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 苏 实习生 唐可涛 摄影记者 张启帆
7月26日，“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嘉兴特展：古代人物画与服饰生活”在嘉兴市文化艺术中心·嘉兴美术馆开幕。
去年夏天，“大系”嘉兴特展成为现象级展览，今年又给嘉兴带来怎样的热潮？“大系”到底是怎样的文化现象？对嘉兴文化建设有怎样的启示与召唤？
8月11日下午，“凝视中的对话——‘大系’成果展·嘉兴特展座谈会”在嘉兴文艺之家举行。
在嘉兴市文联指导下，嘉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嘉兴学院“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研究中心、嘉兴南湖学院中国金石书画研究院联手举行座谈会。市委一级巡视员、“大系”嘉兴特展总策展之一祝亚伟等出席座谈会。
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总编辑、嘉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杨志勇主持，谈及初衷，“一座天籁阁，半部中国书画史。绘画、收藏是能够把嘉兴推到城市新的层级的一个很好的角度。‘大系’从绘画的角度，给我们一次重新发现嘉兴、寻找嘉兴、定位嘉兴的文化之旅。”暑假热映的《长安三万里》，让大家感到唐诗的辉煌，“能不能做个嘉兴千年绘画的文化解读，这也是对城市文化的再发现和再发掘。”
在此背景下，各主办单位相关领导，嘉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嘉兴高校、媒体等三十余位相关专家、学者主要从嘉兴历史文化独有元素，如项元汴天籁阁切入溯源；受众角度分析“大系”对不同人群的感召；“大系”的策展以及媒体传播和推广；“大系”为嘉兴带来什么、留下什么等四个方面，把其作为文化现象来开放地解读，希望引导热点。
“对‘大系’进行研究和探索，结合新时代新征程的文艺创作，借鉴古人好的做法，在新时代体现更好的文艺表达，为嘉兴打造长三角城市群重要中心城市贡献文艺的力量。”嘉兴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姚建新认为，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来源于创作者对生活感悟和对美好愿望的追求。不同的朝代对美有不同的认识和追求，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价值观和思想观念。“大系”嘉兴特展开辟了研究的新空间或者新方向。这不仅是对文学艺术界，实际上也给各类产业带来空间。
思维的火花在交流中碰撞。这是嘉兴市文艺理论、评论人的一次集体发声、碰撞观点。
“国内‘大系’成果展中，嘉兴是首个有第二个展览的城市。”祝亚伟从“大系”嘉兴特展及历史文化研究等方面对座谈会作了总结：
“大系”为什么受欢迎？
很多参观者讲过，一句话是看了“大系”感到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一句话是看了“大系”才知道自己是个没有知识的人。这两句话很有意思，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浩瀚的历史文化。
我们的学术研究，比如项元汴天籁阁的研究，可以还原真实的项元汴，但站位一定要高，要站在历史长河中来探讨其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数典忘祖，不能偷天之功，同时要把嘉兴在中华历史文化中的作用体现出来，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
为什么要做“大系”嘉兴特展？
我们希望挖掘嘉兴在历史文化中的作用，最终提升城市的知名度，提升城市的气质。
这也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今年6月2日的讲话精神，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对历史的研究是为了展望当下，为了未来的发展。
这个展览不只是好看，还能对嘉兴的社会文化、经济产生影响。
所以，今年的展览在内容上、组织方式上都做了创新。首次和地方品牌企业（雅莹）合作，希望以优秀历史文化推动产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为嘉兴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动力，助力共富和现代化建设。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单是为了讲展览有多好，历史有多辉煌，也是为了城市的发展。
嘉兴怎样脱颖而出，“大系”这个点往下走，嘉兴可能会区别于其他城市。今年做第二个成果展，努力推动“大系”成果落地嘉兴，希望形成“看‘大系’到嘉兴”的文化品牌。
“大系”为嘉兴文化赋能
