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整理 记者 沈洁 图片由受访人提供
讲述人：来乐春
秀洲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原农科所所长，全国农业水稻领域知名专家，培育优质水稻品种近20种，创造嘉兴晚稻单产历史纪录。
时间过得真快啊，我是1950年出生的，今年73岁了，从19岁第一次下田算起，我已经和农田相伴了50余年。
说来也奇怪，我虽然生长在城市，但不知道为啥从小就对农田和农作物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小时候我家住在月河历史街区附近，家门口有一些零散的农田，别的小朋友玩纸飞机和捉迷藏时，我就喜欢一个人在田里待着，观察水稻和各种蔬菜瓜果的生长情况，这个爱好伴随了我一辈子。
从小学到初中，我最喜欢的一门课就是农学课，还订阅了很多农学报刊。19岁时被分配到原嘉北公社插队，别人都觉得去农村要吃苦头，我却兴奋得很，因为有大片的农田等待我去钻研，还有什么比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更开心的呢？
客观来讲，当时农村条件是真的很艰苦，但我不在乎，在原嘉北公社一待就是六年。1972年，我在农业报上看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关于杂交水稻的论述，那个年代粮食紧缺，我很赞成袁老关于培育杂交水稻的办法，自己也在暗暗琢磨，开始研究育种材料。
没想到，育种工作一干就是50余年。如今的我身体还算硬朗，所以还在秀洲区新塍镇火炬村的禾天下种业育繁科研基地继续干老本行。
培育产量更高的水稻品种，不断提高农业单产水平，这是育种工作最大的意义和乐趣，也正是袁老所说的“农田里的梦想”。
像只候鸟
每年春天飞向海南
1975年12月，我离开原嘉北公社回到了城里，成为百货公司一名站柜台的售货员。这个工作在当时又体面又吃香，被大家认为是“铁饭碗”。虽然工作很轻松，但是离农田远了，脚踩不到泥土，我心里总觉得空落落。
1978年3月，原郊区（秀洲区）要在王江泾双桥成立农科所，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我毫不犹豫地向百货公司提出辞职。扔掉“铁饭碗”，心甘情愿捧起“泥饭碗”，家人和朋友都不理解，但我坚持自己的想法。
到郊区农科所的第一个月，我就被派到远在海南陵水的嘉兴南繁育种基地，专门从事水稻新品种选育工作。40多年前的海南，可不像现在这样是一个经济发达的旅游城市，虽然去之前设想了很多困难情形，但到了那里还是出乎意料，我们居然没有属于自己的栖身之地。
我记得，农科所育种基地最初的房子是向当地农民租的生产队仓库，茅檐低小，伸手就可以碰到天花板。房间里没有电灯，晚上看育种“配组合”资料时就着一盏煤油灯，有时候干脆就点上一支蜡烛，我的鼻孔经常被煤烟熏得漆黑。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可那时候的南繁基地别说食堂，连柴米油盐都没地方买。好在我的行囊里一直装着家乡的蚕豆、咸菜、梅干菜等土特产，想办法跟附近的农户买点米，在基地旁边种些蔬菜就可以对付了。
在田间劳作一天后回到住处，我和其他两个同事一起就着煤油灯的微弱光线，剥着从家乡带去的蚕豆，豆瓣加上梅干菜，再熬成汤，这是江南一带春天最常见的家常菜。
我就像一只候鸟一样，每年3月“飞”到海南，4月中下旬再“飞”回嘉兴，白天在陵水南繁基地忙得没时间想家，晚上我坐在煤油灯前嚼着梅干菜时，乡愁也不知不觉在脑海中涌现，在固定电话都没有普及的年代，真不知道妻子和女儿在家过得怎么样。
每年在海南的这段时间，江南水乡都是桃红柳绿春光烂漫，但我已经错过家乡的春天整整45年了。因为从1978年到2023年，我每年春天都重复这样的“飞行”，即使是疫情防控那几年也没有终止过。
刚开始，交通条件很差，我们要先坐火车到广东，再摆渡到海口，接着再坐汽车到陵水南繁基地，从嘉兴到海南要花一星期时间。几十年过去了，条件今非昔比，我们在陵水南繁基地早已拥有属于自己的农家小院，往返也都是飞机。
从1978年到2003年，我每年都独自“飞”向陵水基地，在海南育种的一个多月，我的妻子包办了家里的所有家务，还要照顾女儿。2004年，妻子退休了，女儿也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于是，妻子跟着我一起“飞”向海南，照顾我的生活起居。
在陵水基地的日子，妻子白天忙着烧饭、洗衣、送水，晚上还要帮忙整理育种材料。那时候海南旅游业已经兴起，可我每天都一头扎在田里，这么多年就陪她去过一次三亚的“天涯海角”。
接触育种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正式接触育种，还要从在原嘉北公社插队那段日子说起，那时我在公社担任技术员，因此有更多的机会去学习农业理论知识，钻研农业技术。
下乡的生产实践让我认识到水稻品种对于增产的重要作用，在同一块田里，用同样的管理和肥料，一个好品种可以得到比劣品种更多的产量。有些农民辛劳一季，栽种的水稻因品种老、抗性差等因素造成减产，甚至一些田块几乎颗粒无收，我看到农民那种伤心的样子，常常晚上睡不着觉。
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选育高产、抗病、抗逆性强的优良水稻新品种，为嘉兴、浙江乃至全国的农业奉献毕生心血。
1972年，我在大量引种的基础上，迈出了从事杂交水稻育种的第一步，不懂技术，我就向专业科技人员请教，对照书本介绍的方法，采用“温汤去雄”的方法进行杂交育种，后来又得到浙江省农科院原子能所的帮助，开始研究原子能辐射诱变育种。
从此以后，除了搞好全公社的农业技术指导工作，其余时间我全部扑在试验田里，观察、记载、杂交、选种……公社试验队里的几亩试验田，成了我每天必到的地方，也是我寄托的希望所在。
