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缪惠新，秀洲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原副主席兼秘书长、秀洲农民画代表人物，开创秀洲农民画赴国外举办个人画展的先河，为秀洲成为“农民画之乡”作出了突出贡献。
■文字整理 记者 耿俪洳 通讯员 李贵平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一）
我叫缪惠新，1959年出生在秀洲区油车港镇栖真村。
其实，从名字就能听出来，这个村实在是有点不一般。栖真村历史悠久，以前还有过麒麟乡、思贤乡等名称，以“水美、鱼肥、米香”而闻名。这里特别出名的还有栖真禅寺，栖真的名称是由建寺的宝月和尚的“地广境幽，绝无尘迹，足可栖真养道”这几句话中流传而来的。
虽然我出生的时候，栖真禅寺早已不在，曾经的富庶繁荣也没了。但鱼米之乡，自然灾害少，加上聪明勤劳、用心生活，物质上不算太匮乏，精神上也有不少的讲究，比如，家家户户灶头上必然要画些万年青、长寿桃之类的，女子出嫁会精心准备精致的绣品，家里的木质家具再简单也要雕些花。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祖母手中那些好看的剪纸作品，小时候的我也总是在祖母身边看她，看多了，自己也能上手画一画、剪一剪。那时的我，就觉得自己该干的是手艺活。
高中毕业、恢复高考后，我报了江苏省一所美院的服装设计专业。当时要参加学校考试，得先交作品，我寄了三次过去都石沉大海，连去考试的资格都没有。
说实话，当时得到这么个结果是失望的。后来，我就在村里当起了小学代课老师。在学校里，我基本什么都教：语文、美术、体育……
1981年，文化馆的橱窗里，展出了我的一张小画。我很开心，专门骑了一个半小时自行车，赶去看自己的画。说是画，其实只有A4纸那么大，画的是一位农民。这张画，算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这次偶然，也让我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契机。
1983年，文化部要举办全国农民画比赛，读过几年书又会画点画的我，被选拔出来。
我还记得是那年的5月，包括我在内的9名农民画作者去上海参观金山农民画。我们到那里一看，画画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太。画的画看起来也不是很复杂。连老太太都能画，那时我才20多岁，为什么不继续画下去呢？我有了信心，就又拿起了画笔。
从金山回来后，我一晚上勾勒了六张小稿，后来画成了五张，最后展出了四张，得奖的有两张。其实那时候有过不成文的规定，每个参展者只能获一个奖，在《乡情》拿到一等奖后，主办方觉得《七牛图》实在不错，最终破格又给了我一个三等奖。
其实在创作前，我也茫然过，不知道该画写些什么，但当时上海和杭州的培训老师告诉我们——画你心中最想画的。我就想到了乡村，想到了父老乡亲，想到了父母亲人。
《乡情》我画的是祖母和母亲，因为不会画人物正面，我选择了画背影，并画上了他们日夜劳作的标志物，比如太阳、月亮、稻谷、蚕桑、鸡鸭等。
一个农民用来改变命运的路，有很多条。但对于我，却是通过一件和农民不相干的事：画画。现在回头想想，如果不是那次比赛，我的命运不会被改变。
（二）
省里获奖后，我的画跟着其他几幅秀洲农民画一起到北京中央美院参展。有个加拿大画家看到后，称赞我的画很厉害。后来，中央美院画廊公关部的李茜写信告诉了我这件事。
我还记得收到信的时候，我在田里。因为信封上不是手写字而是铅印字，村里书记认为肯定不是一般信件，专程给我送来。
就站在田里，我擦了擦手上的泥打开了信，看到了李茜对我的鼓励。她在信里告诉我，可以画一批作品来，她可以帮我在美院办展。
看到这些话，我特别兴奋，立马给李茜回了信，希望她能给我两个月时间，我一定会拿出一批作品来。后来，在两个月时间里，我画了60幅画。这些画里，我画秀洲的农村、画秀洲的农民，也画秀洲的风土人情，画我认知中的秀洲美好。
