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五代至南宋》
[美] 巫鸿 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五代至南宋这近四百年时间，是《韩熙载夜宴图》《溪山行旅图》《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等传世名作涌现的时期，也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个特殊而关键的阶段：本书是著名美术史家巫鸿的全新力作，吸纳考古美术的新近研究成果，聚焦五代至南宋时期各种类型的绘画作品及其媒材特征，关注多元背景下的绘画实践与跨地域交流，力图勾勒更加全面、立体的中国绘画发展脉络，多维度讲述中国绘画的新故事。
画科在北宋晚期和南宋初期变得更加完善。徽宗御制的《宣和画谱》将231名画家分入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十门之中。
其他画史著作如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和邓椿的《画继》（均写于12世纪），虽然使用了时代、造诣和身份等标准，但也都以画科作为确定画家专业的最基本因素。如《画继》把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至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间的219名画家置于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和小景杂画八门之内。
画科的出现和发展虽然一般被作为“艺术史学史”的题目，但实际上是绘画话语和绘画实践的综合产物，一方面标志了艺术概念的突破，另一方面也为山水、花鸟、仕女等画种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进而考虑绘画的社会性和赞助系统以及画家的身份及工作环境，五代至南宋这一时期也见证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即中央朝廷和地方政权对绘画创作越来越深的参与，以及由此导致的绘画创作的行政化和机构化。
宫廷任用职业画家自然不是此时才出现的现象——以往各朝皇室已把精于医药、占卜、星相、书法、图画等技艺的人才拢入内廷为己服务。如唐代在掌管图书的集贤殿书院下设有“画直”，其职能从“修杂图”逐渐扩大为“奉诏写真”。但只是从10世纪开始，才出现了皇帝将相当数量的第一流画家集聚在宫廷中的现象，其原因一是政治上的分裂局面导致了画家的流动，二是对绘画具有浓厚兴趣的统治者对这门艺术大力扶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位于成都和金陵的两个绘画中心——二者分别是前后蜀（907—966年）和南唐（937—975年）的都城。
宫廷绘画在宋代被进一步制度化，先是出现了名为“翰林书画院”的官方机构，徽宗（1100—1126年在位）继而创立了“画学”“书学”和“翰林图画院”，在全国范围内吸纳有才能的画家。这位皇帝通过自己的直接参与，把宫廷中的绘画创作结合以临摹和艺术教育，形成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综合性宫廷绘画系统。（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