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周伟达 陈 苏 许金艳 戴 群
嘉兴南门，自古书香绵延。且去梅湾街，嘉兴市文史研究馆，175方藏书主题篆刻印章惊艳亮相，谓之“嘉兴历代藏书楼篆刻展”。
宋都南迁，世家大族亦随之，嘉兴一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慕文儒”“好读书”之风气，藏书名家、名楼应运而生，成为汇入嘉禾文脉的重要力量。
据考，嘉兴史料最早记载藏书颇丰的是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的海盐藏书家卫公佐，“聚书数千卷，礼四方贤士暨教训子弟”。明代嘉禾私藏之风更盛，尤以项元汴之天籁阁闻名于世。到了清代，嘉兴藏书臻于鼎盛期，《中国藏书家考略》一书收录历代480余名藏书家，其中清代嘉兴藏书家就有62人，可见此地斯文。
嘉兴历代藏书楼篆刻展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细数嘉兴藏书家究竟有哪些？藏书家与他们的藏书楼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本期《江南周末》，让我们一同寻踪历史长河中的嘉兴藏书楼和他们的主人。
篆刻藏书十年功
“刻这175方印，我用了十年时间。”说这话的管凌是浙江海盐人，1960年生人，自幼性耽书印，曾问道于高式熊、吴子建、李早诸先生，印宗秦汉，近年尤嗜鸟虫印。作品曾获“沙孟海奖”金奖、“吴昌硕奖”一等奖，入展全国第四届、第七届书法篆刻大展，全国第一届、第七届篆刻大展等。现为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嘉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大约十年前，管凌与平湖藏书名家葛昌楹之孙葛贤鐄聊起想用篆刻的艺术来刻一部嘉兴历代藏书楼印谱，“平湖葛氏是大户人家，沈曾植和康有为都曾为葛昌楹题书‘藏书十万卷，集印一千方’，葛昌楹的父亲葛嗣浵是海盐徐用仪的女婿，和张元济又是亲家。我那时计划刻30家左右的海盐历代藏书楼，葛贤鐄先生鼓励我可以扩大到整个嘉兴。”
从2013年到2015年，管凌刻完海盐的部分后，平湖的也刻了一部分，加起来有40多方，速度就放缓了，“当时虽然有决心，但是五县（市）两区全部刻，这个量太大，藏书楼资料也有限，我就去爬梳史料了，不急，慢慢看，慢慢刻。”
“我看这些藏书楼的材料，从宋代到民国，有些古人的心血都放在藏书楼上，碰上战争、灾难，有的藏书楼毁掉了，气得吐血的都有。”管凌既为藏书家的精神感动，也为藏书楼的命运感慨，“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在传承，有的楼毁掉了，曾经的辉煌就没人知道了，我做这个篆刻藏书楼的事情，是表达对古人藏书的一种敬仰。”
2020年，管凌加入嘉兴市文史研究馆，讨论课题时将“篆刻嘉兴历代藏书楼”上报了，很快得到了通过与支持，他笑言，“报了课题，我就骑虎难下了”，便愈发潜心推进。
在管凌看来，绘画藏书楼固然好，但是藏书楼一旦毁掉，没有图片参考，不能凭空想象，用篆刻的语言来表达那些斋号、堂号更贴切，“难度最大的是什么呢？藏书点一般都叫什么楼、什么斋、什么堂，但有175方要刻，‘楼’、‘斋’、‘堂’三个字重复得太多了，我要做到变化，不重复，就得动脑筋、花心血，你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的‘之’字也都是变化的。落实到创作上，我最近比较喜欢鸟虫印，又穿插了一些秦汉时期的风格，并融入吴让之、赵之谦等流派印，让整个篆刻风格丰富一些。”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海盐县政协文史委主任吴雄飞看过这175方藏书楼篆刻印后说，“管凌从鸟虫印创作流派中寻找到适合的表现形式，即于工稳中求写意、华丽中求朴素、繁缛中求简约、装饰中求笔意，这批带着秦汉印基因，以鸟虫文呈现的藏书楼名印以及边款阐释，是十分有渲染力的。”
