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妹妹

　　《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纽南姆女子学院以“妇女和小说”为题所作演讲的讲稿。欧洲小说的起源，据说一是水手归来讲述他的历险故事，一是妇女在客厅里打发无聊时间。照这样的说法，伍尔夫的小说无疑属于客厅小说、居室里的小说。在女权主义流行的当下，每一个想要把自己去侍奉写作的女性都应该重读这本书，因为伍尔夫说出了一个常识：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当然她也说了这样的话，“猫不能进天堂，就像女人不能写莎士比亚的剧本”。这倒不是她身为女性看不起女性，而是女性的写作实在太难。任何一个时代都难。她要生育，要带孩子，还要在职场打拼。对十九世纪的女性来说，最大的制约是环境。因为十九世纪的中产阶级家庭，一般都是合用一个起居室，一个女人要写作，就要在那间公共的起居室里写。伍尔夫举简·奥斯汀的例子说，简·奥斯汀没有书房可去，大部分的写作都是在公共起居室里完成的，要遭受各种不相干的搅扰。她很小心，不让佣人和家人疑心到她在写作，一听到门轴响，就把草稿藏好，或者用一张吸墨纸盖上。

　　伍尔夫表示她特别钦佩，“我完全看不出来她的环境曾有一点危害她的著作，那也许是最奇怪的事了”。她认为，家庭公共起居室约束了简·奥斯汀的写作，也成就了她，让她在这种躲藏中受到了最初的训练观察，人的情感深深地印在了她心里，人与人的关系总在她眼前，所以，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要写作，自然是去写小说。小说就像一个蜘蛛网，总是四角附着在人生上的，虽然也许永远很轻地附着。“这是一个大约1800年时候的女人，不憎恨，不怨忿，不反抗，不讲道地写作。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写法……两个人的脑子都是消除了一切障碍的。也因为如此，简·奥斯汀穿透她所写的每一个字，莎士比亚也穿透他写的每一个字。”

　　身为意识流小说家的伍尔夫，对物质世界这么重视，或许可以追溯她的朋友、经济学家凯恩斯对她的影响。她成了最早说出这个常识的人，“自由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这就是她为什么不主张女人写诗。因为诗全靠智力的自由，而智力的自由全靠物质环境。“这就是我这么在乎钱和自己的一间屋子的理由。”

　　她希望来听她演讲的文艺妇女们，弄足了钱去旅行，去闲游，去冥想世界的过去、未来，看着书梦想，在街头巷尾徘徊，“让思想的钓丝深深地沉入流水中去”。她还说，我绝不把你们限制在小说里，你可以写游记、传记、批评、哲学，以及科学，这样一来，你们写小说的技能一定进步，因为“书有一种互相影响的力量”。

　　总之一句话，要学会与现实共存，去寻求它，收集它，然后传达给其他人。“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不要梦想去影响别人。只要就事物的本身想。”

　　伍尔夫说的小说家的“现实”是什么？它好像非常无定，是非常靠不住的一样东西，但它也是“一个人在星光下走回家的时候会感到它的压力”的那种东西。一个不写作的女人，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它使静穆的世界比说话的世界更真实些”。

　　演讲中，伍尔夫告诉女听众们，莎士比亚曾经有一个妹妹，这个妹妹和莎士比亚一样有着特殊的天才，大胆，富有想象力，渴望去看外边的世界。她躲在堆苹果的阁楼里偷偷写几页诗文。但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她很年轻就死了。在莎士比亚时代任何女人有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是不可能想象的，于是她在一个冬夜自杀了，“埋在现在停公共汽车的地方”。

　　“现在我相信这个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字而埋在十字路口的诗人还活着。她活在你们里面，活在我里面，还活在今晚不在这里的很多别的女人里面，她们因为要洗碟子，还要给小孩子脱衣上床所以不能来。但是她是活着的，因为大诗人是不会死的，是永在的，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借我们之间一个肉体出现。”

　　她说到这里的时候，那个讲坛，我想它会散射出一道神圣的光。那个死了的诗人，莎士比亚的妹妹，她又回来了。她活在伍尔夫身上，活在她已经放下了很久的肉体里。她从在场的那些无名的女人生命里吸取生命又转生了。或许她永远活着，所有女性写作者都是莎士比亚的妹妹。

　　《一间自己的屋子》

　　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王还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赵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