、对人生的感悟。
相比这个时代的“速食”节奏，他告诉我们，他是笨拙的人，而笨拙是一种能力。这话让人印象深刻。
以下内容根据海飞在嘉兴的讲座分享整理而成。
写作最重要的，首先是热爱
我走影视剧这条路也是阴差阳错。2010年，我进入了电视剧创作。一个影视公司的老总，给我新启动的项目取名为《旗袍》。我说这是个女性化的名字，他给我灌输了一个理论：你名字取得再好，如果不是爆款，没人知道；如果名字不好，但是爆款，照样能叫响。这个老总也是诸暨人，是一个非常拼的人，我受他的影响其实挺大的。
常常有人问我，你觉得我适合写作吗？我会回答，看你要写成什么样，你想写成鲁迅，那也许不太可能，但你要写得比你自己好，就可以。我认为对写作者来说，很多特质都不重要，包括灵气也不重要，因为灵气是需要打通的，这是写作的基本功。写作最重要的，首先是热爱。
我就是要写得比自己好，我也是在这样一个要求下开始写的。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发表在刊物上，很激动的，就躺在床上一直看这个铅字，我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热爱。
我曾在列车里看到一对母女很专注地在看《小说月报》，虽然这期杂志里没有我的作品，但我知道《小说月报》一定会在一定层次的人群里流行，我就感觉快乐，这是一种热爱。
包括我现在还在写作，如果只是为了谋生，那我随时可以退休，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为什么还想写，因为我想传达我的创造。我看到很多人在看我的电视剧，看我创造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在传达，我就会快乐。每个人的快乐不同，我的快乐其实就是做事情。
写小说，首先要热情，然后才是大量的阅读和写作。热情了才能投入，热情了才会有行为。这就跟男孩追求一个女孩是一样的，需要有巨大的热情。
现在这时代，媒体多，载体多，抖音、视频、小微视频等，我们表达的出口也很多，但是更打动人心的一定是这些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而文学是我们掩卷以后的沉思。我们会被舞剧、话剧震撼，会被一幅画打动，会哭，触动神经，但我始终认为，文学的力量一定是远远大于其他文艺作品的。
行恶是会反噬的
来说说理想，我觉得理想在影视文学作品中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紫金陈的小说《沉默的真相》，写了一个性侵案，但他根本就没有放大去写性侵案，而是写了伸张正义的过程。它讲的是理想，而且是一个大理想。什么叫大理想？就是这些人明明可以好好地过生活，他们都有各自的人生，但为了一个执念，要牺牲很多的东西去伸张正义。
判断一个小说或电视剧好不好，很简单，就是读者、观众有没有产生共鸣。有很多小说家在写小说，会说这个小说的语言很好，但语言很好，故事不好，相对还是弱了。
我经常用《上海滩》举例子，《上海滩》是很经典的一个电视剧。冯敬尧和许文强要决斗的时候，女儿冯程程在场，他们两个人要轮盘赌的时候，女儿一边是父亲，一边是心爱的男人，两个人轮盘赌就是左轮手枪顶着脑袋必须死一个。在电视剧中，这是一种技术，这叫三角关系。
“三”是很牢固的一个数字，桃园三结义，投名状也是三个人，它构成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关系。
冯敬尧在剧中是坏人，但冯敬尧爱他女儿，（好坏有时候）只有立场的不同，角度的不同，没有真正的善恶。我们不能随意地去界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人性藏在每个人的心里，恶是藏着的，只不过是我们没有用火柴去点燃恶，没有让它爆炸。
我相信，行恶是会反噬的。恶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你伤害过的人和事，有一天会伤害到自己。
人生其实很短，人生其实也很长，人生长到像电视剧，很多的事情会有呼应，就是说你做的坏事有一天会有报应，你做的好事会结下一个善果，你做的努力也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你的人生之中发生的种种，都在你人生完成的时期内给你有一个轨迹。人生有时候就像剧情一样。
好的影视作品一定是从文学作品里改编过来的，为什么？因为它有根，我们看过《人世间》这个电视剧，都觉得好，如果你看过小说的话，就会知道，小说很棒，但其实剧本改动也蛮大，《人世间》的编剧王海鸰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编剧，我敢说她如果写小说，她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说家，如果她写长篇小说，很多作家根本写不过她。