管凌是别有匠心的。宋代江湖派诗人许棐隐居在秦溪（今海盐通元东），建有“梅屋”，管凌对这方印特意刻得模糊，“好像有点点‘破破烂烂’的感觉，尽量靠近年代久远、隐居简朴之风。”对项元汴的天籁阁，他则在‘天籁阁’这几个字的两边刻了两条龙，像一块藏书楼的匾额一样融入高大的房子。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篆刻的知名度更高了，篆刻的队伍、欣赏篆刻的队伍空前庞大，这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生命力更旺盛了。”管凌怀抱期许，通过此次历代藏书楼篆刻，希望有益于嘉兴藏书楼、藏书楼史的传播，也希望今人在看了古人有这么多藏书后，能加入到藏书的队伍中来，共同推动新的藏书风气的形成。
嘉兴藏书 文脉不绝
“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自古以来，嘉兴文风鼎盛，书香绵延。
很多书斋或藏书楼，闪烁在嘉兴乃至中国藏书史，宋代岳珂相台书塾、赵孟坚彝斋，元代吴镇梅花庵，明代项元汴天籁阁、项笃寿万卷楼、李日华味水轩、高承埏稽古堂，清代曹溶静惕堂、吴骞拜经楼、鲍廷博知不足斋、朱彝尊曝书亭、蒋光煦别下斋、沈曾植海日楼……
可以说，嘉兴藏书，发轫于宋，延续于元，繁荣于明，鼎盛于清，影响民国，泽被后世。
早在北宋元祐年间，嘉兴就有藏书万卷的赵衮居三塔景德寺后。“藏书几万卷，归老此林泉”，宋代张尧同曾在《嘉禾百咏》专门记述了这件事。
1127年，建炎南渡，嘉兴成为京畿之地，南宋中兴之主宋孝宗生于此，嘉兴升府，经济发展，成为南渡世家的聚集地之一，硕儒汇聚，随着宋朝推行文官治天下时代大潮，嘉兴文化进入第一个发展高潮，岳珂、刘倓、赵孟坚、许棐、闻人滋等都藏书甚富，延续至元，出现了马瑞、张雨、陈世隆等藏书家。
此时，雕版印刷业的兴盛，藏书、著书、刻书常互为表里，很多藏书家既是学问家，又是刻书家。藏书促进嘉兴的文化教育发展，同时也反哺藏书，岳珂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元明易代的战火逐渐消退，嘉兴经济、文化走上快车道。富庶的鱼米之乡，成为明代科举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崇文厚德的嘉兴人以读书、藏书、刻书为潮流，藏书家各个阶层都有。大收藏家如项元汴兄弟，官员如李日华、冯梦祯等，学者如高承埏、胡震亨等，布衣如姚士粦等。据统计，藏书家118人，文献可考藏书万卷的有18人。
在明代，嘉兴出现了很多藏书世家。以项元汴、项笃寿兄弟为代表的项氏迭代传承，如沈启源、冯梦祯、黄洪宪、高承埏、包柽芳、姚绶、许相卿等藏书至少传承三代。
他们不仅读书、藏书、刻书，还主张藏以致用，与学术研究结合，为中华文明传承优秀文化，赓续文脉。海盐胡氏好古堂世代家藏，至胡震亨已经累藏五代，他还利用藏书，花了十年时间，编纂成1033卷的《唐音统签》，以一己之力挽救了唐诗，成为清代曹雪芹祖父曹寅编修刊刻《全唐诗》的底本。
世代相传，藏以致用，可说是嘉兴藏书家的重要特点。
清代是中国藏书史上的全盛期，与空前繁荣的嘉兴藏书相匹配的是，大批学者型藏书家，如经学家周春，小学家许梿，史学家陈鳣、钱仪吉、钱泰吉，校勘目录学家鲍廷博、吴骞，理学家吕留良，诗人朱彝尊、查慎行等。
藏书世家世代绵延的同时，也反哺着家族的门风、教育，出现项氏、钱氏、查氏、陈氏这样的科甲连第，更是影响后世，许多文化大师沈曾植、张元济、蒋百里、金庸等出自藏书巨富的书香门第。
清代繁荣的嘉兴藏书中，海宁独树一帜，藏书之风最盛，藏书“成色”高，马思赞道古楼、查慎行得树楼、周春著书斋、吴骞拜经楼、陈鳣向山阁、蒋光煦别下斋、蒋光焴衍芬草堂等名家名楼闻名天下。
嘉兴藏书家还有独具特色开放的藏书态度。