然后，我带着它们，揣上家里仅有的400元钱，坐火车去了北京，交了每天200元的场地费办了6天的展览。那时的我，在乡政府当文书，工资一个月也就几十元，但为了这场展览，我四处找亲朋好友，总算凑够了钱。
我还记得画展开幕的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了一条新闻：“嘉兴农民缪惠新在北京中央美院举办中国农民画首次个人画展。”
实际上，这次赴北京办个人画展，我还听到了不少声音。我记得，中央美院民间美术系主任杨先让看了画展后对我说：缪惠新，你这么画，是走了农民画之外的另一条道路。也有一位北京学者跟我说：你的画有毕加索的味道，有马蒂斯的画风。
毕加索、马蒂斯是谁？听到这句点评前，我都不认识。后来我才知道，对于中国美术界而言，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特殊时期。西方现代派绘画观念和图像大量涌入，多元化的创作表现手法和艺术观念，对于习惯了以往国外写实画风的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那时的美术界正在展开“艺术究竟是什么”的激烈探讨，年轻一代的画家们从外来的新事物身上找到了突破口。
而我这个农民也歪打正着地找到了这个突破口：在农民画中融入多元化创作表现手法展现秀洲的、江南的乃至中国的乡村文化。正是因为这一点，吸引了西方绘画爱好者的目光。
1987年第一次北京办展时，一家英国公司在北京的总代表梅丽蒂想买我的画。我拒绝了，因为那时的我并不认为画画是为了赚钱的，但因为对方的诚意，我送了两幅她喜欢的画。
1989年，我在北京办第二次个人展时，秀洲也成立了“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友会”，我是其中一员。我和画友们一起画画，参加全国各种展览，不少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美院等单位和国际友人收藏，不少作品在《美术》《艺术世界》等国内报刊、杂志上发表。那时的秀洲还出版了《秀洲农民画》《田园艺术》等作品集。
（三）
1993年，秀洲提出画乡建设的新目标：“建好一个基地、抓好一支队伍、抓出一批作品、打响农民画品牌”。
这一年，我第四次在北京办个人展，在一场party上我遇上了我的熟人：梅丽蒂。看到我，她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的画我找人挑一些，带去法国办画展。
1995年，我的画展办在法国巴黎的中国之家，40多幅作品都是我对小时候农村劳动的记忆。现在想来，如果不是生在秀洲农村，我不会有那么多的素材和灵感，也不会有走出乡村、走向全国乃至走向世界的缘分和机会。
法国画展，还促成了美国画展。开展前，我在美国的经纪人还有点担心。没想到有个叫杰西卡的记者非常喜欢我的画，专门写了篇文章，发在一本权威艺术杂志上。
因为办展，我去了美国，造访了不少知名博物馆。在这些西方博物馆里，我看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艺术珍品，有书画、有器物，也有墓葬艺术。这让我的视野更加开阔。
1998年，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要评选“亚洲十大艺术家”。他们在美国主要媒体上找亚洲从事艺术的人选。因为那本权威艺术杂志刊登过我，所以我入选并评上了，和张艺谋、成龙这些国际巨星一起获得“亚洲十大艺术家”称号，我的授奖词是“中国乡村毕加索”。
我的频频办展和名声响亮，也在秀洲激励了不少人拿起画笔创作农民画。更加开心的是，1997年，我们拥有了自己的阵地：秀洲区投资300万元建造了3000平方米的农民画陈列馆。这也是全省第一座农民画陈列馆。
随着农民画的兴起，我记得当时的秀洲区区长召开过一次座谈会，专题讨论农民画发展。我在会上提了一些建议：一是对农民画要普及，提升两手抓；二是要抓住机遇，扩大影响力；三是要保障待遇，营造好氛围。