包括《潜伏》的编剧和导演，《潜伏》的编剧和导演是同一人，北京电影学院的姜伟教授，他有很好的构架和把控长篇小说的能力。
还有一位编剧也非常的厉害，编过《人间正道是沧桑》，他是南京军区创作所的江奇涛，如果《人间正道是沧桑》是一个长篇小说的话，难道不应该是一个茅奖作品吗？当然这个茅奖作品也是我心目中的茅奖作品，这位编剧故事构架能力也是很强大的。
再比如说刘恒，刘恒写过《贫嘴张大民的生活》，《伏羲伏羲》被拍成电影《菊豆》。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进入了影视领域以后，他们不再创作小说，一是精力有限，第二个确实两种文体的冲突是让人很矛盾的，会不停地在冲撞。
笨拙是一种能力
我其实是一个笨拙的人，年龄大了以后更觉得笨拙是一种能力。笨拙怎么会是能力？因为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笨拙。
我看了大量上海的史料，如果盘点的话，我的小说其实大量在写上海。我跟上海有缘分，是因为我是半个上海人，我的妈妈是上海人，我的父亲是诸暨人，我的童年经常在上海和诸暨之间奔波。
前几天我在上海参加了话剧《向延安》（海飞原著／编剧）发布会，我心中有感慨，我有一种隐隐的预感，我跟上海的关系会走得更近。我写了那么多的上海，我接下去还会写上海，我是觉得在上海作家里，写了那么多（有关）上海的作品的，也不多，不要说我是一个浙江作家。
笨拙的最大的好处是让你去捕捉到很多上海的资料，在资料里面发现了很多的蛛丝马迹，然后你顺着蛛丝马迹去虚构，去开拓，去构架故事，去制造恩怨情仇；创作需要你不停地了解这一个地域，这是一个多么笨拙的事情。
其实慢就是快。你得慢慢地不停去学习，以《苏州河》为例，我写《苏州河》，我其实是翻了大量的警察资料，我去找到上海警察作家协会，跟他们聊天，他们送了我一本很厚的书，叫《海上警察百年》，很厚，100年的警察的故事，全部在里面。
很巧的一个事情是，过去了那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事件，很长时间，它（上海市公安局大楼）的门牌号一直是福州路185号。我又去了警察博物馆，里面警服的变迁，那些枪支，用过的摩托车，警械全部都在，然后我又查了大量的其他资源。
这就是在做笨拙的功课。我不会成为一个好的警察，也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特工，但是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好的作者。
残酷与温暖永远是并存的
我觉得人生是残酷，也是温暖的，但终究还是残酷的，这其中有一个主题叫宿命。我认为宿命是真实存在的。我有一个小说《赵邦和马在一起》，写得很荒诞，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里面有各种人的人生宿命。
我还有一个小说，叫《闪光的胡琴》，讲一个小男孩偷了一把盲人的胡琴，后来他被盲人的弟弟逮住了，打得半死，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男孩对音乐的热爱。最后男孩的眼睛瞎了，结局很惨，很荒诞，但这就是宿命。宿命不是迷信。
我还写过《秋风渡》《往事纷至沓来》也都有宿命感，可以说，我对写宿命的东西乐此不疲。
我有一本散文集叫《没有方向的河流》，我说，河流为什么会形成，因为遇石头会转弯，河流弯弯曲曲，顺势而下，人生也要学会顺势而为。人生就像河流一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遇到一块石头，就转弯了，你不知道你从事的职业，你第一份工作能做多少年，你遇到什么样的人，都是不知道的。
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残酷的，只是我们没有经历而已，或者是我们还未经历到。
小说家（在创作时）有时候需要让很多残酷的事情发生，但小说家应该是平静的。所谓的内心波澜四起，表面平静无水，这是一个小说家应该有的一个素养，而我其实非常迷恋残酷之美。
我的老家已经拆迁了，我手机里有老家（拆迁时）的照片。我家养牛的地方，一个牛圈，墙只有这么高，但是墙上爬满了藤，废墟里面它竟然生长着一种生命，它蓬勃的生命是绿色的，当时我就把它拍下来，我甚至拍下了我们家院子里的水缸，水缸上刻了字：春光。
我是觉得春光这个词很好，一个水缸上，一个足足有100年的水缸上刻了春光两个字。
我问我的父亲春光是谁？春光是他的外公，这是他外公的水缸，他把它拿来用，这个水缸里面接了半缸的水，水上还有那种浮萍，我是觉得这个意象很美好。
小说家其实是很矫情的，残阳让你的心情很澎湃，甚至是黄昏、火烧云这些东西包括废墟，甚至是阳光下的一场雨，又有阳光，又有雨，又有残酷，又有温情，这就构成了人世间的多元，这一定是能够打动人的。
即便我们在战争时期，炮火声浓浓地传来，我们在这里举办一个小小的聚会，说我们跳支舞。这是我随意给大家虚构的一个场景。另一个人说，敌人就要逼近这里，“我”说跳舞很重要，然后音乐起。我是觉得这样的场景很矫情，但是也很美好，很表现人物的性格。你不知道战争过来枪炮过来以后，舞厅会被炸成什么样子。