讨论从“大系”开始，有的围绕“大系”展开活动，有的为大系传播与转化出谋划策，但“大系”为嘉兴文化赋能是与会者的共识。
“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已有3万余人、100多个团队来到现场。”嘉兴美术馆副馆长陈哲峰详述了今年特展精心的策展以及与去年的不同。“我们准备了‘大系’寻‘宝’系列活动、‘盛世修典，美美与共’短视频征集活动、‘童眼看大系 妙笔绘风雅’第二届嘉兴市少儿美术大赛、专家说‘大系’系列讲座活动等十个公教活动。”
“它以一种活态的样式，精准阐释了中华历史文化丰富的内涵。”嘉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嘉兴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汪娟认为，拥有“大系”意味着嘉兴能为大众提供的文化艺术水平，精神富裕发展的程度。她也提出亟须思考的问题：怎样以文化赋能，用好“大系”成果，为嘉兴文化建设、地方文化注入强劲动力？如何更好地创意产业转化，保护传承，实现地方文化资源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大系”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形式，如何与红色文化、城市文化深度融合，在润物细无声中促进社会发展，为精神富裕探究更多路径？
“‘大系’是非常有价值的美育资源。”嘉兴市文联副秘书长、嘉兴南湖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教师王承瑾从美育切入，“实践型的沉浸式教育在涵养人文精神方面有更好的效果。高校传统文化以‘大系’为校外课堂更直观。同时，以此为依托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在沉浸式体验中回归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
“以传统服饰文化为依托，转型升级是服饰产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将服饰产业发展与其保护结合，以文化赋能，丰富服装的创意设计内容，是提升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嘉兴南湖学院教师兼古城文化核心区专班工作人员常婷结合本次“大系”嘉兴特展的主题，探讨服饰文化保护与产业发展，认为可从政府、行业、企业以及设计师四个层面入手，弘扬服饰文化精神价值，举办赛事，产教融合，完善时尚人才评价与发现机制，整合全产业链资源，建设产业资源平台和服饰文化数据库等，“对传统文化活化运用，利用服饰媒介实现信息与文化的传递，在服饰产业中，通过服饰文化的传承，多维度发展民族服饰文化与时尚事业。”
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人文专题部主任邓钰路从传播的角度，围绕“大系”今年的主题“古代人物画与服饰生活”，探讨如何做新做精有嘉兴辨识度的IP。她觉得，女性传播可引发时尚穿搭和文化传达的感性共鸣，通过话题引导线上传播，以活动吸引女性；“考古”传播可将高深难懂的国画知识转化成易读可感的文本和沉浸式体验，组织活动，将故事、技巧、礼仪等硬核知识进行有趣的“考古”；热点传播可结合夜游，借用Citywalk等时尚方式，共享传统国画之美；市外传播可加强对周边城市的宣传传播和央媒外媒传播。
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人文专题部记者陈苏从采访实践中分析参观者的目的主要为知识性、趣味性和焦点性，认为应针对不同需求，进行“分众”的在地活动。对热爱书画及传统文化的人，做专题雅集，如唐风、宋韵、天籁阁雅集等尽可能回到场域中沉浸式体验；对爱玩的年轻人，做名画同人创作大赛，挑选心仪名画，通过文字、绘画、cosplay等形式进行故事衍生创作；对亲子或者家庭，结合参观讲解，设置涂鸦墙，举行涂鸦活动。
打造天籁阁大IP
“大系”嘉兴特展引发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项元汴和他的天籁阁。为什么项元汴出现在嘉兴？研究他对当下有何意义？
“明代嘉兴书画流通重镇形成。嘉兴在嘉靖、万历年间，成为与苏州、杭州、北京等相提并论的全国性书画流通重镇。”嘉兴市文联副主席、嘉兴市作协主席杨自强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分析成因。天时，明中叶，江南借大运河之利，经济走在全国前列，商业市镇兴起，文化消费扩大，“士商互动”密切，书画流通有了保值与增值功能。嘉兴被学者称为“文化权力密集的地区”。地利，嘉兴是江南地理上的中心，商品集散之地，书画徽商很多，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出现集旅游、书房、书画交易门店于一体的“书画船”。人和，万历年间，嘉兴涌现冯梦祯、项元汴、李日华、汪砢玉、郁逢庆等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书画鉴藏名家，常牵头组织鉴赏会等文人雅集，成为高端书画交易大会。英国学者柯律格认为，晚明书画流通主要有阅市、寺院、古董商登门求售及鉴藏家之间直接交易四种方式，嘉兴偏重后两种。
