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奇平
张元济（1867.10.25—1959.8.14），字筱斋，号菊生，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商务印书馆奠基人之一，我国近现代新式出版事业开拓者，于古籍整理、西学译介、出版传播等领域开一代风气之先。
荷尽已无擎雨盖
1898年10月下旬一天，时令已过霜降，再过十来天便是戊戌年立冬了。香山红枫经霜愈艳，紫禁城内腊梅待开，先前几场秋霜冷雨却让北海荷花自寒露后就进入了凋零干枯的规律周期。
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徐用仪（字筱云），这时节也已如同雨中浮沉飘萍，此起彼伏的冷雨常会让他自睡梦惊醒。每当夜不能寐茕立窗前，望向室外飘忽雨帘，常年读经史书的他眼前便会浮现宋玉《风赋》，浮现如同《左传·昭公四年》的那一幕，且预感上月底发生在菜市口的那幕也终将会落到他头上，唯独不知缇骑会在何时临门。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个人祸福事小，就是夜空下这爿风雨欲来的皇城，让读了一辈子圣贤书的他五味杂陈。与其在黯然神伤中等待，还不如意气照旧，于是每天晨兴晚寐，家人们从他脸上看不出有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变化。
可就在这天，一位小他四十多岁的同邑后生上门，打破了筱云长时期的内心沉默，使这位历来不露声色的老人竟一时凝噎起来。后生此番上门是特意来同先生道别。念及此去路远迢迢，日后也不知是否还能见到，先生便让家人速取两百银来。眼见家人立在原地不为所动，先生有点摸不清状况，回头才知自家也已捉襟见肘。可待他这弦月般弯眉一瞪，晓得伊脾气的家人也便无话可说了。屋外此时已平地起风，风裹着黄叶、尘埃等在京城的天空和胡同中打转，若干残叶飘荡游走一番后兀自从他们眼前飘落。先生后将银票双手奉上，又一把攥住了后生的手。两位风尘中的羁旅人来到了堂前廊下，望衡对宇，久久不语。直到临别，将后生送出门，目送他于雨幕中渐行渐远的清瘦背影的一刻，筱云再难自持，长期封锁的心门随着西天席卷而来的阴霾和大雨瞬间决堤。
两年后8月11日，兼任兵部尚书的徐用仪被斩于菜市口（和袁昶、许景澄，立山、联元，时称“庚子被祸五大臣”）。三天后，八国联军豕突入京，慈禧和光绪仓惶离京。颠沛流离的一路赴西，让皇太后叫苦不迭，想着当初要是多听听良臣进言便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而昔日之是是非非已随风远逝，其原委恐怕只有迄今尚未发明的时光机才能将它滤析了。可戊戌年10月下旬的这一场及时雨，雪中送炭的两百银（约抵得上徐两年俸禄），却从事实上解决了后生全家迁居沪上的费用，让他能够在暂时安定存活下来后干出一番实事。后生为此毕生感戴，在其晚年仍“屡屡念及此事”。
菊残犹有傲霜枝
后生姓张，名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5月，张菊生中壬辰科二甲第二十四名进士，同科还有绍兴人蔡元培等。时任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的许庚身是这一届会试朝考的评卷官，他在阅菊生卷后尤为赞赏，便打算将幼女子宜许配给他。子宜后来成为菊生妻，即许夫人。
世纪之交那一代学子的梦醒或许皆始于甲午兵败，然面对奔袭而来的异域飓风，仍不乏抱旧浑噩之人，一部分开明学子却从飓风刺激中清醒，始倾向维新。风雪欲来，菊生深感“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便一再督促知己好友汪康年办报纸、设书局、开学堂以培养“贯通中西，兼知他项西学”的人才，还和他惕励：“吾辈今日做事，但求有益于人，一己之身名，可勿爱惜。”
