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 苏 许金艳
人物名片
沈嘉蔚，祖籍海宁长安，1948年生于上海，3岁到嘉兴，1970年，北上黑龙江支边，从3岁到22岁，沈嘉蔚在嘉兴度过他青涩而温暖的19年。1974年，他的大幅油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入选全国美展，一举成名。1987年，历史画巨作《红星照耀中国》获全国美展最高奖。
1989年，他去了澳大利亚，2005年，他被丹麦王室指定成为澳大利亚“灰姑娘”——太子妃玛丽画像的画家，名声大震，2005年，澳大利亚全国性英文大报《澳大利亚人》将沈嘉蔚评为最杰出的10位澳大利亚华人之一。2009年5月，油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在中国嘉德拍卖，以795万人民币成交。近年来，他创作历史画代表作《兄弟阋于墙》《百团大战》等。嘉兴博物馆《槜李之战》也是他2003年应邀为家乡创作的。
嘉兴籍旅澳画家沈嘉蔚最近回来了。
他去杭州浙江美术馆，落实新作《落难的母亲》的收藏事宜；去北京，将旧作《满姑》捐赠给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他还制作了巨作《兄弟阋于墙》原大的仿制品，他的墨尔本老朋友要建中华文化中心，将展示《兄弟阋于墙》；还去湖南常德沅江河岸，看了看巨作《红星照耀中国》的马赛克壁画转化的成果，在这里，一面以沅江南岸的防洪大堤为载体的常德画墙，长达数公里，汇聚百余位艺术家的120幅壁画作品。
他首先回到家乡，见老朋友、老同学。时隔四年，沈嘉蔚接受《嘉兴日报·江南周末》的专访。
“如果一件作品的艺术价值已经被公认，转换成公共艺术形式，不是更好吗？”
记者：去年您的油画《红星照耀中国》（以下简称《红星》），在湖南常德沅江河岸完成了马赛克壁画的转化？
沈嘉蔚：是的。这幅画是我在1987年39岁时完成的，全画以124张真实历史照片为依据，创作近乎真人大小的人物群像，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曾在很多出版物上刊发。2018年，壁画学会的孙韬老师来信告知我，沅江河岸将建立以中华民族历史为题材的长达数公里的壁画群，《红星》被选入。我因常年在国外，特请新一代艺术家李丹担任艺术监理。她做得非常好。
记者：转化过程中在原画基础上增加了人物？
沈嘉蔚：对，增加的人物都是从《兄弟阋于墙》（以下简称《兄弟》）里抽调人马去支援的。内容扩充是因为墙面长28米，高3米多，《红星》按比例转化后，墙面还长出一大截。因此，《红星》在它问世三十多年后变身为壁画之际有了一个适度扩容的机会。最终，新增人物49个，主要分布在两端。当然，《红星》作为经典作品，要保持基本面目不变，确定的创作原则也不变，新增人物同样均有出处，绝大多数有名有姓，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入画的理由。
记者：您去看过壁画吗？
沈嘉蔚：我原打算开工后去现场看看，没想到疫情来了。我还没看过，但可以想象那种震撼，《红星》油画人物本就是真人大小，现在高达2.5米，非常壮观。
记者：《红星》原本只能在展厅或者出版物上看到，转化成壁画，与公众距离更近了，您担心过转化不成功吗？如今很多艺术品被转化成其他材料衍生品，您怎么看？
沈嘉蔚：我感到负担很重，因为不知道会弄成什么样。因为李丹的努力，转换成壁画非常成功。只要经过河岸都能欣赏。
这样的转化，我想没有艺术家不愿意，是件有意思的事。如果一件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已经被公认，转换成这样的公共艺术形式，不是更好吗？
记者：都说作品需要不断完善，《兄弟》有没有再修改?最近有展出计划吗?