嘉兴南湖学院中国金石书画研究院执行院长田振宇以项元汴天籁阁为研究范例，成就项元汴：有宝，明代皇家收藏有限，民间文物足够丰富；有钱，项氏家族财力支持；有眼，江南作为收藏中心，项元汴与收藏圈，特别是以文氏父子为代表的鉴藏巨眼交游密切；有市，水陆交通发达，商业经济繁荣，催生开放活跃的书画市场；有痴，对传统的敬畏和对艺术的痴迷。
“明代的文学艺术出现平民化与世俗化趋势，形成独具时代特色的繁荣景象，收藏者不计其数。”嘉兴学院“大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宇通过对项元汴、李日华、冯梦祯等人的研究发现，除了创作者，艺术赞助人、评论家、收藏家，甚至是古董贩子，都会对艺术史产生影响。“关注明中后期嘉兴书画鉴藏与流通研究，就是将思考置于明代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下。”他认为，项元汴士商混合的属性及职业鉴藏家身份，让他与各界人士都有交游，以他为核心，有利于梳理、考察明代中后期嘉兴书画鉴藏与流通及其背后动因，尤其关注文化资本在明代士绅生活中的功用，关注鉴藏、市场和艺术之间的作用，对明代嘉兴书画鉴藏和流通的历史意义进行评价。
与张宇一样，不少学者都谈到以项元汴天籁阁为代表的项氏收藏为范例的研究对当下的启示。
“项元汴及天籁阁在晚明收藏界，乃至晚明文化历史中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值得深入挖掘。”嘉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海宁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王学海认为，天籁阁将嘉兴推到怎样的经济、文化位置，对当时的中国收藏文化起到怎样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明了天籁阁的历史作用与文化影响力。
田振宇则认为，研究项元汴不仅对艺术史、鉴藏史有意义，对今日的公私收藏也有参考和启示，“嘉兴要培养新一代的收藏群体，成为艺术品收藏引领者。”
“数百年前，天籁阁主人项元汴及项氏家族，担当起守护中华艺术文脉的使命。挖掘重现项氏文化家族，正是传承文脉的重要方式。”王承瑾认为，以项元汴、项笃寿兄弟为代表的项氏藏品精品多，重视稿本，秉持“藏以致用”的思想，与治学关系密切。“如果能对项氏藏书作搜寻、整理，完整呈现其收藏谱系，对明清书籍史、江南文化史和研究嘉兴地方文化都有重要价值。”
“建设文化名城，要重视项元汴天籁阁，把嘉兴与全国书画典籍界的历代名人串起来，形成合力，打造出强有力的文化品牌，助力嘉兴文化传承，为禾城文化复兴添砖加瓦。”嘉兴市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副研究馆员郑闯辉认为项元汴天籁阁是嘉兴重要的地方文化符号，收藏书画精品之多，令人瞠目。他以苏州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士礼居藏书中的项氏天籁阁旧藏，特别是文献典籍为例，说明项氏旧藏之精、之广。
嘉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沈蕾则从如何打造并利用项元汴及天籁阁的IP角度，探讨项氏研究。嘉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与嘉兴学院“大系”研究中心合作，筹建项元汴研究会，围绕这座文化富矿，做好基础性研究。至于转化研究成果、推广普及，她认为，以展览为核心，进行教育普及，面向数量庞大、需求多样的观众，应“分众”设计有针对性的公教课程。除此，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类主题活动、少儿绘本等普及性出版物、播客等形式的历史文化类谈话节目、学术工作坊等都是可涉足的领域。
审视项元汴要置于更高的视野中
他富甲天下，天籁阁藏尽天下至宝，他也因爱在藏品上盖章为人诟病。项元汴是个怎样的人？家族又有着怎样的特点？
嘉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三级调研员陈建江从事文物工作多年，宁波、湖州的同行常骄傲地说起天一阁、嘉业堂，“天籁阁无论是历史地位、文化价值和影响力均不在其下，它的被毁是嘉兴文化的记忆和伤痛。否则，凭着这一文化地标，嘉兴足可以笑傲天下。”项元汴以一己之力，抢救、整理、保存如此丰富与高品质的书画，他认为，审视和评价项元汴与天籁阁，放在更大、更宽、更高的视野中，才能看得更清晰、更客观、更全面。
“项元汴的收藏是‘嘉兴藏’的文化现象。天籁阁是江南乃至中国书画藏品的‘金阁’，把南京、徽州的收藏中心迁置到嘉兴，嘉兴走上文化顶峰，带动嘉兴乡绅收藏，让‘民间’在‘皇家’面前有了新的提升。”王学海觉得项元汴是复杂的。天下混浊，独我清醒，收藏之心矢志不移，成为耸立他个人形象的精神支柱。文徵明、董其昌、李日华等知识名流对其渐趋认可与尊重以及他对张鸣岐、曾琼、汤淮、西域人蒋少川等后辈的支持，“承继”与“发展”这一文化脉络，成为研究的新焦点。