光绪二十二年（1896）8月，复以第一名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后，菊生每见署内各类条约公文等胡乱堆置，便会上条建议改革。他当时官阶小、俸禄低，却敢进言，此举为大臣张荫桓器重（京城时有“二张”之说），这便将菊生引荐给了李鸿章。中堂大人也很赏识这位个子看去虽小，内里却有骨气的年轻人，即便有时也会因他屡陈利弊而哂叹，“你们这些小孩子懂得什么？”
在京十年，菊生做过小官，办过学堂，维新期间也被皇帝召见。而自六君子被难后，他也生出了跟筱云前辈一样的想法，随时静候缇骑上门，又恐母亲受到惊吓而始终不露声色。然1898年10月8日，一纸“革职永不叙用”的公文呈邸后，他便知这次是再也瞒不住了。母亲谢夫人雅量，实际上是为了宽慰儿子的心：“儿啊，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一时间难以自持，菊生捧母手而泣。
说回戊戌这年，菊生或也是要被杀头的，由于皇帝和李中堂“隐有保全之意”而逃过一劫。李鸿章随后派于式枚上门慰问，问他接下来有何打算，菊生告以想回上海谋生。几天后，于式枚便再次上门：“中堂已告知盛宣怀，去沪后将由盛安排工作。”有此着落后，菊生便准备在10月下旬这天携家人离京南下。临行出发前，他似乎有心事未了，这便去了同邑筱云前辈府上道别。
光绪二十五年（1899），菊生转投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由于时任督办的盛宣怀身边缺少熟悉西文、精通译印的人才而聘他为译书院院长。在菊生主持下，南洋公学开设了特班，聘蔡元培为主任。特班当年虽只办了一届，日后却出了李叔同、谢无量、黄炎培等人。此外，他这时虽已转投另一领域，仍心系社稷，且时常就吊诡时局慷慨陈词，甚至有次李鸿章抵沪还劝他不必再为清廷效力。
这一年，印刷工人出身、后创办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由于承印南洋公学印件而同菊生结识，两人很谈得来，且意气相投。不久后，菊生便在夏瑞芳力邀下辞去公职，正式加入了商务印书馆，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从此一门心思投入教育和出版事业，只可惜一桩义薄云天的事业让夏瑞芳把性命都给弄丢了。1914年元旦后不久，夏瑞芳被陈其美派来的刺客暗杀。那天黄昏，两人办完事后本来一道下楼的，菊生由于记起东西忘拿复上楼，由此又侥幸逃过一劫。知交半零落，古道边一丛“惟吾德馨”芳菊，自此独剩菊生一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
1932年8月15日，鲁迅曾在致台静农的一封信中写道：“早欲翻阅二十四史，曾向商务印书馆预约一部，而今年遂须延期，大约后年之冬，才能完毕，惟有服鱼肝油，延年却病以待之耳。”这部让鲁迅牵挂多年的大型丛书，便是菊生当年几乎以一己之力，广纳辑校而成的《百衲本二十四史》。
从《鲁迅日记》这一记述细节可见，维新后矢志教育和出版的菊生之视阈，不止于西学译介。除初入商务印书馆后所创办的编译所之外，他又先后创办了涵芬楼、东方图书馆、私立合众图书馆，用于对我国古籍的收藏整理，民间书局于是承担起许多甚至连主流都未能尽之事。1902年，他入商务印书馆后的首件事便是聘老友蔡元培为编译所长。两年后，首部小学教科书正式发行；1915年，“历时八年，罗书十余万卷”的首部工具书《辞源》也在菊生亲自规划下问世。