早在两宋就初见端倪，卫公佐常将藏书开放给邑中人，南宋秀水闻湖（今王江泾）藏书家闻人滋藏书丰富，喜欢借给别人，陆游曾在《老学庵笔记》里说，嘉兴人“闻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又多蓄书，喜借人”。
明代项氏一族藏书巨富，始终保持开放的收藏态度，不会珍藏密敛。项元汴开放天籁阁所藏，往来嘉兴的文人墨客，“取道嘉禾，必访元汴，而登其所谓天籁阁者”。他们还有意识地征集、辑录文献史料，刊刻发行用于流通。
嘉兴藏书家逐渐形成特有的开放、流通的收藏理念。
当时，嘉兴藏书家们注重藏书交流，“抄”出一座座藏书楼。诗人曹溶首次提出“古书流通法”，吕留良有个涵盖钱谦益、吴之振、黄宗羲、高承埏等名士的“抄友圈”，乾嘉年间藏书家鲍廷博抄遍两浙藏书名家名楼，道咸年间藏书家吴骞自比“衔姜之鼠”，每遇珍本典籍，拜经楼的灯火便彻夜通明。
嘉兴开放的藏书态度影响后世。嘉兴是全国图书馆发祥地之一，1904年出现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嘉郡图书馆；海宁这个私家藏书、刻书最盛的地方，出现全国第一个县级公共图书馆，与此不无关系。
藏书名楼和他们的主人
放眼嘉禾大地，书香流淌，众人皆知“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嘉兴城南范蠡湖畔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南宋淳熙五年（1178）状元姚颖，在这里筑圃读书，取名景范庐，南宋理学家朱熹拜访景范庐，专门《题景范庐》以纪念。
数十年后的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岳飞之孙岳珂在嘉兴任职，选中范蠡湖畔的金佗坊，设立相台书塾，藏书、著书、刻书，开创了嘉兴一地藏书刻书的先河，他是两宋私家刻书七大名刻家之一，也是校勘学家。他将自己收藏的自晋、唐到南宋历代名人墨迹不下数百种，分别撰写考跋赞文，编成《宝真斋法书赞》，涵盖不少皇帝、大臣的御笔和翰墨。
项氏是嘉兴明代收藏的一座大山，藏书也是如此。项元淇、项笃寿、项元汴以项氏藏书三昆仑闻名。长兄项元淇博学嗜古，好读书，万历《嘉兴府志》称他“于书无所不窥”。二哥项笃寿的万卷楼，藏书达八万余卷，他的收藏之名虽没有弟弟项元汴大，但刻书之名远超弟弟。他的万卷堂和儿子项德棻的宛委堂刻书不仅名气大，更是品质的保证，现存20多种经万卷堂刊刻的图书都是难得的精品。更难得的是，项笃寿有两子三孙，四人中了进士，都是藏书家。
幼弟项元汴以书画收藏闻名海内，一座天籁阁，半部中国书画史。同时，他也是藏书巨擘。项元汴重各朝旧本、精本，还重视稿本收藏，并对藏书进行修缮、装裱。他收藏的宋元旧本之多之精独步天下，《天禄琳琅书目》记载的200多种明代以前的珍籍中，项氏收藏多达37种，宋版书22种。明代著名藏书家王世贞的尔雅楼以收藏宋版书闻名，但他自比“不及墨林远矣”。
海盐张氏世代耕读传家，其涉园藏书绵延200多年，名震江南。
涉园得名源于张奇龄，他是张元济的十世祖，明万历进士，曾在杭州主持虎林书院，人称大白先生，是当时著名的博学之士。大白先生把他的读书处取名为“涉园”，涉园藏书则始于他的儿子张惟赤。
张惟赤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在他归田后，将父亲的读书处加以营造，并着意搜藏图书。当年的涉园不仅为张家人读书作文提供了惬意的空间，也成为当时文人雅集的重要场所，经过几代收藏，涉园藏书日富。道光以后，张家家道衰落，藏书相继散佚，涉园毁于兵燹而告荒。但直至张元济时，涉园藏书仍声名远播。
张元济曾多方搜集先人旧藏，其中尤以原涉园藏书、刻书及乡邦文献为收集重点，他的藏书冠名“海盐张氏涉园”，常自称“涉园主人”。从《海盐张氏涉园藏书书目》《涉园丛刻》《海盐张氏族谱》等文献中，可见海盐张氏著述创作的盛况，这无疑得益于涉园的丰富藏书。如今，海盐的图书馆以张元济命名，当年涉园的读书精神延续到了当下。
传朴堂，一座被誉为浙西之冠的江南藏书楼。
葛氏曾是平湖的望族之首，葛氏藏书是始于葛金烺，葛金烺是光绪年间的进士，酷爱善本古籍及名人书画。“传朴”二字是他先祖之名，后来传朴堂的集藏为他的儿子葛嗣浵所承续。