沈嘉蔚：2014年我完成《兄弟》的90%，此后对它进行完善，最终在2018年彻底完成。当年11月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展出，这是首次完整展出全作。展览需要面临很多问题，所以我没有分心去做，不着急，这件作品已经在那里了，迟早都会跟观众见面的。
“宣传伍连德，我是最初的那一批人。”
记者：您最近有没有其他的创作？
沈嘉蔚：疫情期间，我完成了两件单幅历史画创作。其中一件跟浙江关系非常近，我推荐给了浙江美术馆，被他们收藏，这次回来要去杭州办这件事。
这幅《落难的母亲》，灵感来源于一张三个红军女战士的历史照片。我在《兄弟》里用了，《红星》沅江壁画扩充也用了。2021年，我决定把它变成油画，我觉得这张画应该在中国，所以我的画布是三块拼起来的，拆开很容易寄回来。当时，我还不知道照片背后的故事，在创作过程中，我找到了她们的故事。其中一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重要领导人梁柏台（浙江新昌人）的夫人周月林。她是宁波人，出生在上海，9岁到纱厂做工，桐乡人张琴秋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也是她的第一个夜校老师。
另一件作品也有故事。
2003年，我回嘉兴画《槜李之战》时赶上非典，我还因为感冒发烧被隔离。当时，福建教育出版社专程来嘉兴，希望我担任澳洲记者莫理循照片集的编辑。编辑《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时我发现，1910年，东北鼠疫大流行，伍连德花了四个月彻底消灭鼠疫，如果不是他，东北鼠疫夺走的生命将不只六万。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遗忘了他。我在照片集中，讲述了他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宣传伍连德，我是最初的那一批人（编注：伍连德是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医学的领军人物，193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是华人首位诺贝尔奖提名者，同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诺贝尔基金会称：“伍连德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检疫事业创始人”）。
2022年北京双年展其中一个内容是抗疫，我觉得这是机会，应该把伍连德好好画一画。我画了《鼠疫斗士伍连德》，还画了他的太太抱着三子。伍连德有点像大禹，杀灭鼠疫后，他到中俄边界调查原因，就在这时，他的儿子病死了。
“时代是个大象，每个艺术家反映它的一部分。”
记者：今天的事件，就是明日的历史，您作为当代艺术家，怎么看待笔墨当随时代？
沈嘉蔚：任何人都不能离开时代，你的成长，你见到的其他作品，你的创作都受到时代影响，可以说，时代是个大象，每个艺术家反映它的一部分。
记者：您是画历史画的沈嘉蔚。在西方艺术传统中，历史画家被排在“第一等”，是“大画家”。也有种说法，“历史画画的是历史的真实，而不单纯是真实的历史”，您如何理解历史画？
沈嘉蔚：历史画在西方传统中，大体来说，都是再现某个历史场景，即我们通常说的三一律（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的一致性），就像我画《槜李大战》，就是这个时间、这个地方、他们在打仗。
这个时代，电影已经取代历史画再现场景的功能，历史画还有多少没有被开垦的空间？
恰好我是个肖像画家，能够把画里的每个人画得像他本人。我觉得这有很大空间，可能是电影导演做不到的，他们费尽心机，找到的演员却不一定能够演出一个真实的历史。
电影通过讲故事，演员的表演，通过一个流动的时间长度来打动观众，画家不利的地方在于画是静止的，它能打动观众的，就是画里那些东西，最重要的还是画里的人物。我从《红星》开始，不自觉、下意识地创造了一种图像图式，把一组人物放到一起。单个人物可能是生活在他本人的时间和空间里，但我把他们放得好像是在一起拍照，把观众的关心点转移到人的命运上，叠加起来就是人类的命运。这是我对我所创造的这种历史画图式的基本理解。
“顾恺之是我最佩服的画家。”
记者：您的成长，包括出国、参加兵团、画画是跟时代结合在一起，有什么作品让你印象深刻，甚至影响了您？
沈嘉蔚：给我很深印象的是斯大林时代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油画，随着每一期《星火》和《艺术》等苏联画报“运”到中国来，被比我年长一代的艺术家剪下来收集起来。当时嘉兴县文化馆的袁谷人老师，就有一叠这样的画，大概上世纪60年代时，我常到他那里去看这些画。
每次晚上看完回来走在少年路上，走到荷花堤，在路灯下，我眼前就完全被这些画里的图像笼罩，感觉我有一天也能画出这样的画来，这给了我启蒙。