而从客观上看，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拐点乃我国兵燹年月，前人创造的精神遗产在这期间亦损毁、流失严重。随着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人，或在我国西域掘地三尺，或以重金贿赂国人，而将无数简牍、古写本等陆续外运，当朝却置若罔闻，对那一代学子来讲想必是双重刺激和羞辱。1907年前后，江南图书馆主人缪荃孙遂“慨然于旧书之将绝”，睹此凋零、衰败时节的菊生也一样心情，可手无寸铁的一介书生，此时只能以“……自有挽回风气之日”来宽慰老友。
常人也就说说而已，遭此事实刺激的张菊生却一声不响地践行起“挽回风气”四字，甚至在他寓居沪上的旧式石库门的房门上头特制了一块红底黑字铁皮招牌，上写“收买旧书”四字。此后，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一处不为游山玩水，只为走访书肆。“丐之藏家，求之坊肆，近走两京，远驰域外”，便是他对那段经历的概括。前两句讲的是他但凡邂逅古籍珍本，要么成批搜购，要么挑拣搜买，后两句则讲他或在国内，或去西洋考察教育期间，访书和求书都是第一出行要务。“一·二八”事变前夕，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的孤本、珍本等已近50万册。论地方志收藏，当时则首推东方图书馆。
最是橙黄橘绿时
困知勉行的雨中独步，未让菊生哪怕于下意识里叹过“苦”，却有三件事铸成了他的“痛”。痛之切肤或许大过于他当年忍泪步入凄风冷雨，同一直站在门口目送他远行的同邑筱云前辈之间时空距离的不断拉开。
1932年，是由鲁迅推动下的新兴木刻画运动兴起次年。1月28日，江南飘起了鹅毛大雪，传统新春佳节即将来临，沪上市民已开始采办年货，孩童们则到处扔鞭炮玩，时节虽冷，空气却自带暖意。昼夜交替时分，沪上天空被火炮和飞机阴霾充斥，一时间满城流离失所，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也未能幸免。漫天飞灰和堕地残纸瞬时笼罩“远东第一城”，这些无不是菊生铢积寸累搜集来的古籍珍本。据写《近代出版家张元济》一书的王绍曾先生回忆——那天东北风吹得很紧，他和先生在沪西寓所望衡对宇，闸北的纸灰一直吹到他们头顶，院落中随处可见。菊生呜咽得几乎说不出话，一面摇头叹息一面说：“工厂机器设施毁了可重建，惟有数十年辛勤搜集来的几十万册图书失而不可复得，这将是不可弥补的损失……”飞灰中另有三部书让他引为终身憾事——一部是《眉山七史》中的《周书》（为海内孤本），一部是《古今逸史》，一部是迄未刊行的《诒经堂续经解》（除《三礼疑义》因外馆借去而幸获保全外其余绝迹天壤）。菊生回头又对许夫人说：“这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五十多万册书搜购……而让它们散失在全国各地，岂不可避免……”更离奇的是，距东方图书馆被轰炸仅过去三天，又有日本浪人豕突而入，四处纵火焚烧。他们放言说，道路设施等毁了，你们中国人可以重建，将你们文化毁了，就毫无办法了。
外患或因当时的这片土地病入膏肓而在劫难逃，另有两次内忧则像在菊生心头剜了一刀。时为“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皕宋楼陆氏，其搜集珍藏的善本之多在当时无二。自藏主陆心源于1894年去世后，菊生一直关心其藏书走向，而他两赴皕宋楼都遭到陆氏后人以托辞拒绝，其间却有日本藏书家两次登楼，试图以重金收买全部藏书。菊生闻讯后愿以商务印书馆名义出八万收购，陆氏开价十万。出于保住古籍不再外流之心，菊生托人转告陆氏切勿外售。可等商务印书馆凑足十万，陆氏已以十一万八千悉数抛售给了日本岩崎静嘉堂。颇有戏剧性一幕出现在菊生后来赴日访书，受到了对岸汉学家款待。他便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遍观静嘉堂、帝室图书寮、内阁文库、东洋文库等所收藏的我国各类古籍珍本，并就经史子集四部商议借照。这些书后来分别转入了商务印书馆出的《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