2000年，秀洲再次投资2800万元建造了占地面积7600平方米的“秀洲·中国农民画艺术中心展示厅”。秀洲农民画家活动的阵地更大了。后来，这个展示厅还被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定名为“秀洲·中国农民画艺术中心”。
第二年，秀洲举办了中国首届农民画艺术节。作为文化部公共文化司批准的唯一的国字号农民画艺术节，秀洲成为全国农民画发展的焦点。这个节也是浙江省文化厅重点扶持的全省18个节会之一。
家门口办节，我当然不能缺席。每年艺术节，我都会准备好作品参展。之后，秀洲农民画组团前往法国、英国、德国、捷克、芬兰等地举办各种展览或活动中，我也都有作品参展。在岛国斐济办展时，我还在现场支起画架作画，重现了我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画作《三姐》。
2006年，《秀洲区画乡建设规划（2005—2015年）》出台，提出将构建起秀洲农民画人才资源培育保护体系、艺术展示体系、宣传推广体系、发展全国论坛体系、艺术产业发展体系“五大体系”。100万元的区农民画建设基金设立。农民画，在秀洲越来越兴盛了。
（四）
我是画家，也是农民。2007年，我被派到老家栖真村挂职村党支部副书记。回到村里，我立马做了几件事：一是给栖真村修复栖真禅寺，二是进行村庄整治和老街提升。后面两项工作得了市里嘉奖，我还被评上了浙江省优秀农村基层指导员。
2008年，镇里让我回去继续当镇长助理，负责修复龚宝铨故居。龚宝铨是辛亥革命的义士，他和秋瑾一起创办大通学堂、联络会党起义，还担任过浙江图书馆馆长，在我们镇里是大名人。为了修这个故居，我想尽办法。
修好故居没多久后，我又被调到区文联工作。工作之余，我依然坚持画画，并充分发挥我个人画室作用，义务做辅导老师。在我看来，这辈子既然选择了画画，画画也改变了我人生，我就不会放弃画画。
我很开心的是，2010年，秀洲区再次启动建设了一个占地38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的新秀洲·中国农民画艺术中心。那年还有件事，就是嘉兴秀洲中国农民画艺术节获得第十五届全国“群星奖”项目类奖项，成为画乡秀洲第四个“国”字号荣誉。在这次评选中，我也获得了“群文之星”的称号，是那次嘉兴市唯一一个“群星奖”。
加上这个，那时的画乡秀洲在打造农民画品牌上已经拥有了四个“国”字号荣誉。前三个分别是，文化部2000年批准的每两至三年举办一届中国农民画艺术节、文化部2001年命名的“秀洲·中国农民画艺术中心”、文化部2008年命名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在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秀洲也逐步开始推动农民画产业的创新开发，比如开发农民画衍生产品，多次赴义乌文博会、深圳文博会参展。2009年，秀洲农民画还在淘宝网开网店进行售卖。
我很开心我亲历了画乡秀洲建设的每一步。在秀洲，我当年提的三点建议都得到了切切实实的落地，并取得了不少实实在在的成果。
有人说我是东方的毕加索，但我更希望我是中国的缪惠新。我一直在用农民的眼光看世界，用绘画表达中国农民的情感。有土地、有种子，加上辛勤的劳动和耕耘，就会有收获，这是农民的道理。在我看来，画画也是一样的道理。
现在，我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村里。这里不仅有我，还有七八十个农民画家，我们经常交流学习，也带动着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农民画、创作农民画。我还有个希望，在荣誉、品牌基础上，能实实在在打造一个农民画基地，包括展览、培训、创作、拍卖等各个功能区块，真正将农民画投入市场，做大做活，实现有效传承。
因为在我看来，经过40年岁月沉淀，农民画不仅是一幅艺术作品、一种文化标识，它更可以成为一件交易商品、一块产业版图，而这块产业版图不能通过“零敲碎打”的文创产品来实现，而是要形成完整的、能盈利的、有生存力的文化产业体系。