“立足明代收藏世情与项氏书画鉴藏生涯察其收藏观，可勾勒出他‘正谊谋利’的立体形象。”嘉兴学院“大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凯细说项元汴：世代宝之，他购远多于售，印文时见“子孙永宝”的字样，可见他希望子孙珍藏；古今兼重，同样收入文徵明、仇英、徐渭等“近世”或“当代”艺术品；求真守正，以审慎独立的态度，对藏品给出公允客观的否定性判断；秘藏共赏，“观项元汴藏品”有史料可考者，就有詹景凤、董其昌、陈继儒、冯梦祯、李日华等人；赏古怡情，项元汴对珍贵的书画藏品时常赏玩题跋，赏古以怡情。
“项元汴集‘财力、见识、实干、创新’于一身，为收藏的集大成者，是实干创新的收藏家。”嘉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尤佑从项元汴的家族说起，具经世致用、文化传承的前瞻思想。项元汴“善治生产”而“富甲海内”，“工画善书”而出类拔萃。他的收藏涵盖东晋至明代中期，门类广、价值高、藏品丰，在藏品上印章、标价，说明在他眼中艺术品不仅有艺术价值，更有商业价值。“在艺术鉴赏和创造方面，项元汴‘师古人又师造化’，注重对传统文化的鉴赏吸收以及现实写生和艺术创新。其收藏、创作直接影响后‘嘉兴画派’及董其昌、仇英等人的创作。”
项元汴收藏锋芒毕露，但项氏家族的书画成就却常被人忽视。
“项氏既是书画鉴藏世家，又是书画创作世家，还是科举仕宦世家。我们要做好项氏家族文献梳理，深化其文化研究。”嘉兴学院“大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嘉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张猛说起去年“大系”嘉兴特展精心设置天籁阁板块，展出356件天籁阁旧藏，其中“江南望族 诗书传家”介绍了天籁阁背后的明代江南望族嘉兴项氏。他根据上海图书馆藏《嘉禾项氏宗谱》记载，梳理了项氏第一代项晋到第十四代项忠及其对家族的影响。
“早期项元汴、项德新等受吴门画派影响，后期项圣谟独树一帜，并影响项奎。项氏家族的天籁画脉，绵延近两百年，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嘉兴博物馆保管利用部主任、副研究馆员刘云峰从天籁阁说起，在项元汴搭建的书画世界中逐渐诞生嘉兴画派，项元汴是开创人，项圣谟是集大成者，还影响了李日华、方薰、王概、张庚等明末清初的画家，赋予文人画气息。“‘项氏一门开创，李朱方张继风骚’，嘉兴出现李氏、钱氏、陈氏、查氏、董氏、郭氏、潘氏等书画世家。”
“王世贞是文坛领袖，董其昌是书画权威，项元汴是收藏顶流，书画鉴藏与书画理论之间的互动，值得探讨。”嘉兴学院“大系”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荣军独辟蹊径，从晚明对山水画史大名单的多样书写谈起，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从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开始，列举五代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北宋李成、范宽，南宋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元代黄公望、王蒙等述说山水画之变。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认为文人画始于唐王维，从五代北宋董、巨、李、范到南宋刘、李、马、夏，从“元四家”到“明四家”梳理山水画史。项元汴的收藏不仅从唐李昭道、王维到“元四家”，还包括王、董未列的赵佶、钱选、赵孟頫等人，可见其包容和独特。
“家学、时风及个人趣尚相互作用，项穆在书法理论和艺术实践中秉持尊书道而重书统、敦心性而尚德行、贵新变而用中和的书学观。”嘉兴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杨刚谈到项元汴长子项穆受家庭文化熏染。他爱吟咏，善丹青，是明末嘉兴地区重要书家，其书学理论著作《书法雅言》从不同侧面系统论述书法史论、批评、学习、赏鉴、器用等，有较高文献价值和书学理论价值，是项氏书学观念的集中体现。
文化学者、嘉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子仪更注重项元汴之孙项圣谟与人合作绘画的经历。她分别列举了项圣谟和明末肖像画名家曾鲸合作《董其昌像》、与曾鲸弟子张琦合绘自画像《依朱图》、与谢彬合绘《松涛散仙图轴》《朱葵石像轴》，特别是在56岁生日时，回忆年轻时与董松林品茶赏画的情景，与张琦合绘《尚友图》，除项圣谟和鲁得之，其他四位已作古。谈及项圣谟借画抒情，她说，“这是写实还是回忆？也许身边的景是真实的，但人恐怕也是回忆，或者是画作者和画中人都固执地要回到回不去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