清光绪年间由嘉兴府忻虞卿所辑的《槜李文系》或可说是本邑文脉之绵延，上起汉魏，下至光绪中，收嘉兴府先贤1236人之遗文1906篇。1921年6月21日，菊生在致同邑王甲荣（王蘧常父）的一封信中，始商议“增补原书缺略”，后经葛嗣浵、金兆蕃、朱希祖、金蓉镜等广采补辑，至1935年间便和忻氏原稿统筹成80卷，收作者2354人，文4041篇，菊生亲笔抄录《槜李文系目录》4卷。抗战前夕，原稿装订有78册，藏于嘉兴图书馆。抗战爆发后，馆长陆祖穀将藏书转移至馆员仲欣木老家濮院，直到被汪伪76号成员万里浪悉数盗走。抗战后期，终于有一民间人士将稿本送来了合众，一开口就是黄金二十两，情急无奈之下，馆员顾廷龙只好请来已经退休的菊生。当他望着昔日不知花费多少心血编成的稿本，一时凝噎，无奈人到暮年鬻字为生，便心酸地对顾廷龙说：“合众与我再也无法留住，但愿异日国富民裕时……”
一代出版巨擘，自身就是这么清贫。戏剧性一幕又出现了，一位同样来自海盐的年轻人颜文凯在得知此事后，用金条将文稿悉数购下后捐赠给了合众。《槜李文系》稿本后随合众一起归于上海图书馆。
失而复得的遗产总算有了归宿，它的面孔却已如同僧侣之“百衲衣”般残缺不全，《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名字因此而来。商务印书馆历代出版园圃，最璀璨夺目的四丛，或许还属《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百衲本二十四史》。1930年，《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影时，菊生已从商务印书馆退休，仍全身心投入于全史的编纂校勘，“中经兵燹，阅时八载，始观厥成”。至1937年前后，这一前无古人的奠基工程终告一段落。而于上年10月下旬去世的鲁迅，已经看不到他生前所牵挂的一刻。
后记
上世纪中叶，菊生已年逾九十，及至临终似乎还有心事未了。同事们有次去医院探望时，他已不能完整说话，只能断断续续吐出“册、册、册”三字。前不久，我在微信上同如今寓居沪上的菊生先生孙，张人凤老人有过片刻交流，在他所为我开列的书单和资料索引下，终得知这是由于先生当年对《册府元龟》（宋代王钦若纂，全书曾有一千卷，目录十卷）出版一事还放心不下。
这让我想起静安先生的《简牍检署考》，第一段里就有《尚书·金滕》“史乃册祝”（史官制作册书以祷告），《尚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周成王令史官制作册书并宣读）等典故——可见《简牍检署考》是就“册”“书”等汉语言文字传播介质的一次源考和梳理。“册”字读起来是以舌尖抵向上颚发声，其声音似有些萧瑟，而其回声也很醇厚。
自某一刻起，菊生先生便将他的余生托付给了这册大书。书从他这里开始，便以一种始料未及的浩瀚视阈展开，像是云彩掩映下一眼望不到头的地平线；而自火烧云中劫后余生的四卷《涵芬楼烬余书录》则仿佛熔铸着他的一帧生平肖像。
1999年至2002年，我曾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元济高中上学，校园里有他肖像，也有新落成的涵芬图书馆。每天黄昏，我都会去图书馆走廊尽头右手边那间向阳的阅览室里看书做笔记；后来去外地上大学，我有时跟同学开玩笑说，我的大学其实早在高中就完成了。可我当时对这帧隐匿于校园而又无处不在的云上肖像，以及“涵芬”两字却朦朦胧胧，后来便一直折叠在记忆里。今天，我惴惴不安将它展开，下意识里总会浮现当时初读的苏东坡《赠刘景文》一诗。
《中华民族的人格》书影
《四部丛刊续编》书影
商务印书馆全景
上海东方图书馆
张元济图书馆老馆
《百衲本二十四史》书柜
张元济手书对联
本版图片由张元济图书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