记者：当时您看到的都是哪些画？
沈嘉蔚：都是苏联的画，比方说画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的，黎明时，列宁站在小船船头，后面是船夫和一片茫茫的湖水。好些类似的画画。
记者：您去过国外各种艺术馆、博物馆，您会看在那里收藏的中国经典作品吗？
沈嘉蔚：当然，我到大英博物馆，非常有幸赶上顾恺之《女史箴图》公开展出，这幅画一年中只有几个星期才展出，我非常仔细地看了。顾恺之是我最佩服的画家，我喜欢他的风格。
记者：中国画，譬如像顾恺之，譬如唐代人物画也是蛮精彩的，这对您有没有影响？
沈嘉蔚：在我小时候，根本不懂中国画，甚至到中年，它们跟我的距离还比较远，我是画写实的人。但后来越看越好。它们非常精美，非常棒，不知不觉影响到你。
记者：您旅澳很多年，在西方很受欢迎，中国审美和西方审美怎么找寻平衡点？
沈嘉蔚：我从来没想过，我的审美在变化中。看得越多，审美趣味可能越广，会不断修正。现在的我跟少年时代的审美完全不一样了。后来我又专门用一段时间去学古代中国艺术，看得越多越喜欢。
“我是通过历史中每个具体的个人命运，给他们‘照相’。”
记者：艺术在思想启蒙、救亡运动、鼓舞斗志等方面描摹时代，包括油画、电影、漫画、歌曲等。您是否认同您的历史画是为历史画像？
沈嘉蔚：我同意。我是通过每个具体的个人命运，给他们“照相”，当数量到一定程度，一张画三四百个人物，就变成一个历史的图景。
今天的艺术更加靠近艺术本身，画的哪怕是对一片景色、一个东西的感受，都是对时代某一方面的呼应、响应。
记者：怎么看待艺术和人，艺术和人民的关系。
沈嘉蔚：我的画，和同时代其他同行的画有点区别，我为了让我的画更能被读懂，有意识地选择了“名人”，指那些人家知道名字，百度能查到的。目的是什么？
比方说我画《兄弟》，第三部分《启蒙》以上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为主要人物，每个人都有名字。我画的都是他们1936年、1937年时的形象。
这样会有个纵深的了解，从他哪一年生下来，他有什么故事，后来有什么遭遇，400个人，就有400条生命历程和历史。这是我跟别的画家不一样的地方。我的画，每个人有名字就说明有历史，叠加起来，给的东西就更多。
“要说艺术底色，我的感觉，嘉兴是红色的。”
记者：之前看到报道，您把人生分成三块，嘉兴19年，东北19年，澳洲已超过19年，如果选一种颜色，结合人生阶段，作为艺术创作人生的底色，你怎么选？
沈嘉蔚：我的感觉，嘉兴的19年是红色，我1970年作为知青到北大荒，北大荒是白色，澳洲毫无疑问应该是蓝色。
要说艺术底色，创造本身是非常虚妄的，比较宽泛，我只能说是感觉。
记者：2018年，上海龙美术馆举行的展览是您在国内的首个个展，离开家乡多年，有没有想过来嘉兴做个展？
沈嘉蔚：这个想法太罗曼蒂克了。我在国内被收藏的重要作品包括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三大馆收藏的十八件，龙美术馆也有一件，国家大剧院收藏了一件。这二十件代表作品，在嘉兴做个展，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从实际操作，我的画都很大，《红星》11米，《百团大战》3米×5米，仅运输费和保险费就所需不菲。
记者：您这次回乡，正好赶上嘉兴撤地建市40年，离乡30多年，嘉兴让您感受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
沈嘉蔚：我离乡34年，每次回来看到嘉兴从一个小孩变成一个大人，天天在长大。我出国时，从北京坐飞机，从嘉兴进京坐火车要十几个小时。现在，有时我会坐高铁先到湖州妹妹家。因为父亲1951年到嘉兴当会计，后来迁到湖州，一家人都去了，我不喜欢去，就说读完初中再去，后来考上嘉兴一中，就没再去，之后从嘉兴支的边。
记者：您在嘉兴从3岁长到22岁，您说嘉兴对您是摇篮，这些年也时不时回乡。
沈嘉蔚：情感是融化在血液里的，看到任何有关嘉兴的东西都会很亲切。我去大英博物馆看画，坐在最喜欢的两河流域浮雕前，进来一群亚洲游客，我一开始在想，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后来突然意识到这是嘉兴话。我几十年都在各种各样的语言环境里，一开始判断是哪里的语言，不会一下子就想到嘉兴，直到他们说的我都听得懂，才猛然意识到。恰好这帮人全都不知道沈嘉蔚，因为他们完全不是和艺术结缘的人群，我们聊了一通。
记者：您知道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吗？最近在嘉兴展出。
沈嘉蔚：我听说了，那是很棒的，早该做的。但也不能说做得晚，因为咱们的网络和印刷技术到了火候了，在我们那个年代印刷质量很差，根本没法做，我们那时根本不知道图片会那么精美。现在都做到了。
2022年7月8日，沈嘉蔚《红星照耀中国》马赛克大型壁画在“常德画墙”安装
沈嘉蔚新作《鼠疫斗士伍连德》
沈嘉蔚新作《南陈北李》油画双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