葛嗣浵为充实传朴堂藏书，多次出游北京、上海、江苏、陕西、江西等地，每到一地，搜访书市。日积月累，藏书充盈，原先的书屋已不敷使用，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鸣珂里宅内建起了一座藏书楼，名“守先阁”，并请张元济题额。守先阁一楼还开办了私塾，这便是为人称道的稚川学堂。稚川学堂开平湖现代教育之先河，培养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邹元燨、著名学者周振甫等名家，于国于家，影响深远。
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传朴堂四十余万卷古籍中，宋代善本孤本多达四千余种。此外，明刊本及抄、校、稿本数量更多，张元济曾评价“传朴堂藏书之富，骎骎乎为浙西之冠”。
海宁蒋光焴的“衍芬草堂”，鼎鼎有名。其建于清乾隆中叶，最初作为典当行，后藏宋元旧椠，在硖石蒋氏宗祠后另有藏书处三楹，藏明清两代古籍，藏书达十万多卷。后因避兵乱，移至海盐南北湖鸡笼山麓的蒋氏墓庐“西涧草堂”，《西涧草堂书目》所载藏书共有1605部24813册，令人叹为观止。咸丰年间，太平军入浙江，蒋光焴为保存藏书携带善本四处奔走，终使图书得以保全。新中国成立后，蒋氏后人将藏书悉数赠送国家，现分别藏于北京、上海、浙江三大图书馆。
秀洲王店曝书亭是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故居和藏书楼，园林原名“竹垞”，曝书亭原是竹垞内的一座建筑物，因朱彝尊著作《曝书亭集》称名于世，后人遂以曝书亭为名。
朱彝尊从小聪明好学，17岁时放弃科举考试，转而研究学问，并开始了读书、游历、藏书的生涯，他遍访城乡、庙寺、墓阙，四处搜求图书及金石铭刻之文。明末项氏的万卷楼藏书外散，朱彝尊急忙赶往求购，竟以20万金的高价买下了万卷楼全部残余收藏。
朱彝尊抄书非常认真，每抄成一书，都详加校正，经过几十年辛勤访购、抄录，朱氏藏书积至三万多卷。归乡之后的十多年里，其曝书亭藏书很快由三万卷增加到七万多卷。当时浙江平湖西宫道院有位和尚叫李延昰，临终前将2500多卷藏书全部归于朱氏曝书亭。至此，曝书亭所藏图书有八万余卷了，人称“拥书八万卷，足以豪矣”。
可惜这些书从乾隆中叶开始流散，曝书亭也历经了11次修葺。如今，曝书亭已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待着好读书之人访旧踪。
清朝藏书家鲍廷博的“知不足斋”，是天下读书人为之向往的琅嬛福地。鲍廷博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闻名遐迩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校勘学家。乾隆三十八年（1773）诏设“四库全书馆”，向民间征集藏书，鲍氏独献600余种宋元版珍本书，为全国捐献之首，翌年得赐《古今图书集成》一套，其后代将此书献藏于杭州文澜阁。
鲍廷博祖上是徽商，祖父曾寓居杭州，后从杭州迁居桐乡青镇杨树湾（今乌镇白马墩村杨树浜）。据记载，鲍氏“先世藏两宋遗集多至三百余家”，主要依靠累世经商积累的家底支撑。鲍廷博嗜书如命，为求购珍本、善本，不惜重金，他常用的那枚藏书印“黄金散尽为藏书”正是其一生写照。
鲍廷博曾刊刻30集《知不足斋丛书》，将家藏善本古书公诸海内，影响了江南乃至全国的藏书刻书事业。乾隆五十六年（1791）冬，杭州发生水灾，鲍廷博部分藏书被毁。道光、咸丰年间，因为战事，“知不足斋”书物开始流散。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在当下的桐乡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里，已经有“知不足斋”藏书楼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