1975年，我从报纸上看到一篇介绍国际水稻研究所育成IR28、IR29、IR30这3个高产抗病品种的报道，又听说嘉兴市农科院的育种专家姚海根已经从中国农科院拿到了这3个品种的消息，我立即赶到市农科院，每个品种都要了2根秧苗。
对我来说，这6根秧苗可是“无价之宝”，回到公社后，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移栽到田里，同时把刚刚收割的10多个早稻品种的稻桩移种到旁边，希望稻桩再生的稻穗能够和引进的IR稻的抽穗期重合，以便进行杂交。
1975年8月，10多个早稻稻桩顺利抽穗，大部分和IR稻的抽穗期吻合，我又花了几天时间，完成了30多个杂交组合。而正是这30多个组合中的一个组合，后来成了一个全国闻名的品种。
业内人士都知道，一粒良种，需要从成千上万份材料中选出，真正算得上是“万里挑一”。育种生涯中，失败是常有的事，但越难就越有挑战，而且一旦成功后那种满足感是别的事情无法替代的。
和一些穷尽毕生心血也没有出成果的育种人相比，我还是很幸运的，先后育成了“二九丰”“嘉籼222”“嘉籼758”等一批早籼高产抗病品种，省内外累计推广6300多万亩，增产稻谷15.75亿公斤，创造经济效益近15亿元。
学习实践
这份钻研永无止境
水稻杂交技术是一门很深的学问，需要精力、体力和智力上持之以恒地付出。白天，在炎炎烈日下，我带上干粮来到田间，一泡就是几个小时，渴了，坐在田埂上喝几口水；饿了，吃几块饼干充饥。晚上，还有几千份育种材料等着我去仔细阅读和挑选。
在当时那个年代，大家文化水平普遍都不高，我也只有初中学历，在公社当技术员时还能应付，到了郊区农科所专门从事育种工作，工作摊子大了，研究内容增加了，每年还有课题压力，我明显感觉到知识不够用，因为钻研育种是一条永无止境的路。
我不是学农业的科班出身，加上遗传育种又是一门高深的学问，高涨的热情经常会被现实的困难挡住，经历了短暂的困惑后，我明白任何知识和技能都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掌握。
到郊区农科所工作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利用工作间隙、晚上及休息日，通过大量阅读遗传育种专业书籍、期刊，恶补遗传育种专业知识，短短几年间，我做的知识卡片、读书笔记共有30多万字。
在工作中遇到“拦路虎”也不用怕，我会向业内前辈和同行请教，并利用各种途径和机会，学习业内同行的先进经验，跟踪中国和世界水稻育种的最新成果，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大量的育种原始材料。
育种目标要跟社会需求对接，循着这样的思路，我的育种目标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延伸。20世纪90年代末，嘉兴提出“粮经并举、粮经轮作”，由传统的“早籼晚粳”双季稻转变为单季稻，为适应农业耕作制度变化的新形势，我和郊区农科所的育种团队将研究方向调整为杂交稻新品种的选育及推广应用。
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杂交粳稻育种已取得较大突破，育成的杂交粳稻有3个组合通过浙江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其中，高产抗病的粳杂组合“嘉乐优2号”每亩比常规品种增产50公斤以上，每年高产示范方验收测产，亩产都在700公斤以上。
2006年，新塍镇小金港村高产示范方种植的190亩“嘉乐优2号”，经浙江省农业推广基金会和市农经局验收，平均亩产753.7公斤，其中一个农户种植的1.32亩晚稻亩产达到812.1公斤，创嘉兴市晚稻单产历史最高纪录。
在郊区农科所工作的那些年，我带领育种团队努力攻坚克难，不断向更高的目标迈进，争取尽快育成产量更高、米质更优、抗性更强的水稻新品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新贡献。
闲不下来
最好的风景在田间
2005年，我从秀洲区农科所正式退休，但我是个闲不下来的人，不想在家过无所事事的日子。女儿大学毕业后在杭州工作生活，妻子也已经退休，家里没啥可操心的，于是我又到市农科院继续从事育种工作。
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为啥这把年纪了还“放不下”，甚至每年还要坚持往返海南和嘉兴。其实，姚海根比我还大几岁呢，他也每年都“飞”向海南陵水南繁基地，这就是育种工作的魅力啊，只要一钻进去就是一辈子的事，因为对于我们育种人来说，最好的品种永远都是“下一个”。
到了这个岁数，除了听力有些困难需要戴助听器外，我身体状况还行，可能就是因为常年下田劳作，相当于锻炼身体了。最近几年，我妻子的身体不太好，所以她就不陪我去海南了，但家人们还是很支持我的兴趣爱好，我的外孙已经读初中了，他也知道外公这辈子最痴迷的就是育种这件事。
2018年，我受聘到浙江禾天下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育繁科研基地帮忙育种，每天骑着“小电驴”往返基地和家里。和以前一样，我每天都在农田里育种、插秧、割稻，这是几十年来重复做的工作，但我一点都不觉得枯燥。退休后，没有工作上的杂事和研究课题的压力，我反而更加全身心投入。
很多采访过我的记者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来老师，您这一辈子都沉迷育种这一件事，除了海南外几乎没有看过别的风景，您不觉得遗憾吗？”我的回答是“不遗憾”。因为在我们育种人的眼里，最好的风景就在田里。对别人来说，在田里看到的也许都是千篇一律的水稻，但我们却觉得风景这边独好，相比旅游时看到的山川湖海，田间的风景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