残酷与温暖永远是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记得残酷永远在。就像我写的一个小说《台风》，《台风》的前言就写到了，人生不过是送走一场台风，再等待下一场台风。
台风一定在以前的任何年和以后的任何年会来临，而人生的变化我们永远都在经历。很多小学生初中生可能还没有（体会到）这种变化，但是大人，工作着的、经商着的、生活着的，他们每天都在接受变化，他们波澜不惊，因为生活教会了他们从容和平静地来处理我们所有的残酷。
我最近常常感叹的是，人生太短了，好像只是眨了下眼睛，就已经到了这个年龄；那我们离开人间也只是眨了一下眼睛；但这不是一个悲观的事情。
人生又是长的，因为有那么多回忆。人生还是精彩的，因为它少，如果人生是无止境的，那就不精彩。
人生还因为有各不相同的变数而精彩，你永远不知道人生的下一秒，会经历的是什么。所以文学影视与人生一直是息息相关的。
可能天生就有一条命运会推你去写作
我常常觉得命中注定可能跟写作有缘。我从来没有想要成为一个作家，只是曾经有过很多阅读，可能天生就有一条命运会推你去写作。
我年少时也不是文学少年，但看过很多书是真的，这其实也是受了母亲的影响。我母亲喜欢看武侠小说，我还记得小时候的夏天蚊子特别多，她就坐在蚊帐里面看书，一个通宵就把一本书看完了。她做饭的时候也会看书，还常常把饭烧焦。
我经历过很多工作。从14岁到17岁，务农了3年，农闲的时候就去镇上打零工。我现在还常常回忆这段经历：每天下午4点到5点，太阳已经下山，我站在稻田里，水温不是那么热了，我种田的速度就会非常快。回家的时候，月亮开始升起来了，我去河里洗澡，坐在石块上，河水从身边经过，有哗哗的水声。这段人生经历挺难忘的。
17岁时我去当兵，离开家门以后，从此在故乡就再也没有长时间密集的生活了。
我一直反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古话，因为任何一个人，对人生的认知都未必准确，对人生我们要学会分析，要有哲学思维。我相信的俗语是“树挪死人挪活”。
我从小到大读书都不好，也没考上高中。后来我去报考了汉语言文学的自考，结果发现都要靠背的，我实在也不行。但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奋斗一下，要找一条出路，就想，那还是试试看写作吧。
在部队的时候，我开始阅读一些文学杂志，其中有一本安徽的杂志叫做《诗歌报》，那个时候诗歌是非常流行的。
高高的哨楼上，有一个兵在站岗，但其实他手里拿着一本杂志，不时在看那个《诗歌报》。
我的兵种是武警，那时候我站岗是看管犯人的。
真正开始写，是（退伍后）去了诸暨化肥厂当保安。第一个发表的文章800字，那个时候有一张报纸叫《劳动时报》，是浙江省总工会办的，后来改成了《浙江工人报》，我的文章还上了副刊的头条，上面写着诸暨化肥厂陈海飞。
这是第一次我的文字变成了铅字，但是我却仍然从没有想过，会从此走向作家的道路。
疯狂写作是在1996年开始的，我开始疯狂地写作小说。我有一个朋友，他也热爱写作，他不停地劝我一定要上大刊物，我说上不了，慢慢来，我这叫农村包围城市，先从小的刊物开始，结果果然是包围了城市。
我那段时间疯狂写作，还有一个动因，是因为我想换一份工作。
20世纪90年代，已有大学生拿着文凭去面试，我的初中文凭肯定是拿不出去的，我最后去面试，是拿着我发表的文章，有一家制药厂要招一个岗位编厂报。后来我还换了很多岗位，去了学校编校报，进了报社——在诸暨日报编副刊。在去报社半年，我开始负责报纸的周末专刊，做各种采访，乐此不疲，把自己搞得很忙碌，有一天我终于觉得文学离开我很远，然后又开始写作。
我写了一个小说叫《温暖的南山》，十月杂志的编辑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刚好自行车骑进了报社的院子，我脚踮在地上，接听了这个电话。
那是我第一个上大刊物的作品，写一个农村女孩的艰难的岁月。从报社离开后，我变成了一个自由创作者，一年半的时间里写了一个长篇（长篇小说处女作《花雕》，后来改编成电视剧《花红花火》），获了一个小奖，然后信心满满觉得自己能成为作家，但是那时候仍然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编剧。
后来进入了浙江省文学院工作，同时开始接触了影视。第一个影视剧我忘了是哪一个，《旗袍》还是《大西南剿匪记》，从此以后开启了小说和影视两条腿走的模式，在这之后才写了《麻雀》，写了《捕风者》，写了其他的一系列的小说。
《海飞自选集》是我过去写传统文学作品的一个集合，接下来我肯定会以一年一个小说左右的速度再继续往前走。我是一个产量比较大的作家，写的未必有多优秀，但是我是觉得讲故事的技能我是有的，然后我有一个小的野心，有一天把我的谍战世界也出成一套书，而且这一套书比《海飞自选集》的宽度要更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